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0日讯】(六四天网消息)
主 持 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 杨宪宏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广播电台
录音整理：六四天网 黄晓敏等
杨宪宏：我们今天的节目所进行的节目《焦点访谈》为大家访问到的是中国“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先生。前不久我在节目里头跟大家介绍的今年的美国时代杂志选出的年度风云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你！你代表了所以互联网使用者。无独有偶今年亚洲周刊在岁末年终选出来的亚洲风云人物也是跟网络有关的中国网民。
明日之星，转移世界主导权
就像亚洲周刊在这一期特刊说的2006年中国网民胜过很多的政治人物跟商界人士。这个全球最大最红火的网上群体，正以最奇特最新颖的声音改变中国。
中国有两个，一个是中共的中国，一个是中国网民的中国。可以这么讲，中国网民正向中国的主流权力结果枪它的权力。2006年底中西双方的两种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把眼光放在互联网的使用者，这个群体就像明日之星正逐步的把改变世界的主导权正从传统的少数政治精英转到每一个人的手上。这种转变对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今天节目里头，我要访问的是同样是在互联网世界崛起的中国“六四天网”的负责人黄琦先生。就请他就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与中国的未来、中国网民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来的冲击谈谈他的观察。
黄琦先生，非常谢谢再次接受我们访谈，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前扑后继 发生质的飞跃
杨宪宏：黄琦先生，我记得去年亚洲周刊选出来亚洲风云人物是中国的维权律师，一共选了14个，其实不只是去年，在今年中国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在很多重要事件上都是各领风骚，真是的媒体瞩目的焦点。
黄琦先生，你怎么看今年中国网民、2006年的亚洲风云人物，这是即世界性的时代杂志选出使用互联网的人是世界今年的度年风云人物，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关联，你怎么观察这个事件？
黄琦： 中国网民成为被选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这不是今年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积累。
从九十年代末期，互联网进入中国大陆以后，中国网络维权、网络民运的先驱们就不断地尝试利用互联网通过中共大陆、中共专制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封锁。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海外民运通过网络进入中国大陆传递各种各样信息，其间的优秀代表包括《大参考》，还有《中国邮递》等等。
另一方面来说，更主流的方面是来自中国大陆网民的觉醒，这个过程当中，网络民运的先驱们是前扑后继，为此，有很多朋友走入监狱。当然，大家所看到的部分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被抓进去以后并不为外界所知道，所以这是大家前扑后继共同努力结果。
最终，在今年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大量的网络信息进入现实社会，同时现实社会的大量信息包括底层弱势群体的冤屈也通过网络传递到了世界。
我举个例来说吧，最近几天，你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包括美国驻华领事馆官员，还是德国驻华官员，还有其他国家驻华官员都前往北京上访村看望上访冤民们。所以，这严格说来就是来自于网络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弱势群体受到的伤害前扑后继的呼吁，这种呼吁不仅感动了中国，也正在感动世界！
利益引导人民，才能取得突破
杨宪宏： 实事上，我们看到连续两个杂志都用网民特别是亚洲周刊用中国网民来做主题，可以看出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目前为止，中国的网民以国家来看是现在占世界第二位、第二多，美国现在还是最多。
可是，我们都预计中国网民在未来一年之内可能就超越美国，变成全世界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当然我们看到从过去的1997年的网络到今天的差别。我们姑且用这次时代周刊它的分类，它认为过去是叫做WEB1.0，现在开始我们进入WEB2.0。WEB2.0跟WEB1.0的差别其实很简单。1.0其实还是有点中央极权话的味道，可是在过去这一阵子产生WEB1.1、1.2 1.3一直到W2.0正是进入中央化。
网络其实已经没有中央、没有谁是中央，那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使用者像黄琦先生，你是使用网络非常多的人，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逐渐看到网民与网民之间的互相服务、互相竞争出现了，而不是说我们要仰仗某一个人作为中介来帮我们做服务。
那这个在市场上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规则，那可是在民主或是政治的立场上来看，就是从此以后海阔天空，对中国网民特别是在实体政治上非常郁闷的中国网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我相信对于亚洲周刊选中国网民做为风云人物，不是往前看是往未来看；不是说他们过去表现如何，而是说期待他们未来的表现会更亮丽。
黄琦先生，你怎么观察中国网民未来的机会呢？
