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3日讯】1964年，斯皮尔伯格未来的命运被决定了。正当斯皮尔伯格在圣荷塞电影院门前排队等着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影片《奇爱博士》(Doctor Strangeclove，又译《密码1141》)时，他妹妹和父亲拿着一封信开车来找他。这是一份义务服役通知，通知上说：由于缺少学生免征名额，他已被分在X炮兵部队。
这之后他还是看了那部电影，尽管他没有心思去好好欣赏它。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害怕。“我觉得去越南是极为可能的，所以我不得不看了两遍库布里克的那部片子以便真正地欣赏它。”战争来去匆匆，但库布里克是永恒的。
看起来上大学是唯一可能躲过征兵的选择。南加利弗尼亚大学把他拒之门外，家里又没钱送他到预科学院去提高学习成绩，因此，家里替他选择了一所位于长滩的比较公正的学院，一所加利弗尼亚的州立学院。
从好莱坞出发穿过洛杉矾边缘的工业区和郊区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长滩了，它处的位置似乎不属于加利弗尼亚了。这里的郊区带长廊的平房沿着不规则的海岸线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那昏暗的感觉和乡村气息让斯皮尔伯格想起亚利桑那。几年来，长滩以用“依阿华州的野餐”来款待客人而闻名，它已经吸引了中西部约15万急于享受这种“野餐”的人们。为了吸引旅游者，提高税收，县里允许石油公司在离岸只有几码远的人工岛上沉井，并把钻探工具藏在伪装成公寓的大楼中。企业家们也把废弃的“玛丽女王”号班船锚泊在此作为一个漂流协会中心，并装配上了霍华德‧休斯的巨大的、不能再飞了的“云杉鹅”飞船。
斯皮尔伯格公正地看待长滩这华而不实的环境就像看待大学教育。他承认如果应征的事早点儿结束的话，他大概根本不会去上大学。事实也是这样，他在长滩的3年里几乎没掀起他生命中任何一个波浪。因为这所大学里没有电影课程，所以这个曾在英语课上把小说《红字》变成动画效果的漫画册的人开始主攻英语。他还经常到咖啡屋去工作以挣些零花钱，并制作教学片。如果他能把一个星期的全部课程挤进两天时间完成，他就可以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洛杉矾了。
使斯皮尔伯格获得电影方面知识的机会就是到好莱坞的奴阿特和瓦格邦得这类的影院去看重映的或定期更换的影片。他说：“一切非美国的内容都能给我印象。有段时间我每天看的都是英格莫尔‧伯格曼的影片，我看了所有伯格曼的电影，因为在那段时间那个剧院放的都是他的电影，第二个星期你就得看班纽的电影了。”斯皮尔伯格紧接着说：“他的片子我看的不太多。”班纽影片糟糕的技术、古怪的情节以及严肃的天主教风格使他感到困惑，他宁愿去看杰奎斯‧太迪没有任何对白的片子。
斯皮尔伯格攒够钱后，租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并拍了一部片子。在长滩几年的时间，他共拍了5部片子，在其中几个片子中，他对抽象的东西进行了一些尝试。我拍了一个关于梦是如何分离的片于。我还拍了一个关于当雨水打在地上的尘土上时会出现什么情景的片子。”另外一部是“描写一个正被人追杀的男人，逃跑如此令他精神愉快，以至他甚至忘了是谁在追他了。”经常拍摄这种短片可以使他的拍摄技术不至于荒疏；但这些片予都缺少情趣，他早就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把一般事件拍成特殊事件的名义上的导演。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好故事，而拍这种好故事资金是必不可少的。
斯皮尔伯格与环球公司的联系对他的事业来说的确是一条最有希望的路。他把所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制片上了。瓦萨尔曼为了多挣些钱把办公室部分空房间租给了独立制片人。斯皮尔伯格探听到了这个消息，但听说这些能出租的空房间都在遥远的角落里或在用煤渣砖砌成的两层楼上，这些像制片厂四周的蘑菇一样挤在一起的房子多数都是以前的仓库。环球公司有几个人见到斯皮尔伯格很高兴。他们所有的人都给了他忠告，却没有人能给他一份工作。
