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新闻自由 无怨无悔
●自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以来，“新闻自由”一直是个禁区。五十多年间，也曾有不少新闻界人士试图从中有所突破。中共对新闻的管束，也曾有过松动。如1956年的百家争鸣和人民日报改版，但是刚刚出笼，就被掐死。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不过是一个“阳谋”，紧接着被一场“反右”打翻在地。文革中也曾有过民间红卫兵小报的风行一时，却也只是毛泽东导演的“文攻武卫”的一部分，对手打倒以后，很快被收拾干净。这些都谈不上开放新闻自由。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确曾出现过一阵言论相对自由的局面，但紧接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被整肃。“六?四”则几乎将一批主张新闻及言论自由的新闻界头面人物一网打尽。
因此，在中国大陆，主张“新闻自由”无疑等于与虎谋皮。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敢于在这方面坚持己见者，已经寥若星辰。但孙旭培是个例外。
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开始，孙旭培就对“新闻自由”情有独钟。三年研究生，他以一篇七万字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论文获硕士学位。虽然他在新闻自由前冠以“社会主义”四个字，但这新闻自由仍然是一个敏感问题。
从选题开始，他就知道他将走上一条不归路。他的一位同学曾警告他：“你将来可能垮就垮在这个问题上。”但他义无反顾地全力投身于这一研究。从那时起至今，许多老同学、老同事因为对中国大陆新闻研究前途不抱希望而另寻他途，出国的出国，改行的改行。但孙旭培硬是在新闻研究这一行坚持了廿多年。在此期间，他曾到人民日报当过记者，但两年后又回到新闻研究所，继续做他的“新闻自由”研究。从那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岗位，主动要求回新闻研究所去坐冷板凳，当时同事们颇为不解。
体制内改革 夹缝中求生
●孙旭培有“与虎谋皮”的勇气，也有在中国大陆这一特定政治环境下生存的“猴”气。他深知，要推动中国大陆向前进，必须有人坚持在体制内运作。而在体制内运作，如同走钢丝，一不小心便会翻身下马。他只能发扬韧性，在夹缝中求生存。
1989年一月，当时的政治气候开始“自由化”。四十六岁的孙旭培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为中国大陆新闻领域最高研究机构的带头人。他还担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起草小组成员、新闻学教授及研究生导师等。在这个位子上，孙旭培可以发挥常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六?四”风波虽然没有将他吹下马，但他正待一展鸿图的理想，却被这场风波吹散了。不过，孙旭培并没有完全趴下。他在等待着时机，继续鼓吹他的“新闻自由”、“新闻立法”与“新闻改革”。
孙旭培的研究目的，“是为改革中国的新闻制度提供理论根据和具体建议”。他从探索作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中的表现的新闻自由开始，继而研究界定新闻自由的规范的新闻法，然后在新闻自由与法制的总构思下研究新闻改革，并力图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孙旭培出书不多，但每出一本，就在中国大陆新闻界引起震动。看一下题目便可知其原因：“新闻学新论”、“新闻自由论集”、“新闻侵权与诉讼”等。他喜欢写论文，论文容易伺机而出。他的数十篇论文，都直接或间接同新闻自由有关，如“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呼唤股份制传媒”，等等。他的这些见解，深受大陆有见地的新闻界人士的赞同，但同“上面”的精神却大相径庭。特别是他那本“新闻学新论”，深深刺到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坚持真理比发现真理还难
●1994年，“上面”终于对他忍无可忍，免去他新闻研究所所长职务，仅保留教授及研究生导师资格。对此，孙旭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深知他所从事的研究是“言前人之所未言”，难免出现争议和风险。他曾感慨地对他的一位学生表示：做我这项研究，发现真理比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更难；而坚持真理比发现和表达真理都要难。
对于他的被免职，他认为捍卫真理从来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欣赏古希腊一位哲人说过的话：“我宁可找到一个因果性解释，也不要一个波斯王位”。因此，他也应该“宁要真理，不要桂冠”。
不当所长，还是教授与研究员，还可能继续做研究。十多年来，孙旭培在中国大陆新闻界似乎是一个晴雨表。政治大气候松一点，孙旭培的日子也好一点，他的论文也就大胆一点。大气候紧一点，他也就收一点。有一段，算是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干点别的，主编一本“华夏传播论”，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都有人参加。他对他的一位学生调侃地说：“绿灯行，红灯停，我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就这么收收放放，孙旭培仍然在体制内发挥着他的作用。
1998年六月，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亚洲新闻与社会变迁”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提出将股份制引进新闻传播业，办跨行政区域传媒的想法。强调运用舆论监督，让社会走向良性运行。他认为，1989年以后舆论监督的全面退却，实际上给腐败以姑息与鼓舞，给腐败的快速蔓延和升级提供了机会。1989年后，那些减少监督腐败的报导的主张，给反腐败这个伟大斗争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孙旭培同意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说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他认为，腐败本身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传媒不断地与腐败作斗争，像啄木鸟不断地啄去树上的害虫一样，乃是消除妨碍社会健康正常运行的破坏性因素。
新闻立法 廿年前就提出
●他认为，新闻法是中国大陆最需要的法律，也是最困难的立法。新闻要立法的呼声，廿年前就提出，但至今仍呼之难出。他批评中共分管新闻宣传的一位前部长所谓“西方国家也没有新闻法”及“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他认为，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机性，所以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针对最近中国大陆对电脑网际网路的围堵政策，孙旭培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禁看外国报纸、禁听外国广播、禁看外国电视，对外部世界的信息立足于“堵”，其后果是：与外界缺少信息交流，造成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导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封闭的信息环境可以使愚民的政治宣传大行其道，容易使领袖思想长期处于正反馈状态，使权力机构长期在错误路线上运行而难以得到纠正。而人民一旦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就会产生受骗感，就会对本国的政治产生不信任。这种受骗感和不信任，会变成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特定的条件下，会演变成对政治的巨大冲击力。
