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哥仑比亚大学黎安友等教授编辑在《Foreign Affair》上发表的“天安门文件”,据说由中共高干化名“张良”者提供机密文件。敏感的时机，热门的话题，神秘的高干身份，更佐以哥仑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以及《外交》杂志的声誉，自然引起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造成了相当的轰动。然而“文件”的真伪却是个难以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也自然成为议论的焦点。有人想淡化真伪问题，倡言只要对中共造成冲击就是好的。诚如吴稼祥先生所批评的，如果所谓“文件”是假冒的，那将是一大丑闻。那难道不是对“六四”的亵渎吗？其实教导们不要认真研究“文件”真伪的先生们，心里明白那所谓的文件是经不起推敲的。
由于文件的真伪关系重大，笔者本来准备在读到文件的中文版之后再加以评论，恰巧相信该文件真实性的何频先生（该书中文版的出版者明镜出版社的总编）的一番话使我对其真伪有了基本的概念，几乎不必去详细阅读冗长的文件了。关于何频先生的这番话的报道不算长全文照录如下：
“何频十三日在接受温哥华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中国“六四”真相》中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拒绝中央军委镇压学运命令的三十八军长徐勤先是中共已故大将徐海东之子，但是《中国“六四”真相》的基本材料是真实的。明镜出版社是《中国“六四”真相》的中文版独家出版者，该社总编何频为极少数几个看过中文原文者。何频在接受温哥华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说，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历史料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判断一部史着的真伪，最重要的是看其基本材料是否准确，根据何频的判断，《中国“六四”真相》基本材料没有重大的破绽。
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上下册)四月十五日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者说，这是为了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12周年。近日，全球各媒体大篇幅报导该书，但援引的内容来自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内容至今未见披露。中文版内容是英文版三倍。不过，何频在看完该书中文稿后，即透过黎安友教授向编著者指出，对书中指拒绝中央军委镇压学运命令的三十八军长徐勤先是中共已故大将徐海东的儿子表示疑问。但是《中国“六四”真相》的编者仍保持了始材料的原貌。
何频说，类似这样的细节问题，书中可能会有一些。如有知情者对这些内容进行纠正，将使《中国“六四”真相》更接近真相。
从这段报道中我们可以汲取两个信息：
第一，何频先生发现了该所谓“文件”的一个细节错误。这个细节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的发生进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却无论如何不是在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也不是能够接触到政治局机密消息的人可能发生的错误。这一点，是事实，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何先生的诚实。而且这样的细节错误还有一些。
第二，何频先生本人是相信该书的真实性的。并且断言“《中国“六四”真相》基本材料没有重大的破绽。”
第一点是“事实”，是所谓“文件”存在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何频先生的发现。每个人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二点是何频先生的判断和立场。由于他相信“没有重大破绽”使他关于细节错误的发现更可信。但是，这既然是何先生的判断，同意不同意会因人而异。例如笔者虽然相信何频先生的品格和敬业精神，却认为他的“基本材料没有重大的破绽”只是文件的“真实性”必要条件。一个“小的破绽”可能足以证明所谓“文件”是伪造的。寻找这类“小的”破绽是鉴定文件真伪的基本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分析下面的例子。假设笔者寄给你一张照片，是笔者在蒙娜丽莎名画旁照的，笔者声称那是在巴黎旅游的留影。你信也不信？那蒙娜丽莎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真实，是买的复制品，决无大的破绽；但那镜框却是笔者画的。造这样一幅假照片骗过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非专业人士并不难。
如果说我们是在谈论一部关于“六四”问题的历史专著，“没有重大破绽”应当可以及格，我们不能苛求。但是“张良”卖的关子是“机密文件”。我们就要在是否是“文件”上叫真。不幸的是黎安友等人既没有鉴定的功力,也没有鉴定的意愿。此即“君子可欺以其方”之谓也。多年来我对西方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感到非常失望。他们的耳朵好像是长在自己的嘴里，只能听见他们自己的声音。
如果在真伪上叫真，“文件”把38军军长徐勤先说成是徐海东的儿子这样的细节就不应放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文件”的作者居然创造出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说：“徐海东有个儿子，叫徐勤先，是三十八军军长……”。徐海东为十大将之一，长征到陕北时他作为刘志丹的主力，接应有功，毛泽东都敬他三分；另一方面，三十八军是解放军主力之主力，号称万岁军，当年在朝鲜战争初期，彭德怀批评三十八军过了头，梁兴初（时为该军军长）当场顶回去说：“你熊我梁兴初可以，熊三十八军不行。”打了胜仗之后彭德怀带头喊“三十八军万岁”，等于是向人家道欠。这样一个主力军的军长的底细还有杨尚昆去介绍？而杨尚昆，军委常务副主席，又错把这么重要的一位军长当成徐海东之子。这可能么？这样的“机密”文件居然也有人信。
再说，“张良”的身份，固然可以对公众保密但应当通过可能的渠道查证。以美国人的办事效率和情报资源，查清“张良”的身份不是难事。
