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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8日讯】 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会提起孔老夫子了，更绝少有人还会觉得孔老夫子可能和台湾现实扯上任何一点点关系。
这其实倒是件好事。因为抽离，我们也许可以比较客观公平地理解、评价这位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客观公平的呈现中，也许反而看出他的生平他的主张，对于现实的鉴照作用。
一定要抽离到相当距离，我们才能明白，孔子的思想哲学里，蕴藏着一个严重的矛盾。活在春秋的乱世里，一方面听闻晋楚争战带来的残酷破坏，一方面目睹鲁国鲁昭公的权力旁落，被季氏明目张胆地僭夺，孔子的生命基调是义愤地，而对治现实中的乱象，他所提出来的办法，就是回复周初的封建秩序。
孔子对周初的文化，尤其对周公，极其尊敬、推崇。那是他能想像的最美好的世界。而且因为这个美好世界依托于一个历史黄金时代上，所以它不是空想、不是乌托邦，而是确确实实存在过、可供追溯回归的。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因为他的理想是重建周初秩序，他用的教材也就是周初遗留下来的典籍，他只解释、增补这些既有的典籍，不需要另外去创造自己的学说。
严重的矛盾在：如果春秋时的中国真的可以让时光倒流，孔子的梦想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孔子这个人、这样的角色却是不应该存在的。在孔子不断鼓吹、推销的那套周初秩序里，根本不能容许孔子这样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
孔子最大的创举，也是造成他和真正周初秩序格格不入的，在于用原本属于贵族独占垄断的知识与技能，拿来教导不具贵族身份的人。他根本就不在乎谁是贵族谁不是。除了这种“有教无类”的革命性态度之外，他还创造出了在此之前，中国社会里根本没有的一种行业——老师。环绕着老师这个角色，还诞生了新的师生关系，孔子与他的众多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团体，发挥了一股奇特的力量，这股力量完全不在旧有封建规范中。换句话说，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从旧的封建身份体制里游离出来，以所持有的知识为其最重要的身份来源与谋生工具，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要求回复理想的周代封建结构，然而事实上他们自己同时是周代封建结构最大的破坏来源。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起源。这个传统后来还自我强化成为“道统”，好几次与皇帝所代表的绝对权力隐隐相抗。然而在历史长流中，不管他们集结在什么名称的旗帜下，不管他们用怎样的语言呈现他们的理想，从孔老夫子那里遗传下来的矛盾，一直如不散阴魂般包围着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梦想创造一套最安定最平静的永恒秩序，在这套秩序里，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从此不必再变动了；他们却没有仔细思考，如果这样的秩序真的出现了，第一个找不到位子、甚至是唯一找不到位子的，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的理想，是他们自己存在的最大敌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知识分子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不断去思考现状以外的可能性；他们和其他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把眼光拔离开现实，想像现实以外、不切实际的想像完美情境。如果理想实现了，亦即是理想等同于现实，那还要知识分子干什么用？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掌握有绝对权力的“政统”，如何借着混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来拉拢、甚至驯服知识分子。一种方式是训诫知识分子，只有在现实体制里，才能实现理想。你想恢复三皇五帝的太平盛世，那怎么能在书房里先用脑袋胡思乱想呢？你当然要依循既有的管道取得足够的权力，然后使用权力来改变社会。另一种方式是像康熙皇帝那样，自己努力学会儒生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那套理想语言，而且有足够天分可以讲这套语言讲得比一般知识分子还生动、还好听。于是他摇身一变不只是“政统”的领袖，而同时身兼“道统”的领袖，“圣君”出现，现实与理想都由“圣君”一并代言，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发言与活动空间？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走出这组矛盾。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虽然没有那么样历史悠久，然而他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就跳过这个矛盾，找到了更准确的自我定位。
这个定位，可以用米尔思（C.W.Mills）的话讲得最清楚：
“只有少数人依然有足够能力抗拒、打击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近代传播工具以见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吞没了我们，因此新鲜的感受现在包含了有能力持续地揭穿、粉碎那些刻板印象。”
萨依德（Edward Said）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引用这段话时，作了以下的解释：
“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被资讯或媒体工业所具体呈现的群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同行；愈来愈有力的媒体流通着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不只是媒体，而且是要保持现状的整个思潮，使事情维持于现实上可被接受、批准的范围内），而知识分子只有借着论辩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借着提供米尔思所谓的‘揭穿’或‘另类版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
西方知识分子的特权
在书中别的地方，萨依德讲得更戏剧性些，他认为知识分子永远是特权、权势、荣耀的“圈外人”，“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正规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他掀天动地，震撼人们……”
明白地讲，西方知识分子不负担提供一个最终、永恒秩序的责任。他们吃了秤铊铁了心，就是要做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社会为什么要容忍知识分子、容忍他们用“圈外人”的身份不断发表让别人也安稳不下来的言论？因为每个社会都靠着许多复杂、专断的刻板印象在运作，这些刻板印象保证了大家各有各的领域、各有各必须遵守的规范，可是一来刻板印象不等于事实；二来刻板印象会淤滞社会的活力，所以我们需要有人不断地提示事实，不断打击刻板印象。
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纯粹就是提醒、警告、就是无穷的批判与打扰。他们的位置永远在平稳秩序的对面、永远在刻板印象对面，所以也就不会有建构一个理想吊诡地取消了自己的奇异矛盾产生。
在台湾，我们到底还受多少中国传统影响，是一个引发连串争议的大题目，也是一个很难得到比较确切答案的大问题。不过我们能够比较明白的是，台湾并未表现出真正深层受到西方风气西方传统浸润改造的迹象。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即使是对中国传统最不认同、最具敌意的一群知识分子要结社发挥力量，他们仍然不愿也不敢单纯做为西方式的“不安稳效应”。他们一边提出“监督”的想法，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自己能够安定民心、稳定政局。
孔子以降难解的矛盾
只有从这种思考模式的析解，我们才看得出来为什么知识分子结社，竟然邀请主政的政治人物致辞，还因此被政治人物抢尽了锋头，一般大众浑然忘记了原本结社的意义与企图。也正是在如此讽刺的后果里，让我们再次看到源起自孔子的那股难解的矛盾。
认为国家政局是由少数几位政治人物的合纵连横来掌控，这本来是媒体想当然耳去塑造的刻板印象。这本来是知识分子应该去论辩、去揭穿、去提出另类看法的敌人。然而不愿只扮演反对性的批判角色，想要插手正面的政治力量运作，却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成了帮忙建构起这个刻板印象的主要舞台与宣传焦点。
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矛盾与讽刺？
──原载《新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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