瓦萨尔曼经营了几年能给他带来利润的观光旅游后，又发现了一个挣钱的方法。他投资了400万美元把“环球城观光团”改成了一个公司企业。他修建了休息室和可供出租的演出场地，并设计了几辆特制橡胶胎拖车。1964年7月4日，“观光团”正式成立，导游由学生们担任。他们中间最早的一位导游是来自思西奴的年轻人麦克‧奥威兹，他穿着一双拖鞋，脸上接着猫一样的撇笑。30年后，他被提拔为环球公司的经营者。
假如斯皮尔伯格能早点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一种优势就好了，这种优势能给他一条进入好莱坞的捷径。作为犹太人就意味着他的身上天生带有60年代好莱坞的文化色彩和个性色彩。如果他出身于商业家庭，他早该找到工作了，而他却只能在环球公司的大门外默默徘徊，寻找关系，寻找担保人，寻找资助人。
乔克‧西尔弗(斯皮尔伯格认为他是剪接部的经理，但西德尼‧辛伯格记得他是电影厂的图书馆长)在走廊里看见斯皮尔伯格，问他是谁，作为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在这里除了学生导游，40岁以下的人就都是演员了，他显然不属于任何一类。被斯皮尔伯格的解释说晕了的西尔弗给斯皮尔伯格写了一个通行证明，并设法把他介绍给了几位行政官员，但当斯皮尔伯格拿着他用8毫米的小机器拍的作品来的时候，开始同意见他的几位官员们又都反悔了。
他们正在从墙上取下那些曾被他们随便筛选的人的毕业证书，以便为其他什么人腾出地方来。斯皮尔伯格很快就知道了，他正在与加利弗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们竞争。这会儿斯皮尔伯格真感谢欧文叔叔在华纳兄弟公司开了那家摄影机商店，使他能够以用35毫米机器拍出符合专业水平的作品来弦耀。
斯皮尔伯格现在胆子大了，他很想到拍摄现场去观看导演们工作。但他却先后被人从希区科克《被撕坏的窗帘》(Torn Curtain)和弗朗克林‧纱夫纳《战争君主》(TheWar Lord)的拍摄现场给轰了出来，当公司负责人兼音乐合成罗尼‧皮尔斯给《被撕坏的窗帘》或一些较次的片于像多丽斯‧戴和洛克‧赫德森的喜剧《名花有主》 (Send MeNo Flower)配音时才让斯皮尔伯格坐进场里去，这事让斯皮尔伯格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
电视导演不像希区科克那样喜欢挑剔观看者。斯皮尔伯格1964年闯入罗伯特‧艾丽斯‧米勒的拍摄现场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正在与约翰‧卡沙维兹一起导演《鲍伯‧胡波介绍克莱斯勒影剧院》(Bob Hope Pressents the Chrysler Theater)电视剧中的一集。卡沙维兹注意到了这个脸上长着血疹、躲在暗影中的男孩儿，他向斯皮尔伯格做了自我介绍。在他们聊天时他问斯皮尔伯格：“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导演。”
卡涉维兹想了想，“OK！”他说，“我每拍完一段，你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当米勒再次喊“停！”时演员们都走向斯皮尔伯格，“你认为怎么样？我怎样能改进些？我演的有什么不对吗？”
斯皮尔伯格含溯其辞。“哎，卡沙维兹先生，这太让人难为情了。别当着这么多人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边上谈谈呢？”
但卡沙维兹坚持这样做，他大概很想在那位代表环球公司水平的小天才米勒的屁股底下点点火。无论如何斯皮尔伯格上了宝贵的一课。正像弗朗克斯‧ 特拉福特说的，“一个导演就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人。”如果你来到拍摄现场，你就该知道如何对付所发生的一切，几年以后，当斯皮尔伯格自己干起这行以后，他成了一个技术全面的制片专家。没有什么人能提出任何一个他回答不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