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1日讯】前日去邻居家，在量体称上一称，体重65公斤，心中暗吃一惊。接力绝食前曾称过一次，净重72.5公斤，难道这样见效？难怪单位同仁，见我都关切地说，“看，你又瘦了。”然而，在镜中自我打量，并没觉得自己形销骨立。除了周一外，每天晚上，我依然能够抖擞起精神，打两个小时乒乓球。前天去登秦岭，自觉身轻如燕，连小我许多的年青人也自叹不如。这说明几轮绝食下来，只是减少了一些赘肉，元气并未受到损伤。
有几个朋友私下劝我进食，说你们绝食是为给他人看的，何必当真？在家里吃东西，又有谁会知道呢？我正色答道：上天垂注，神不可欺。如果连这点慎独的功夫都没有，岂非与现在中共腐败官员相类似？
中共是以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一个无神论的物质利益集团（不排除个体意义上的有神论者的存在），有神论者那种超越时空的凝视感在中共是不存在的，阳光下都敢作恶，月黑风高时就更加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了，因为他们自以为有夜幕的掩护，制造出一个苏家屯或江家屯、罗家屯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了，因此，我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人来讲，光有一个保护人权的民主法治的制度平台还不够，这一制度平台还得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作为其道德基石，如此中国人才可能出离罪恶得到救赎。
当然，眼下中国亟需的是制度创新，是制度平台的建设，而横在中国人前进脚步前的中共集团则是对制度创新的具有巨大政治阻抗力的绊脚石，感化、攻心等手段不可能使得顽石点头自不待言，能否以某种手段解构这一黑恶的政治存在就成为体制内外正义人士考虑的头等大事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以敢言著称，去年曾经罢招研究生而鼓荡起一阵研究生罢招风波（为抗议研究生考试中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身为中共党员的他，今年更抛出一枚重磅炸弹，直截了当的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主张中共应分化为两党，从而向多党制迈进。
凭心而论，贺教授此论并非首创，多年前体制外人士早就有此一论，不过，企图通过中共的左右手互搏之术而达到多党民主，我以为太过于天真。贺先生为什么就没有向中国广大的民间力量投以一瞥呢？中共的极左派形象大坏，不会吸引中国人民的眼球，怎能给他们留下呼风唤雨的政治空间；中共的右派即使秉持保守的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但因与老旧的中共有天然的血亲关系，也难以被人民所认同、悦纳，能保住一个第三小党的席位就应该谢天谢地了。当然，中国在民主之路上的飞跃，必然以中共在应对危机事件时的分裂为前提，但这种裂变，并不能保证其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平等分肥、利益均沾。苏东波之后的政治场的兴废存亡，早已给出了答案，勿需多论。
中共的合法性危机自1989年镇压自由民主运动首次出现，17年以来，尤其是1999年罔顾民意狂暴镇压法轮功以来，其政治面目更是昭然于世。我们知道，镇压法轮功并非是根据作为“民意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定，中国民政部在江泽民等人的强权高压下，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即通告取缔法轮功，真所谓不教而诛啊。为什么中共每一次应对重大事变和危机，甚至连民主的幌子都弃置不用，而径直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原因在于，在中共的眼中，我的政权是百万颗人头落地换来的。
枪杆子里面能出政权，当然，枪杆子里面也能出法，而枪杆子掌握在我一党之手（笔杆子作为辅助），党就成为法的制订者、实施者、破坏者，又由于中共内部的集权体制（所谓民主集中制，要害在集中二字）。党的最高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推至君临天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中共党魁的一个讲话、一个电话，一封信、一个批示，甚或一个眼神都具有了搅动政治风云的神力。中国法律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党的政策相比，处于卑贱的位阶。中共最高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发言往往成为政策，而贯彻领导人指示精神的政策，则是法的渊源，法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法对中共来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或不方便则弃之。
中共没有注册登记，世人皆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经费、会议费用等每年花掉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而无人知晓，中共全党多年来混吃混喝，靡费多少财政收入，中国有哪部法律能管得了呢？中国的最高审计机关敢去审一下吗？因此，只要维持现存的这种党有天下的局面，什么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就只是空穴来屁而已。
说到此，我想起了我狱中的朋友，因言获罪受到非法之法的伤害的民主志士赵常青先生，但考虑到日志篇幅不宜过长，暂且搁下，且听下回分解吧。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