黄琦：首先，你看看现在上网的人数就像刚才所说的很快就要超过美国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中国网民已经从过去那样炒作浮华往事，就是说炒作网上的一些花边新闻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迅速的转入到关注现实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基层政治。这种情况就是对于社会的变化就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老百姓也是根据尝试的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功、取得的成就去鼓舞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人前扑后继地再去尝试，最终来说，我们为互联网付出的牺牲是越来越小。
而且，我现在跟你通话的时候我还可以荣幸的告诉你一个消息：昨天全国媒体大量刊载了泸州火电厂的污染事件，而这个事件就是在今年12月13号被抓入监狱的曾建余先生揭露的。这位先生揭露了这个事后，很快就被当局抓入监狱，因为他揭露的这个消息在互联网传播。
然后，我们天网就把他失踪的消息、被公安带走的消息报导了出来，之后，这个消息再通过国外的网站、再通过《中国邮递》的电子邮件大量向国内发送。发送之后，国内媒体非常关注，前面已经做了大量的报导。在昨天，全国几百家媒体同时行动，就大量报导庐州火电厂的污染事件。
而现在，我也感到非常荣幸的就是，曾建余的妻子和孩子今天也在我家里，他们也非常希望通过网络发更多的声音。
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网络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成就，看到了对现实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以后，才能鼓舞人。
现在，我和你们交谈的时候，我家里有不少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北京的赵君路先生，他才从北京上访村也带了访民到我家里面，还有汉源企业家，就是上个世纪在我们天网喊冤企业家，他当时是1000多万被政府剥夺后，后来通过网络的呼吁，通过找政府部门大家共同的、合力的作用，他已经拿回了200万块钱。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人，大家要记住一点，网络要突破还是要关注现实社会，还是只有通过关注现实社会获得利益以后，用利益鼓舞人民。
因为，在中国，不可能像法国大革命那种[自由引导人民]——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在中国，我们就低调一点吧，就叫[利益引导人民]。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最终，我们才能像台湾民主前辈那样带来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互联网战胜专制
杨宪宏：再回到我们讲的网络，老实说，我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观察，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不见得完全是正确的。我总是觉得中共当局一直在摸索孙悟空，就是这个网络到底要到哪里去，他一直在摸索，他认为自己是如来佛，我随时收我的掌，你怎么爬都在我这五只手指里头爬来爬去，他是这么想，可是呢，这是他想的可能刚好相反，也许网络是如来佛，中共只不过是孙悟空而已，他爬来爬去都还是在网络里，到底谁是如来佛谁是孙悟空还不知道。
我问过很多中国在网上维权的人士，他们都认为包括很多人士都认为中共不可能取消互联网，不能像北韩一样就干脆什么都不要，因为他已经走上不归路，走上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这条路，以后，互联网对他来说他无法单独切割。
不过我不是这么想，我还是保留。觉得中共终究有一天受不了，他关网，这个可不可能，这是两种想法，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今年大家都说了，尤其是国际上也说网民是风云人物，而且时代周刊的选出网民是风云人物，这个还对胡锦涛先生来说还有一点点的开个玩笑，说他其实是第二名，就说他被中国的被世界的的网民挤落，本来美国时代周刊有可能选择胡锦涛作为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年度风云人物，结果呢没有，没选择他，非常有意思。
那您认为呢？你认为这个网络的这条路对中国说这是那么一个某种程度的乐观？是走向一个不归路？不可能取消？
黄琦：这个不可能取消的？
这么讲，我引用网络民运前辈郑贻春先生，在2003年5月9号的一篇文章当中的一段话，那篇文章叫《为互联网咨询自由而呐喊》其中他有这样一句话：
[互联网因其无限自由的秉性，注定要推翻一切封闭的极权专制的丑恶势力；互联网因其海纳百川的特点，必定迎来中国大陆的全面进步与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攀昇！互联网是不可战胜的，相反，它却能战胜一切束缚它、限定它、损害它的形形色色类似于“莫谈国是”的暴政之束缚；中国大陆自由与民主的潮流是不可战胜的，因为美好的愿望深沉地积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可是说，他这段话就很有前瞻性的预见了互联网必将战胜中国大陆的专制，而不是胡锦涛或者说江泽民，或者说未来比胡锦涛强悍十倍的人能够独掌中国。
毕竟信息流通自由的畅通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能够幸运的看到昨天台湾民主基金会极富远见地把记者无国界组织选为第一届亚洲民主人权大奖的获得者，而且阿扁总统还要亲自为他们颁奖，可以说这就是对网络的一种肯定。
因为，记者无国界在中国大陆从事的工作里面，有很多就是为网络异议人士而呐喊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刚才谈到的那个胡锦涛和中国网民相比，我就觉得胡锦涛先生在中国网民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真的，他虽然是一国之君可以站在天安门检阅士兵，可以站在那儿向全国人民发号施令，但是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他和中国网民这个巨大群体相比他是很渺小的。
