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0日訊】悲憫、平等的胡傑
我與獨立記錄片製作人胡傑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紀念慘死於文革的王佩英，終與拍攝王佩英影片的胡傑取得聯繫，彼此相談甚歡。此胡傑，即是《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等片的製作人，2008年香港「華語記錄片獎」最佳長片獎獲得者。意外的是，胡傑竟也與我神交已久，他說：「銀波，你是我敬佩的人，我非常驚訝於你的年輕、思想的深刻、意識的清晰與創作的才華。」仔細查閱發現，胡傑的人際關係極其廣泛，非但有拍攝《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的艾曉明與之成為最佳拍檔，連章詒和、譚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強、丁東、傅國湧、邵建、翟明磊、盧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他的朋友。
胡傑的作品，震撼了千萬人的心靈。尤其是《尋找林昭的靈魂》，在當時不少人就已預見其「記錄片里程碑」的思想價值。胡傑的勇氣與務實，備受民間推崇，被視為良心。早在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讀書會發起人周鈺樵就倡議：「官方已經到災區來拍電影，接著肯定是全國巡迴講演，搞洗腦那一套。我們一定要讓胡傑、艾曉明趕緊過來，做最真實的公民影像，搶救歷史。」他說這話時，我在場。周鈺樵稱艾曉明為「中國四大女傑」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衛平、何清漣），說胡傑「為歷史真相和維權運動做了許多人想做而沒做成的事」。
52歲的山東人胡傑，曾任空軍上尉、新華社江蘇分社影視編輯。他當了15年的兵，後來又拍攝了15年的記錄片。民間記錄片，以追求真實和獨立為目的，大致分為三類：時事題材，分為非干預性與干預性；歷史題材，主要做口述實錄。它的所有細節都有事實證據作為支撐，不是改編、演繹性質的電影；也不是官方電視記錄片和新聞追蹤，在攝影機後面的那雙眼睛裡，沒有權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憫。胡傑有個習慣，說服受訪人，使其徹底信任，如果對方不願意表達，那就不打開鏡頭。這種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意識，是諸多影視行業者所不具備的。
一個搶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體視農民、民工為邊緣群體，但胡傑認為，這些人其實才是大多數人。在胡傑的鏡頭裡，這些卑微者是有尊嚴的，胡傑把他們當成與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他拍攝的內容，從孤助的民間畫家，到礦工、被拐賣者、媒婆等，一直到文革慘死者及當代維權者。這15年的拍攝之路，有著「質」的漸變。他從關注弱勢群體開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題材，遂與大批民間人士接軌，把鏡頭瞄準當下。尤其是2004年開始與關注公民維權的艾曉明合作後，湖南黃靜案、廣東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現象等，都被拍攝成記錄片。災難深重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沒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國家，拍攝者的作品縱然在短時間內何其震撼，但很快就被新近發生的更殘酷的事件所淹沒。
無疑的，胡傑鏡頭下的諸多故事及人物，都是官方迴避、掩蓋乃至忌憚的範疇之內。這些以鏡頭為力量的記錄片，通過大陸內部傳閱和境外視頻播放，一個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作品，讚歎不已，遂口碑高築，政府當然有壓力。從實際效果看，作品中的當事人都是被時代扼殺的犧牲品，他們死的死、冤的冤，被打、被捕、被壓制，但胡傑、艾曉明用鏡頭給這些「偉大的失敗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來，否定政府及主流媒體的強硬認定。譬如《公民調查》裡的譚作人，縱然此後被關進監獄，但鏡頭裡的譚作人卻是第一流的好人。如同林昭用鮮血寫下「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這種歷史的證據之一，就是真實的鏡頭。
胡傑曾寄給我一張照片，照片是浦志強拍攝的。照片中，有兩個女人在大笑，她們是譚作人的妻子和與譚作人一起搞公民調查的朋友。笑的時候，恰是譚作人被判處五年徒刑的宣判當天。她們笑得很自信，很勇敢，沒有被邪惡打敗。胡傑說：「我想，在獄中的譚作人看了這張照片以後，一定會為妻子和朋友驕傲。」胡傑以這種方式，來清除我多年公民維權之後的憂鬱、愧疚與恐懼。僅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胡傑是一個內心非常強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堅持拍攝15年，也不可能再繼續觸碰敏感題材。15年的軍隊錘煉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認為，事實上他已經看到了大量的苦難、災難和罪惡，這一切又激勵著他喚醒民眾的決心。這種喚醒，不一定是聲嘶力竭、振臂高呼的，也可以是靜水流深，從心靈深處把喪失的良心搶救回來。
堅持獨立的代價
