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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3日讯】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英国律师彼得本南森（Ｐｅｔｅｒ Ｂｅｎｅｎｓｏｎ ）在上班途中，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两个葡萄牙学生庆祝他们的学业结束，在餐馆 里举杯欢呼“为自由干杯！”，就被警察拘捕，被判七年徒刑。
这位英国律师愤怒了。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８日，他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 信，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为良心囚犯的释放不偏袒地、和平地工作。一个月之 内，成千封自愿提供帮助的信，从各国寄来。半年以后，世界诞生了一个新的人权 组织—大赦国际。四十年来，这个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在世界１５０个国 家拥有近百万成员，他们共同承担起维护人权的人类责任。
由一个律师的抗议，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独立的全球性运动。今天，很 少有政府能够“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孩子”—迫害政治犯良心犯、施行酷刑和死刑 ，而不遭到国际社会的抗议了。如大赦国际组织一样，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为人 权奋斗的个人、民间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一起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权运 动高潮。
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导致国际人权运动如此迅速地越过国界，得以广 泛扩展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全球一体化。
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不同地域进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个 人物资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的信息沟通，人际交往的密切，使人权理念 得以普及，使国际人权运动逐步形成洪流，人的权利因而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 现。
因此，从人权角度看，我们认为全球化是被欺凌、被杀戮者的福音，是人类进 步的先驱。它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使人权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的主题。
全球化使人权关注有了可能
应该说，自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起，我们就生活在了一个相互 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了，应该共同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了，然而在那些封闭的社会、 国度里，人的基本权利依然被践踏。在毛泽东的铁幕之下，中国土改时几百万地主 被残杀，这之后，将近几千万“反革命”被镇压，几千万人饥饿致死，其时国际社 会既无从调查，也无人置喙。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却令全世界都发 出愤怒的抗议声。
这是由于，大众媒体压缩了时空距离，把遥远角落发生的重大事件，活生生地 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全球各地互不认识的居民，被电视、报纸等传媒推到了同一个 舞台，使人们能够如同亲身经历一般，体验到惨案的恐怖、受难者的痛苦。当时， 光是瑞典这样一个偏僻的北欧国家，就有几百万封抗议信飞向北京。瑞典人声声呼 吁中共当权者：“让天安门的学生活下去！”
居住在我们这个小行星上的人原来是如此接近。九十年代以来，通过媒体，我 们目睹了波斯尼亚的种族迫害、卢旺达大屠杀后的尸体横陈、印度尼西亚排华的惨 祸、科索沃的万人冢、东帝汶的血腥。来自远方令人震惊的画面，使人心受到 共同的振荡，使我们产生移情感觉，逼我们思考和检讨：为什么这种残忍的事情会 发生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因此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感。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里。网络使人们冲破疆界，抛弃 封闭的意识形态，寻找更多更新的知识和信息。有学者认为，信息流动的力量比权 力的流动更具优势。在全球化时代里，信息不可能被独占，而是公平共享的。跨越 国界的信息流动，使世界高度压缩、整合。某一国人权状况因此也就无法隐瞒，他 国人民的关注与干涉，因此成为可能。
例如，中国孤儿院大量虐待儿童致死的情况，通过传媒，被香港基督教义工和 上海孤儿院医生揭发出来后，在笔者居住的整个瑞典，人们在为中国孤儿哭泣，无 数的签名信涌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当时，欧美各国有不少拯救儿童组织、慈善机 构和个人，去中国考察，并提供资助、进行监督。不少国家的政府、国会也过问此 事，在外交活动中，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孤儿状况。
又如，曾被中国政府长期封锁、在印度流亡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西藏人，在八十 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争取少数民族权益的热潮中，开始被国际社会关注。九十年 代后，由于世界传媒的大力支持，丢失了家园的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历史苦难，在西 方国家几乎家喻户晓，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遍及各大洲。据说，前年美国总统克林 顿在纽约的史泰登岛接见一批获奖的中学生，几乎每一个和他握手的学生都对他喊 上一句：“让西藏自由”（Ｆｒｅｅ Ｔｉｂｅｔ），令克林顿吃惊不小。
信息全球化使得少数种族能够绕过国家的控制，来传播自己理念，使外部世界 了解他们的文明、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遭受的压制，从而约束其压迫者，使 之不敢肆无忌惮。从这个角度看，原本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无意之间有利 于被压迫民族、人民。 ?
