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自由时报记者蓝祖蔚／专访
诗人李敏勇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还有一幅用毛笔书写的“憧憬”的诗轴横靠在书皮上。“现在如果还有人规定学生都用毛笔来写信，很多人一定笑你是疯了。”李敏勇指着自己的墨宝说：“现代人用毛笔写字，不再是为了传达心意，而是追求艺术的展现；真要传达，你会用原子笔、铅笔，或者电子书信，不会用毛笔。时代在进步，一旦有新工具出现了，世人就会采用，世人依旧尊重毛笔，也不排斥学习书法，但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都回到用毛笔书写的时代呢？”李敏勇笑着替最近鼓吹加强文言文教学的争议，用了诗人的直观妙喻，做出注解。
问：有人最近以抢救国文为名，要求加重高中学子国文教材的文言文比例到五成以上，你怎么看待？
重背诵轻实用 反而折磨学生
答：那是一股不可思议的历史反动，也是一个时代的倒错，如果中学教材真的加重文言文的比例，不但是倒退的作法，而且会令人有今夕何夕的时代倒错感。用古典的形式枷锁套在当代学生身上，让不再使用的古典语文学习变成一种处罚的工具。
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生的工具，一旦人生课题和社会条件都改变了，你自然会选择能用与好用的新工具，不会再去使用那些旧工具。鼓吹学习文言文其实是去学习一种绝对的过去式，时间条件指涉的是已被历史淘汰的过去；空间条件则是指涉中国，暗含的是中国优位，意图改变台湾主体性的性格，以及缅怀封建体制的心态，对台湾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好。问题不在文言文的比重，而在意图偷渡的中国本位主义。
问：如今重提加重文言文比例，不禁让人想起九十三年前，胡适推行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运动，主张与其用三千年前的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的活字，所以你才有今夕何夕之叹？
答：文学会随时代变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其实中国没有回到过去的问题，相反地，中国反而是落实胡适白话文理念，强调口语文学的实践者，例如他们喊出的政治口号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既清楚直接又明白，我们或许不习惯他们的那一套，但是你一定会问，中华民国的政治口号又是什么？是“庄敬自强”？是“处变不惊”？都是那种八股过时的古文形式，我们却视若瑰宝。
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上都已经弃置不用的八股文言，难道今天我们还要回到那个被取代的旧文学形式之中吗？
问：有人认为时下年轻人的国文阅读和表达能力太低落，台湾引以为傲的文化领先优势变得岌岌可危，学习文言文成为他们主张的一种解药，你的看法呢？
答：台湾学子如果真有阅读和表达低落的问题，要解决问题不是回到崇尚形式主义的文言文，或去背诵属于教条主义的孔孟学说，因为过去的本国语文太注重背诵，无法实用，传统的压力成了折磨学生的工具。
国民人格养成 才是教育重点
应该采取更前瞻，更进步性的概念，以白话文为中心，透过优秀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文体作品为手段，培养国民能够阅读、理解、表达和欣赏的能力。
如今最大的盲点是部分人误解了国民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目的，国民教育无非就是养成国民普遍阅读、表达和欣赏的能力，培养善美情操的认同，得以看到世界的美好；至于专业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需要的则是另外一条专业养成的道路，不应夹杂错混。
问：你怎么看待文言文的历史地位？
答：文言文是古典的人类遗产，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地位，却不必是当代最重要的教育资产，它可以被欣赏、被研究，却不是普遍性的遵循范本，如果硬要规范文言文成为教学内容，而且占有最大比例，不但不能培养美的欣赏，反而会破坏了对现代语文能力的学习兴趣与条件。
