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9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吴旻洲台湾台北报导）叙利亚内战烽火连年，导致一波波的难民被迫流落异乡，令各界深感同情与悲痛；不过远隔千里的东亚大陆上，也有一群在社会底层不断被压榨、迫害的中国人民想要出逃，却被中共集权专政所建造的强大“铁笼”给束缚；反观因为中共制度性腐败滋生的中共贪官，却利用特权不断的挟带钜款潜逃出境，令人不胜唏嘘。
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调查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外逃人数高达1.8万人，并卷逃八千亿元人民币。不过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这些官方数字其实是低估了”，他举美国金融监督机构2012年的调查报告表示，2000年～2011年间，中共贪官洗到海外的脏钱总共将近3.8兆美元，2012年更攀升至1兆美元，2013年甚至恐超过1.5兆。
杨宪宏表示，“中国没有内战，但问题却比内战还严重”，中共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且大部分是把配偶、子女及大部分财产移至国外的“裸官”。从美国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高达190万名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官，在海外有存款或其他资产，因为他们很清楚，“共产党没几年能活了，还不如先把钱移出海外去才好逃难。”
“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敛财工具，是巨型的老鼠会”，杨宪宏批评，中共官员则是一群盗匪、小偷，根本没有任何道义可言，只是“脆弱的多数”，许多贪官早已让他们的子女取得外国的国民身份，却还在装模作样搞民族主义，欺骗中国底层的民众。
相较于中共制度必然产生的“贪官”，被压迫的中国底层民众及2.8亿的农民工，则是中共用制度创造的“二等公民”。
中共于1958年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将人民划分为“农村”与“非农村”，规定农民若想迁居城市，必须持有雇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迁入许可证等。但因为城市里的分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福利与资源，是单位所提供，所以农村人民不能适用。即便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鼓励大量农民进城投入各种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但户口制度仍未取消，并用低廉的工资压榨农民工。
“户口制度说白了其实是奴隶制”，近年才从中国逃往泰国的宋志宇表示，很多农民去做建筑工人，睡的工棚是大通铺，吃的大锅饭没什么肉，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每天工作12小时大约才赚200块人民币，“这还是在大的城市”，稍微偏远的农村就非常惨，甚至留在自己家乡的“看守儿童”，上学时还要带柴米在路边烧饭吃，真的是很悲惨。
“农民工若是敢多要钱，只有喝农药的份”宋志宇说，工地里的包工头其实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赚了钱还得要跟官员分赃，他要是觉得划不来就跑了，农民工就一毛钱都拿不到，若要是敢抗议，他就叫警察来抓人。
他举例，在2008年时，有300名教师因为学校拖欠2年没给工资，集体到哈尔滨抗议，在与官员僵持不下时，突然来了很多黑衣人，每人手持盾牌把300名教师团团围住后，开始往里挤，挤的这些教师又哭又叫的，然后再把人抓起来，强行遣送回当地关起来，结果“干了2年活一分钱没给”，这就是共产党。
“做奴才有肉吃，做奴隶有饭吃”
“在中国，你如果做中共的奴才，可能会有肉吃；如果做中共的奴隶，可能会有饭吃，但如果你想站起来，说出一点不同的声音，那你就会有茶（碴）吃。如果奴才、奴隶你都不想做，想当一个真正的人，就可能要进监狱；若又想当人，又不想进监狱，就只有逃离中共的统治”，日前来台寻求政治庇护的龚与剑感慨的说。
龚与剑表示，中国的每一个官都是贪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可怜的，而压迫底层百姓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共维稳的经费只会越来越高，但中共的独裁政权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就好像你可以用自己的左眼，去监督自己的右眼吗？根本不可能嘛！”
不同于中国底层被压榨、想逃离的人民，有许多被严重迫害、关进黑牢、甚至遭受酷刑的民运人士，却并不想离开中国。杨宪宏说，其实现在中共官员没有一个不害怕自己会被清算，也都不敢保证自己不会被抓；目前每天也有很多维权人士站出来，在质疑中共执政的正当性，所以中共的维稳经费年年攀升，早已超过对外的国防经费，每天都花大量人力在抓捕自己的人民，只要有一点反抗就会被抓，视人民为寇仇，这些征兆都代表“共产党已经面临崩溃”。
“中国民运人士间都在流传，中共2017年会出现足以亡党的大事”，杨宪宏透露，这些民运人士忍辱负重，“就是在等待这个时机”，都想在中共倒台前，给共产党重重一击，并亲眼见证共产党从这个历史舞台消失，“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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