“人权无国界”理念的提出
“国际人权运动”的含义，即指世界各国之间发生的争取平等自由的人权运动 ，起源于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的诞生，使保障 人权成为一种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经历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国际人权运动代 表了一种新的世界趋势：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学会接受国际社会的约束，它们如何对 待本国公民，不再被视为只是自己的事情。
在人权问题上，持全球主义观点的人大力主张：各国要在人权问题上取得共识 ，树立人权标准，承认人权在外交中的地位，甚至把人权摆在外交的首位。“人权 无国界”的观点，因此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响亮口号。“人权无国界”思想的产 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西洋宪章”。到了八十年代被公开提出 ，学者们将此归纳为：“我们保护人权的义务是没有国界的。这是跨越国界的义务 ，它超越欧洲的国界，也超越全世界的国界”“哪里的人权受到侵犯，就维护哪里 的人权。”
“人权无国界说”遭到许多反对与质疑，主要是一些专制国家以主权为借口， 反对他国“越俎代庖”，指责他国的人权外交为“干涉内政”。实际上，专制者口 口声声的“国家主权”，不过是他们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和特权的借口，他们以此借 口继续压制自己的人民。
鉴于此，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各国政府部门，在对待他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上，往 往畏手缩脚、很少诉诸以行动。例如，１９９４年的卢旺达大屠杀，联合国和欧美 各国政府以不便轻易“国际干涉”为由，一味作壁上观，使卢旺达的种族屠杀竟漫 延百日之久。按照１９４８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和其后《日内瓦公约》所建立 的人权原则，这样残暴的反人类罪行，本来早就应该由国际机构出面干涉制止。
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受主权束缚、在人道救助上工作不力相反，民 间人权组织却较为成功地冲破了国界。由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工作是靠激发世界舆 论来进行的，它们的活动扩展到各个国家，因此，它们比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更经 常地“干涉他国内政”。
１９９９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是一个最具现代反叛精 神的典型。从一成立起，这个民间组织就声称：他们只听从受难者的呼唤，绝不承 认国界可以阻碍他们的人道救助责任，绝不对任何侵犯人权的事情闭上眼睛。他们 无视各国国界的存在，把“有权干预”和“干涉的义务”等词常挂在口中，因此为 制造灾难的各国政府所仇视，但不管世界上任何地区发生灾难，他们不顾当地政府 是否许可，利用各种方式，于第一时间偷渡国界，率先进入需要抢救的地区。
又如ＳＯＳ儿童村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建立，各国民间组织纷纷跨越国界拯救孤 儿，而１９９１年中国政府孤儿院的儿童死亡率竟高达７７６％（中国民政部年 鉴统计数字）。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率先作用
在跨越国界保障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起了率先的作用，虽然这些组织不具有 超越各国主权的权力，但它们比众多主权国家所做的贡献更大，因此越来越受到国 际社会的重视，但依然为我们中国人所陌生。
从十九世纪起，欧美各国便有和平、反奴隶和劳工组织跨国界的广泛协作。今 天，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正以惊人的速度递增，在国际事 务中常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为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大赦国际组织：主要进行营救政治犯和其他无辜受害者、保证犯人不受折磨和 杀害的活动。
人权观察组织：人权监督机构。
国际笔会：保护作家权利的特殊组织。
国际法学家协会：侧重对人权保障的法律监督。
国际红十字会：保护参战人员权利、政治犯权利以及其他人道主义活动。
此外，于八十年代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提出了环境生态方面的人权要求。为 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扮演了一个倡导性的角色，他们警 告世界公众和政治家，促成了一些保护环境的立法。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只 有一个地球！”
民间人权组织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护人权，如调查研究各国人权状况；观察、监 督有关人权的审判；曝光侵犯人权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对人权政策制订者进行 游说；抵制消费；游行示威、向政治领导人请愿；力促各国政府或联合国各种机构 ，对那些违反人权的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展开营救工作，包括营救犯人 ，对灾难地区进行大规模救助活动。可以预料，国际人权组织将会在全球化时代进 一步扩展。
国界正在消失
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关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 寻求协调和合作之道去解决，此即全球化的实质性意义。这种趋势，和中国人自古 追求的“大同世界”有相似之处。
然而，反对全球化的声浪此起彼伏。人们对全球化可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很担 懮。但一些中国人把全球化视为西方侵略的延伸，即思想与信仰的侵略；尤其是在 人权问题上，以“文化多元”为借口强调人权的民族相对性，否定人权原则的普世 性。这些中国人运用从全球化知识市场上获得的信息，使用现代化的媒介手段，却 以“爱国”为由，激烈地反对全球化，提倡民族保守，为专制辩护。
阿玛蒂亚森（Ａｍａｔｉｙａ Ｓｅｎ）在《全球化及其问题》一文中，谈 到东西方早就相互影响渗透的问题，说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来自东方的科学、技 术和数学，是怎样全球化地扩散，从而改变了旧世界。阿玛蒂亚举例提到来自中国 的发明—纸和印刷，风筝和指南针，手推车和风扇，弓弩和火药，以及钟和铁链 悬索桥，他总结说：“事实上，如果当时欧洲拒绝接受数学，科学与技术的全球化 ，欧洲要穷得多。这在今天同样适用，尽管方向相反。认为这种现象是所谓的思想 与信仰侵略，是严重的错误，如同欧洲在上一个千年开始之时拒绝接受东方的影响 。”
既然西方没有因为纸和指南针的发明地是中国，而拒绝使用这些发明，为什么 我们要拒绝来自西方的人权理念呢？况且在中国传统里也有不少人道思想、大同精 神，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仁者爱人”、“众生平等”。这些传统文 化的精华，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结合，对我们中国人参与国际人权运动 的实践，丰富人权理论，会有很大的用处。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时代中，本土文化 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能找到适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
一个国界逐渐消失、越来越趋于互相依赖的世界，将激发不同种族文化的人， 去彼此理解、想象和创造。在今天成为事实的全球化，提出了从根本上重建“人类 行为架构”的要求，我们对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就有了更高的期待。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曾说：“人的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 只能在新的政治原则、新的人间法律中才能建立，其有效性必须涵盖整个人类，而 它（指保障）的权利必须被严格限定。”
这新的、保障人的尊严的人权原则，将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从 世界所有文化中取长补短综合而成的，它也将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那“轻视人、 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历史，终将因全球化的到来而结束。对于仍然生活在 专制压迫苦难中的人来说，全球化带来的人权关注和保障，将是他们的指望。托夫 勒说：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诚哉斯言。
２００１年６月
原载《民主中国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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