【大纪元3月31日讯】首先，必须明确前政治写作与后政治写作之区别。后政治写作，当然包括泛政治写作。泛（主要指那些指涉文化深层的）政治写作，也即是指非直接干预具体的政治事物的写作。而直接干预政治的写作，则叫平面政治写作，或叫本题政治写作，是指直接干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及其上层政治事物的，如我的大部分写作就是。但无论“平”或“泛”的，只要是批判政治的，都可通称为后政治写作。其实，后政治写作的提法，是相对于前政治写作而言的。前政治写作是指毛时代的歌功颂德的服务政治写作，是来自前苏联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而后政治写作主要是指批判、反讽和解构以平面（即现行的）政治为主的反政治写作，其写作模式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潮流里。服务政治的写作和后政治写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官方提倡的那种主旋律写作，其实就是服务政治的写作，是属于御用文人的写作，是犬儒主义的，是前政治写作的。而我主张的是批判和解构政治的后政治写作，是反政治的，是决不投降的写作。
我在这里强调的诗歌文学写作，应该是关乎人类民生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的写作，而不是毛时代的服务政治的虚假口号写作。这种后政治写作从我的诗中可见一斑。诗的暗示心灵和精神境界，这是没错的，但我们看到的流行大陆的目前的“个性化写作”的许多写法，却已背离了这一些。他们写一些连心灵和精神史都不能关照的、无病呻吟的诗，这难道不是令诗界有识之士引以为戒和应特别堪忧的吗？我们有些诗人的人格连普世的人权价值观念都反感和鄙视，其诗写的灵魂个性没有是非观念，以可见这种写作人的人格是多么堕落不堪。其实，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面的，尤其对于心灵现场和精神史的指涉，其永远有两个层面。一是深层的，即是对文化历史和心灵内部的干预；二是对平面的文化现场的干预，也即是对现存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干预。而恰恰是后者——自中共建政以来就无人敢于干涉了，其敢于暗示的也已不多了。尤其是所谓现代诗歌写作，皆成了纯内在的、无涉外在社会变革的空中之尤物。我们缺少的和我所呼吁的恰是后一种敢于干预政治现实的诗。后现代艺术实践证明，后现代纠正前现代的重大突破就是，后现代艺术将不仅是干涉内在心灵的艺术，而且也必须是或主要是干涉外在现场的诸如政治等平面精神境界的艺术。这是我们当下文学诗歌写作者必须坚决纠正的当务之急。而且必须指明，我历来不反对暗示心灵的深层化的诗歌写作，并且我也一直实践着这一切。
在我以前之所以没有人这么明彻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新一代写诗的人一般只探讨写作诗歌技艺，而很少探讨诗歌写作思想，所以，因无尖锐的思想而尚未碰到钉子。我的诗之所以解构那么多平面的名词，其实都是在解构平面的现存政治制度，并置在诗歌语言（故事）的象征（寓意不在场）喩境中传达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宪政理想思想。这就如我以诗歌写作推倒的不仅仅是一座“大雁塔”，这将是用诗歌艺术的参与实践着去推倒的一个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制度。
不管怎么说，现在网路时代比印刷时代自由多了。忆苦思甜……我为新一代诗人祝福。但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时代还未到来，网警对海外自由网站和国内进步网站的封锁以及查禁，这仍是我们中国诗人不可盲目乐观而自视井天的。因为，横看世界的普世文明潮流，就显得我们的国度是多么阴暗而落后。在知识份子阶层中，我们诗人应该是最精选的。然而恰恰相反，还有的连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和基本人性良知都要鄙视，甚至公然反对诗歌写作主持的这种正义和为人民民主鼓与呼的大胆敢言艺术形式，反对诗歌干预政治和社会重大问题，还说什么诗歌干预人权没有意义。这种连普世的价值观都没有意义，那真的人类文学写作还有什么是意义呢？这种犬儒和投降、奴才主义写作路线与风气甚嚣尘上，真的令人堪忧。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这样写，但起码提请每个读书人的关注和支持是必须的！
诗歌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可分批判的和关怀的。可我的诗歌写作如组诗《有关大雁塔》等等，显然属于前一种。在中国专制政治高压下，诗人们往往习惯或得益于后一种。这样可以少于风险，以期渐进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而直接的批判与反讽社会黑暗制度与现象的，即以抑恶扬善的却几乎很少了。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吧。这就是我们犬儒主义诗人得以大面积产生的温床与土壤。对此，我只能是见怪不怪了。但我多少奇怪的是，我往往一提出批判社会和反对投降与犬儒主义写作路线时，就会受到许多不理解和围攻。这说明，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的传统习惯性。诗人固然应该谦卑，但绝不可以中庸。如果诗人都走中庸之路，那么社会的批判性交给谁呢？诗人难道不是知识份子中的精英吗？所谓知识份子，就是批判社会的人；所谓诗人，就是社会黑暗势力的弑者。我固然不反对诗人的关怀事物和赞美新生的一般性，但我坚决反对诗人对社会的麻木不仁、中庸不堪或无病呻吟。诗人批判社会的要义是这个时代显为缺少的。一些诗人只知如何抚摩这个不义腐败社会，而并不知或不想如何批判这个不义腐败社会。光是去抚摸和关爱这个社会，而不想去解放和批判这个社会，其抚摸何在？
所以，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必须具备的。如果他没有或不想具备，其前者是没有形成知识份子所具备的世界观，他无论有多高文化和学历，他本质上还不是知识份子，说到底还没有真正成为诗人；其后者是主观逃避者，纯属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这种甘心做犬儒的诗人也是他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正是诗歌和人文主义传统堕落的症结所在，是我们诗人的先锋性质和知识份子的基本品质在当下的严重贫乏与缺失。尤其我一再强调的直接干预平面（不是深层历史）的现存政治的诗歌文学写作还是严重缺席。因此我特别强调，为的是能够冲破这一现在诗歌所没有冲破的唯一禁区，使之让更多的诗人都能肩负起这一高度的社会责任！
2003年6月17日草
2005年3月30日改
作者为中国诗人，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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