杨宪宏： 我都是一再问很多朋友这个问题，互联网在中国到底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消失？黄琦先生你再次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中共即使心里想取消它，但它做不到对不对？
黄琦先生，你还在电话线上吗？
黄琦：，，，，我还在电话线上。
大规模动乱 互联网一定被取消
杨宪宏：抱歉，我们一再被干扰，当我们在谈一个民主自由的话题的时候，有人就听得不太高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请他继续听，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减少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力度。
我刚才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某种程度，我不能算是悲观者，我是非常谨慎小心地在观看。因为，中共的行为模式，我们并不是我们不给他改邪归正的机会，只不过他瞒慢的，而且他说一套做一套的事情也太多了，那所以我就有一点想说[好，那我想寻求一个真正的、中间大家共有的价值观，就说中共中央对互联网，我也没看过他保证过或动嘴说过绝对不会取消互联网。
他不保证也好，因为它保证了也没用，可是我们从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去看，说它绝对不会这样做，黄琦先生你有什么观察吗？
黄琦：我觉得在常态情况下，就在这种社会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情况下，互联网是绝对不会被取消的。但是，一旦发生类似于六四事件这种情况的话，互联网被取消是板上钉钉的事。
为什么我认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在汉源事件，万州事件等国内发生一系列地区性事件当中，当地政府都采取了一个关闭互联网的办法，关闭一切通信，他们一遇上那种紧急情况，威胁到他们权力结构要让他们下台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把互联网一下就给关掉。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当然要让他们最终不会关闭互联网，这当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如杨宪宏先生刚才所说的，我们也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也走渐进互动的办法，尽管很多时候我们让他们感到痛心疾首，让他们感到如坐针毡，但是我们还是要适当把握这个度，对任何事过之而不及，必须在这条路上渐进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而且，通过反映老百姓最真实声音的办法，通过说理说法的办法一步步往前面走。你觉得这样如何杨宪宏先生？
中国，好像好像我们在80年代
杨宪宏：黄琦先生，我不客气批评一下，我觉得你们太仁慈了。我不是这样看，我是根本认为他会关，反正我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就是继续干，我就是这样做。
那我这样讲当然有根据，黄琦先生，我们在台湾就是这样干，我们根本就是认为当时国民党的戒严时代的政府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就说把你抓起来，可是呢，会不会我们要去想说怎么样做他比较不会，我们压根就没想到说他会去戒严，我也压根不认为他会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我们认为他为了政权一切不惜，怎么样做都不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志力的比赛，他就有一天看出我们这些家伙真的是够狠,我们也真的不怕，一波一波的人被抓，被抓就被抓怎么样，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起来，虽然我们都非常小心地用证据说话。
我说一段经验你听得会有兴趣：1983年在美国读书回来后，那个时候台湾还是戒严时代，我就变成记者。我一天到晚在我服务的报社跟我的总编辑吵架，我的总编辑老是告诉我你写的这个会影响社会，会引起动乱。那个时候我写过污染的报告，污染的报告不会因为你是国民党，这个空气污染你就闻不到了，不因为你说是执政党、国民党你就不会喝道脏水，你照样喝到脏水，你照样呼吸到不新鲜的空气。
当时，独裁者蒋经国也没有自己的空气也没有自己的水厂，他还是跟我们喝一样的。当我在主张消费者权益的时候，我也同时主张了蒋经国总统他的饮水，所以我用英文跟他的主管讲了一句话，我说他还是要和这个水啦！所以他们就在某种程度开放给我，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就有一个条件有证据就写。没有证据不可以。当然我也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没有证据不可以写，有了证据就打杀到底绝对不客气。当时，还包括我的付总统，他在水库上面建学校，在戒严的时代我们照样把他轰下来。
嘿嘿，也没有问题，呵呵，照样干，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你的意志力，到了这种程度，决不手软决不考虑他们的立场，管他的，打倒底。当然我讲的打倒底不是武斗了而是文斗，就来文的啦。来文的就是言论自由，开玩笑，那个时候，戒严时代管你什么言论自由，他不高兴就用匪谍通共匪，当共产党给你抓起来，关起来谁理你!我们到最后，我们就是集体的意志。
我感觉，也许，今天的中国也许就走到这个路了，已经走到了。好像好像我们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是解除戒严前夕，那个5年十年的时间。我觉得好像。就是工具不一样，工具不同。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可是我们想办法在报纸里头、广播啊，或者是街头突破，让消息可以分享给非常多的人。分享消息，分享正确的消息，就会引起社会的质变，人民的力量就出现了，这非常有趣的。
