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说说中国媒体援引外国媒体的方式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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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1月16日讯】在西方国家,媒体通常是按照新闻规律运作,大多是私营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是以享有较多的新闻自由。虽然不同媒体理念不同,支持的党派不同,但没有一家财团或企业可以控制所有媒体,不同媒体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可以从多个角度了解事态,并通过比较分析形成自己的看法。与之相反,中国虽号称有几千家媒体,但只有一个大老板,那就是中共政府。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媒体反映的理念是一元的,为何在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和事件上中国老百姓听到的只有一个声音。

事实上,秉承着要遵循党的原则的中国媒体,早已学会了隐瞒和造假。比如不久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死亡,联合国大会应朝鲜要求,遵循惯例,为其举行默哀。令人尴尬的是,对于联大的默哀之举,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以及大多数欧盟国家皆退场抵制,空旷的大厅内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十人。原本一分钟的默哀时间,也在持续了25 秒后提前中止。深知原因所在但受“礼仪”所限的纳瑟发出了“这是我难过的责任”的无奈之声。然而,大陆央视播出的联合国大会默哀镜头,却根本没有会场全景。如此一来,老百姓如何能知晓金正日在国际上是如此不受待见?!

不过,隐瞒和造假为家常便饭的中国媒体,却欲盖弥彰,为了彰显其所谓的开放性,迷惑老百姓,还时常引用一些外国媒体的报导,以加强自身媒体的所谓可读性、可信性。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看不懂外文或者无缘看到外国媒体的国人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援引的过程就是选择、过略、删节、修改的过程。以中国日报为例,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只选择外国媒体中的部分报导。比如2011年9月27日,中国日报网转载了《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奥地利媒体:“不要视中国为敌手”》。其内容是对欧洲议会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第一副主席亚力山大‧格拉夫‧拉姆斯多夫的采访。拉姆斯多夫曾长期在德国外交部工作,被视为欧洲议会的外交政策专家。

如果与奥地利媒体《新闻报》的原文对照,会发现拉姆斯多夫谈到了多达8个问题,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与中国有关联的,即《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200多字的文章。如此节选,难免会给中国读者一种印象,即中欧关系是采访的唯一题目,拉姆斯多夫很重视欧洲对华关系。

二、删除批评中共的部分。比如2011年9月28日,中国日报网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英媒:当人民币统治世界时》。这是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撰写并登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文章认为人民币在今后十年或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会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是因为“中国当局一直在寻找一种办法,退出已延续几十年的、备受争议的增长战略。这种战略是依靠压低人民币估值和对海外资本封上经济大门来推动增长的”。中国日报的文章引用英文原文中一些批评中国体制的部分省略了。

三、修改原文,篡改原意。比如2011年9月21日,中国日报网发表了《西报:中国经济制度比西方有优越之处》一文。这是西班牙《先锋报》对意大利知名记者、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Loretta Napoleoni)的采访。《先锋报》原文的标题是《中国人比我们快乐,比我们有钱,但他们不在乎民主——中国的制度比我们的好吗?》。除了标题进行篡改以外,在文中也有一些地方将原意改变。如西班牙文中,纳波莱奥尼是说:“我们的民主近年来有点偏头。”意思是西方民主有些问题,但《中国日报》的翻译却是“西方民主与经济体制的神话似乎一夜之间被打破了”。

四、对于那些批评性极强的报导则一律拒绝转载。

由此可见,只要中国体制维持着一党专制,中国媒体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新闻自由,其公信力也就更无从谈起。这不仅仅是媒体从业者的悲哀,也是整个国人的悲哀,而这样的悲哀将伴随着中共的存在而存在,亦将伴随着中共的消亡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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