他说，中国大陆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的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方面的要求将更强烈。因此，应该从现在开始，便逐步提高信息量，逐步提高自由度。从现在开始的五年多时间内，应逐步减少宣传纪律和宣传口径的约束，使新闻能渐渐扩大自由活动的空间。探索让一部分人先增强对敏感信息及负面信息的承受能力，在广东、进而在华南等地先试验，让一部分境外的新闻信息和娱乐信息落地。并做到中国大陆发生的事，除了国家秘密外，国外网站报导的，国内网站也有报导。
孙旭培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使两位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美国新闻传播学教授麦可（Elizabeth Michel）和易斯顿（Eric Easton）大感兴趣。经过四年的努力，孙旭培对新闻学方面的主要论文被编辑成英文书，并于去年十一月在美国由从属于 GREenwood 出版社的 Paeger出版社出版。Amazon在网上出售。书名为“多种声音交响乐──为中国言论新闻自由论争”（An Orchestra of Voices:Making the Argument for Greater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种声音构不成交响乐
●之所以称为“多种声音交响乐”，是因为孙旭培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只有党报发出的一种声音，而应该在以党报和政府机关报为主的情况下，允许民间办报及公营办报，以发出不同声音。只有一种声音，构不成交响乐。只有多种声音互相配合，才能奏出动听的音乐。
Amozon在简单书评中，称孙旭培为中国大陆新闻与言论自由“最勇敢的倡导者”。“孙旭培的目的并不是对抗。他既运用逻辑推理，又满怀激情，从国家的立国前提原则，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以及早期市场经济的成功等方面，来论述中国必须摆脱中央集权与封建主义。”纽约时报前主编罗伯茨（Gene Roberts）称孙旭培的书是一本“重要的书”，“对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的表达自由（确切地说是中国所缺乏的表达自由）有兴趣的人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在美国出的书里，孙旭培仍主张“中国新闻业应该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走上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中国的以大众传播推行政治，靠人际传播监督政治的传播结构必须逐步改变。大众传播监督政治实现之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要建立包括党报、机关报和民办报纸在内的报业结构。报业是信息产业，应该把报纸推向市场，参与竞争，自负盈亏，优胜劣汰。”
他说，他的文章“几乎都是有关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改革三大块。而这些领域的敏感性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其探索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海外的一些人看来，孙旭培的这些观点可能还不过瘾，何不干脆提出开放党禁报禁。但孙旭培和一些同孙旭培持同样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改革，起码从目前情况看，还要从体制内推动，由共产党自己去做，走渐进发展的路子。外部影响不是说没有，但内部推动更为现实。而要在体制内推动，就必须要以共产党所能接受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孙旭培的不少文章让外人看起来在某些时候要“挂羊头”，如“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社会主义”的新闻法制等。但如不这样做，他的论文就永无发表的机会，也就谈不上影响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发展了。
孙旭培一直反对有人写他、报导他，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实际上，孙旭培经历过的曲折，非常人所能忍受。例如1994年因他的一本书而被免职，出版他的书的总编受批判。曾当过多年所长、近廿年带研究生的他，去年又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他曾多次在接到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之后，因为有关方面有“说法”，最终都没有参加成。其间发生过很多令人寒心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佩服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但他表示，是为了祖国的进步这个信念，有力地支撑着他，所以并没有觉得受了多少受不了的委屈。他认为他的处境还没有达到很糟的地步，他还能发表一些文章，仍能发挥一些影响，做出一点贡献。这就很可以了。
孙旭培在夹缝里，艰难地生存、奋斗。他廿年没有放弃，是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大陆人民会享有真正的新闻与言论自由。
多种声音交响乐 孙旭培新闻研究结晶
●“多种声音交响乐” — 为中国言论新闻自由论争（An Orchestra of Voices: Making the Argument for Greater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被誉为中国大陆“最为敢言的新闻研究学者”孙旭培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这本书几乎没有什么外包装，同作者孙旭培本人一样朴实无华。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献给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这似乎表达出作者对中国大陆今后新闻改革的希望所在。
全书共分11章，143页。薄薄的一本书，看上去平平常常。但这是作者近廿年从事新闻研究的结晶。书中收集的11篇文章，大部分是作者在近廿年时间内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发表过的论文。几乎所有论文都围绕着三个主题：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改革。而这三个领域，也是中国大陆最为敏感的区域。
读这些论文，可以看到作者对新闻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讲出了许多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而这些话又大多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物上刊登过，因此在中国大陆也就有相当的影响力。孙旭培曾担任中国大陆新闻方面的最高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但他的言论之所以有影响力，并不是他的地位，而在于他敢讲真话，同时也善于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气候上“讲话”。否则，他的言论便无人知晓。
该书能够在美国出版，得益于美国凯罗斯传播战略公司总裁、新闻传播学教授麦可（Elizabeth Michel）。她曾应邀到孙旭培所在的新闻研究所任访问学者，深深被孙旭培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所感动。回美国后，她做了大量工作，将孙旭培的主要论文译成英文并编辑成书。没有麦可多年的努力，孙旭培的“多种声音”不可能传到美国。
原载世界周刊，作者为世界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