與胡傑合作的艾曉明，為拍攝獨立記錄片付出了代價。她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出現在課堂，被限制到大學做講座，被某些獨立記錄片影展禁止放映作品。艾曉明說：「我的名字，已經被掛在國保重點監控的名單上。」艾曉明的某些拍攝合作者，也被警察屢次叫去「喝茶」。相對於艾曉明，從表面上看，胡傑似乎輕鬆一些，他說：「很多年前，警察確實沒有找過我。但近幾年找過，或許是加強了管理，改變了舊有的工作方式，但不經常找。我覺得他們很正派，並沒有預設的惡意。他們代表公權力，對待工作也很兢兢業業。在談話中，我們保持彼此尊重的態度。我有時也想，也許我很幸運，碰到了文明警察的文明執法。」
在1995年拍攝《遠山》時，胡傑因拍攝礦工被礦主嫉恨，最終遭遇「子彈從耳邊飛過」的死亡恐嚇。在後來，他遭遇過不少非政府的壓力，但也躲過了危險。為避免自己被政府定義為危險人物，並保全作品本身的獨立性與純潔性，胡傑不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接受國外基金。《尋找林昭的靈魂》在民間及海外被廣泛讚譽，但胡傑卻表示：「這個片子在拍攝之初，我就沒有想過要發表。」我將胡傑的某些迴避，理解為迫不得已的策略，為了做成事情，不選擇主動對抗。他並非「憤怒中年」，在所有的作品中，都不是為揭示黑暗而黑暗、為證明苦難而苦難，相反，我們總能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催人奮進的激情。
許多外國人對於中國獨立記錄片有一種期盼，希望作品能夠把矛盾衝突展示得更直接，說白了，就是硬鬥硬的憤怒宣洩和誓死反抗。胡傑承認，在這一點上，他讓老外失望了，因為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願意製造恨，而要樹立愛。胡傑說：「我希望我的觀眾，是真正關心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人，是真的對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過自己的危險：「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東西收了，把你關幾年，最多就是這樣。」換句話說，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夠大度起來，容忍並接納獨立記錄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來做保證」。
拍攝記錄片，成本不匪。相對於某種「危險」，更致命的是來自生存的壓力。為了湊足拍攝的路費，他不得不為他人拍攝婚喪之事賺錢，有時買了長途車票之後，身上只剩幾塊錢。為此，他住過一天兩元錢的旅館。他的成就與生存境遇，反差甚大。當然，倘若他願意放棄某些底線，讓自己掙更多的錢，是絕對有可能的。這一點，他與不奔名利而去的實幹派人物黃琦、譚作人非常相似。
公民影像的啟發
待名氣大起來以後，有人為胡傑捐款。胡傑說：「確實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靈巖山下，一群素不相識的網絡朋友紛紛解囊，我瞬間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著淚把7000元錢塞到我的手中。還有一位甘肅的老媽媽，在一個風疾的街頭等到了我，把捲得緊緊的一小卷錢死活塞給我，那是200塊錢。我知道她家並不寬裕，而且她年輕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幾個孩子長大。感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顧太多了，這本身就可以構成一部記錄片。」
胡傑的拍攝，與記者採訪、導演拍戲有很大區別，準確地說，他只是一個有著身份證的普通公民，沒有官方批文和公幹證件，全憑一張嘴去說服受訪人。好在民間極待表達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傑能去拍攝他們，有遭受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有正在反腐敗的人，有飽受屈辱的上訪者，有走投無路的下崗者……他們與胡傑之間，形成了委託人與被委託人的關係。
類似胡傑這樣的記錄片製作人，全中國僅幾十人而已。據我所知，另有艾未未、老虎廟等極少數人，能夠堅持兩年以上的拍攝者可謂鳳毛麟角。這種拍攝，多是微觀敘事，一個房間，一個人，講一些事，拿出一些東西輔證，再做後期剪輯、編輯。2003年，柬埔寨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拍攝記錄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該片極為悲涼、沉重，也是採用這種微觀敘事的手法。它不同於痛斥專制的宏觀政論片，而是著眼於當事人、知情者的零碎敘述，將之編排對照，形成真實效果。
胡傑給許多人帶來了啟發，越來越多的人也想拍出反映爭議性內容的作品，加入公民影像的行列。受工傷的人怎麼獲賠，罷工的人怎麼罷工，患上愛滋病之後怎麼辦，一個村的選舉被怎麼操縱，警察怎麼抓小姐，異見者怎麼聚會，網友被捕了怎麼聲援，等等，這些就發生在當前的事情，被陸續拍攝出來，並紛紛傳到網上，又被紛紛刪除，再紛紛續傳。可以預見，這批展示鏡頭之力的公民影像，將愈加流行，成為異於官方的時代見證。那時，我們不要忘記，胡傑是先行者、帶頭人。
（July 29, 2010, T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原題為《鏡頭之力——胡傑的公民影像》，本文為底稿版。作者楊銀波，獨立作家，1983年生於中國重慶，崛起於社會底層，業已奮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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