我就感觉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正在起来，到处风起云涌都出现了，那也许我们能说互联网的消息是不是完全是正确的，回头我们只能自我反省，我们传播消息是不是都是像纯金一样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如果都是真实的，人民相信互联网比相信胡锦涛还要更相信，就像这次《时代周刊》杂志选择风云人物的时候不选胡锦涛选全世界的网民，就是说网民的信任度要比胡锦涛还好一点。
你怎么看这样的时代感？这个时代感，我很长的时间没有到过中国，我很难用亲身体验的方式去描述，可是我远距离观察发现还有一种距离发现还有另一种思考。黄琦先生你怎么看？
黄琦：对不起非常抱歉，刚才有冤民在敲门，没有仔细听你讲的话。我初步了解你的意思。先生，我给你说，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到达你说的1980年的[台湾]那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主流媒体是不允许杨宪宏先生，80年代的杨宪宏先生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职的。
你若在大陆的媒体就职，很快就会被抓起来判刑，而且也会被开除，总编也会对你敬而远之，也会离你远远而去，所以，就没有媒体这个阵地。
在中国大陆，是官方控制一切陆地媒体，我们现在是网络和现实媒体的分离，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也看见现实媒体关注我们所关注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推出两种版本来让大陆的媒体也能关注。就是说对这个形势的估计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你们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而已，等于我们现在多了一个互联网，媒体还是政府在全面控制的，这个权力政府是没有放开的。在报导方面他们还是适应了网络媒体的报导方式，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客观情况。
我们不能用美声唱法
杨宪宏：你的看法就是说还要非常谨慎、小心匍匐的前进啊？！
黄琦：因为，这当中有这个问题，我们这批异议者，我们不能就在网络上，在虚拟的网络上意淫，在那里自己高唱歌曲，我们的目的是要影响现实社会，而影响现实社会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音调，调整我们的音度，我们不能用美声唱法。
说实话，用美声唱法太高调了，我们只能用拉网小调，用船工号子，用比民族唱法还要低的办法，来把老百姓的冤屈，包括社会现实情况反映出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你回忆很多朋友前仆后继入狱，入狱以后很多事情办不了啊，假如我黄琦那个时候不入狱，不因为八九死难者周国聪这个事情入狱，在这5年中，我就可以多办多少事啊。
当然，入狱也是必然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向当权者展示我们的勇气，展示我们的意志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调整好双方的度，如何把工作做得最多，从这个层面考虑。
我现在就是从如何做更多的工作考虑。
也许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朋友们采取的每一种方法都是值得赞许的，只要我们大家的目的就是奔向民主自由的中国，就行啊！
时机对网路也有利
杨宪宏：当然，时机对网路也有利。2008年北京奥运，它势必要把中国对世界来开放，那网络在这个时候更重要了，我们也看到中共中央对于未来的国际媒体进入中国采访，只要受访者同意就可以接受采访，跟现在说还要有关单位批准不一样的一种方式。
那你认为2008年奥运这样一个情景，这个对于中国未来往前进展，特别是从网络的民主影响现实的民主，这条路上有多少的帮助呢？黄琦先生。
黄琦：这个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多记者进入中国，可以把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真实的消息发布出去，然后再反馈回大陆，这样对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点，宪宏先生，中共当局其中有这样一个约束条件，就是涉及奥运的信息，它有这样一个附加条款，所以说到时候还会有打压。当然既然记者进来了，他们也就不会仅仅涉及奥运的信息，他们会更多层面的关注中国，所以说宪宏先生刚刚那个估计是非常正确的，必然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预见一下我们希望出现汉城88奥运的那种情况。
水涨船高、法不治众
杨宪宏：汉城也是一个1988奥运后带动了整个韩国在世界华民主化更是一个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在网络的封锁上其实中国一直是心狠手辣，除了防火墙也专门成立了网络警察来监控网络的言论。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维权人士常常都是网络发表文章变成了法庭上的呈堂证供，然后就做了判决的根据，其实这都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那这一部分的管制，黄琦先生，你觉得对于网民来说他们自我约束的情况，做检查的情况，目前的情况严不严重？或是说跟过去比较起来，大家在网上的谈话还是谨言慎行，还是有更多人的敢于，我说的是一般人，敢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不怕被抓去判罪，尤其是从师涛到高智晟其实都是网络上面发表言论，那么就变成是法院上的呈堂证供，这个做出的杀鸡儆猴真有效吗？会有效果吗？
黄琦：这个暂时会有效。这个法律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水涨船高、还有法不治众，现在通过一个较低层次的关注民生权益方面的呼吁和呐喊，逐步带动全民的呐喊。
当大家共同发出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的时候，中共抓谁呀？上亿网民都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去抓谁？谁也抓不了！