还记得二十世纪要结束时，各国都在思考迈向新世纪的教育课题，让国民有雄健的见识迈向未来，我们一旦采取了退化论，才是最可怕的。
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文言文？
答：本国语文的训练首先是养成语格，继而形成人格，现代古代的元素都应兼容并包，努力前行之际，也能够懂得欣赏过去的美，古文之中有好东西，我们要当成文化遗产来欣赏，但要有所选择，封建八股的东西当然不能要。
台湾现在有两个现象，就是古文绝对优越，外文也绝对优越。其实，外文的优越必须建立在本国语文的优越上，才正当，若是盲目以外文为前提，其实相当的危险。像日本数学家藤厚正彦在《国家的品格》一书中所说，只有建设好本国语文教育，才是构成一个国家的条件。
问：台湾应如何重建及落实语文教育？
答：古文有一定的滋养功能，但教育的重点在于国民人格的养成目标，这要分四个阶段来看，首先要来成为一个人，接下来是符合当下历史地理时空的台湾人，继而做台湾国民，最后再来做世界公民。国语文教科书的内容比例，古文其实适当即可，视野不必集中在自己本身，而是要强调进步性与世界性，世界比台湾和中国都大，文明必定隐含着进步性格，主事者的重点应要以台湾的国民养成目标作为基本立场去选编古文作品，包含台湾的古典，作为教材。
问：台湾的古典包含哪些内容？
答：台湾的历史与文化既特殊又多元，台湾的文学理应包容原住民、明清时代的河洛人或客家人的汉诗，日治时代的中文或日文写作亦不可少，甚至战后来自中国的新文学作品，就可以让学子了解台湾文学的多元性格，以及这块土地的台湾历史与文化现象。
教科书如果再能搜罗郑成功和沈葆桢所留下的汉诗，日治时代的赖和、龙瑛宗与杨逵作品，甚至再加进鲁迅的新文学作品及一两篇世界文学作品，题材又包罗了诗、散文、小说和戏剧的文类，就能实践教育的目标。
问：但是教科书的编辑一旦有了立场，就容易以偏见主导内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选择标准，反而失去了立足台湾，放眼世界的视野。
答：是的，例如很多人爱选郑愁予的“错误”，但那是诗人行经南京的愁思，其实郑愁予也曾写过不少以台湾山岳为主的诗作，因为他是登山爱好者，例如他“岛谷”中的“众溪是海洋的手指，索水源于大山，这里是最细小的一流，很清很浅很活泼与爱唱歌…”。
外省诗人杨唤亦然，他在诗作中也歌颂美丽岛，以及甘蔗和凤梨，这些作品都一样精彩，却也能兼及台湾特色，不必沈浸在文言文的世界中，也能体会古典的美丽。
教科书的功能无非就是养成国民认识本国作者和作品，一般人如果不是研究者，只要从国民立场懂得欣赏本国文学之美，建构出做一个本国人应有的态度和心性，日后真要钻研，再自行选择喜爱作家的作品做专精研究有何不可？
确立主体意识 融合外来文化
问：懂得拥抱古典，其实并不会影响追求现代化的脚步？
答：要先确立了国家的主体性，所有的外来文化就能为其所用，例如日本与韩国都深受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却因坚持主体性，所以能够各有一片天。例如日本和歌诗人石川啄木，不过在钏路这个小渔港住了七十多天，就有二十五个汉文诗碑矗立路旁，让日本国人能够自在地从生活中领略过去已经消逝的古文美丽。
我们要如何破除古代中国的优位迷思呢？接受台湾命运共同体，曾经或者未来参与创造台湾历史的人，都是值得尊重与吸纳的，能够把每一个时期的文化活动都视做是台湾的资产，就会产生台湾的主体性，也能坦然接纳各种外部的力量。
问：你担心文言文的争议浪潮影响吗？
答：偏重文言文只是少数人的主张，不是共识，当代人使用的口语白话，才是最重要的沟通工具。语言先是符号，其次则是工具，第三是方法，艺术家和文学家就是懂得运用语言来锻炼精致作品，最后才是哲学或思想层次的提升，现在最大的问题却是学者往往过分强调修辞的重要，追求那种形式上的美学条件。
我真正担心的其实是政治人物对语言的破坏。例如蒋介石所有的戒严措施都是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其实却完全不是这回事，例如政客为了选票，口口声声说死也要是台湾人，得到选票后，却成了不必兑现的空白支票，这种认知与实践的落差，不但剥夺了语言的真挚性，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落差，也让国民失去了对文字的信任与信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