那些载有“文件”媒体，可能是磁盘吧，也应进行多种技术鉴定，这里造假的痕迹是很难逃过专家的诊断。
老实说，以现在已经发表在《外交》上这小部分来看，所谓”没有重大破绽”都很成问题。只不过喜欢自欺欺人的君子们硬是要把破绽当成美丽的花纹罢了。这里只提三个问题。
第一，“文件”的一个“重要的新”材料，是邓小平要戒严的一个原因是怕被软禁。这即不符合邓小平的个性也不符合当时的形势。邓怕的是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地，全面失控，甚至发生文革那样的“全面内战”。但决不什么被软禁。以邓的威望，对保卫工作的重视，软禁他是不可想象的。编出这样的故事倒真需要一点想象力。
第二，“文件”另一个新材料是邓小平曾提名李瑞环当总书记，而陈云和李先念提名江泽民。而陈云的理由是“我到上海几次，江泽民都与我见面，给我印象是为人谦虚，在上海人缘不错”。阮铭居然说这“完全符合陈云行事风格的真实”。阮铭自己冒名为胡耀邦的智囊，对冒牌儿货有天然的同情。阮铭从来没有接触过陈云，也没为陈云写过传记，对陈没有任何深入了解，凭什么打这个包票？可惜，任何对陈云稍有了解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当代中国政治家中最正派，最清醒，最识大体，最不谋私利者。他又曾主管人事工作，如果他发言不会说这么几句庸俗的话。再者他也不是只到上海几次，他年年都去上海。（请《文件》再版时把这句话改成“我每年去上海……”会“更接近真实”。这大概就是先出英文版再出中文版，而且相距好几个月的奥妙所在。）李先念当然会支持江泽民，但是，李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提接班人的资格。从我在八九年知道的，以及去年回国时听到的小道消息，都是说邓征求陈的意见后提出的。提接班人这样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会胸无成竹就召开七嘴八舌的“八老会议”？邓小平是何等精明，连毛泽东都称道他“棉中有针，表面上和气，肚子里是钢铁公司”。而在“张良”们的小说里，变成了没有主见的草包。
提江作接班人，邓小平是很用了一番脑筋的。为了继续改革开放，他必须阻止李鹏上台。而李镇压“反革命暴乱”有功，又是政治局常委中紧排在赵紫阳之后者，又有邓颖超，杨尚昆等的支持，接班之势简直顺理成章。即使我们今天作事后诸葛亮，算来算去也只有江泽民能把李鹏比下去。第一，江在处理上海的“动乱”问题上，从中共角度来看，表现可圈可点，在老人中间颇得好评。第二，他也是烈士子弟，更有李先念视之如子，李的背后又有徐向前及四方面军。李鹏虽有杨尚昆的支持，但杨必须看邓的颜色行事，决不敢多说不该说的话。邓唯一须要打通的关节是陈云，只有陈云有资格提出与邓不同的人选。正如邓亲自讲过的，《文件》中也引用过，他是跟陈事先商量，征得陈云同意后才提出的。如果是陈云建议江泽民作总书记，邓小平在公开场合不会隐瞒这一点。而邓一直说是他征求陈等的意见，显然是邓自己选定的。
邓小平根本不可能提李瑞环当总书记。因为李但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无法与李鹏向比。再者，在学运其间，天津市政府派车把学生送往北京在保守派中引起不满。
制造这样的神话无非是想制造一点混乱，犹如所谓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但是靠这种银样蜡枪头的下三烂的谣言能成气候吗？中国毕竟早已不是一言九鼎的时代。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句顶一万句”过，现在一句谣言会动摇政局？如果这谣言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可能使李瑞环陷入被动地位。按照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教导，不用别人开口，李瑞环自己都会浑身不自在，“怎么敌对势力就看中了我呢？”
会是开过的，但不叫什么“八老会”，是什么会，我不是“张良”的语文老师，没有义务给他改稿子。”张良”先生（或先生们）总该看报上发表的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文件》吧？有那么多港台味的东西，竟让赵紫阳说“我从北韩回来……”“张良”们为何一言不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从英文翻回中文，只要把英文发表的段落的“原文”提供给中文媒体就可以了。“张良”之所以先发英文三个月后再发中文就是要让大家给他们义务改稿堵塞漏洞。
第三，促使邓小平说出“四。二六”那一番话，以及最后作出镇压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所掌握的大量的关于民运串联活动的情报。然而“文件”对此讳莫如深，一字不提。这难道不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侧面？“张良”们当然也肯定掌握相当数量这方面的小道消息，但是若把美国大使夫人出入北大鼓动民主的材料放到黎安友等美国教授面前岂不令人尴尬，为投其所好当然只能割爱。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共高层决策的内幕，那可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了这个方面岂不是一大漏洞。但在“张良”的追随者看来，这就像露膝盖的牛崽裤，是新潮不是破绽。是精心按照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和所谓民运精英的口味设计的。
一人作假，不足为怪，或为名或为利，古今中外，时有发生。老外们信以为真，当然也要丢面子，但人家毕竟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情总是不大了然。而且西方媒体对国际事务报道上的失误与谎言司空见惯没有人很在意。可是，作为中国人，特别是民运人士，不去辨认真假，甘愿与骗子为伍，恐怕是病笃乱投医。这不但与事无补，也不只是贻笑大方，更重要的是败坏了六四的声誉。如果你们心中还有死难的烈士，就应当把“文件”的真相查清楚。否则你们良心何安！？你们可还有安身立命之根据？谁还会对你们抱任何希望？
明镜出版社把“文件”（papers）改成“真相”，大概是想避开“密件”的浑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在六四问题上我还是希望你们首先做个有脊梁骨的中国人，在判断真伪上尽到出版者的责任。(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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