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大家都起来，我们大家必须要有先驱者，必须要有走入班房的人，必须要有流第一滴血的勇士，才会有更多的后来者，最终带动我们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开放。
电子商务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
杨宪宏：是，带动中国大陆全面开放，我相信现在的路径是非常清楚的。网路，我们目前用很审慎的方式来看的话，目前，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网络是齐头并进的，某种程度我也是这样看，中国经济会发展这样快，主要的原因是资讯本身透过网络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运作方法，这个是事实，很多的信息。我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去年，2005年台湾的一些统计，台湾2005年的一天网络咨询量，相当于 20年前一年的咨询量，我相信中国的数字更惊人，比例更惊人，很多事情在过去需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甚至一个月后才听闻，甚至一年后才听闻，现在几乎是一小时就了解了。那这就造成很多咨询媒体的决策模式做了相当大的改变，这部分就产生新的一个决策时代，新的决策时代。每个人都是决策者了，他可以作决定，因为他获得了正确的咨询，所以他做了某种程度的决定。
像这样一个咨询开通，使得今天的中国在过去十年为什么经济发展会这么快，因为大部分的个体户或是说在重重的商业机制上他快速获得认证，互相的相信就是信任感。生意就这样的在进行。
我的推测，今天的中国经济大部分其实是附加在网络上在运行，如果没有网络这些生意根本没有办法做，没有这么迅速的发生，才有今天一个零加两个零可能到三个零的进展，所以说这都是跟咨询互通有关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某种程度是架构在网路这条路上了。
黄琦先生，你认为这点认知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或是说主宰中国整个未来走向和谐社会也好，和谐社会一定要有基本的小康，一定要经济发展才可能，所以这一点上他们是不是认知到网络的这种活络，我看某种程度去忍受网民有一些言论的让他很不快，他却有巨大的利益在这个上面，他理解到这个问题。
黄琦：中共当局他是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的，这一点来说不是现在的新闻，《1999 九大网事》当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电子商务，所以，中共当局对于网络对于经济的影响，江泽民政权，我客观评价他们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他们意识到了网络是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捷径，从而在电子商务方面，他们是大规模的开放了中国的网络，从这个层面来说，每个县、每个地区政府都拿出电子商务的规划，这个还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所以说，今天中国经济架构在网络上，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说中国政府具有前瞻性是毫无质疑的，是分不开的。
如果你把历史的资料拿来翻开，你就能够完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正是由于经济架构在网络上面，所以你最先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中共当局要关闭网络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只有遇上六四那种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才会逼迫他们采取关闭网络的行动。
杨宪宏：这个很有趣，一旦网络非常自由的时候，像六四那样大的人员的聚集就会减少，因为人在网络上可以聚集的时候，实体上他聚集的能力相对来说需求就会减少，因为，当人从网络上就可以获得信息的时候，他何必冒着这种冲突的危险跑到街头上面去。
跑到街头上面去不是只是为了展现实力而已，其实是在那个地方能够得到正确的宣泄，跟台湾过去那段时间非常像。台湾当时是党外杂志，就是地下杂志或是说一些地下电台，他才有强的效果，所以从咨询自由的角度来看其实中共或许在这个时候还是一念之间，他应该开始更开放去忍受网络上很多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老实说他想做管制，我从技术上来看他做不到，他其实是完全做不到，因为网络的性质不是他能够（控制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WEB2.0。以后，以后时代更是比上一个时代从97到06年这9年的时间，恐怕更要让中共感到这个网络是变化多端，我所知道的技术在台湾我们也做系统整合，知道未来WEB2.0的技术，这可能是比现在更突飞猛进更是不可能做管制，可是能这也可以使得他的经济往前再发展可是那个基础是什么？不能管制，一管制你就退为WEB1.0而 WEB2.0跟1.0的落差其实是非大的，新的世界经济其实会架构在网络上，大部分的交易，你刚刚讲到的电子商务，大部分的商务未来都在电子上，已经没有实体上太多的机会，尤其是人人都变成媒体，人人都是麦克风，这样的一个时代都快来临了。
那我期待中国在这个部分会有非常好的表现。我知道在中国非常多的网络使用者其实是已经跟世界的大部分的走在最前端的人都并肩走并驾齐驱，而这些技术也正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从互联网成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以及中国网民又成为亚洲周刊风云人物，其实讲的都是将来而不是现在。
今天，非常谢谢黄琦先生，您交换了一些对互联网的经验，也给我们很多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政策的观察。
黄琦：谢谢杨宪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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