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50

作者:張戎 譯者:張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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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二 「勞動改造」
到喜馬拉雅山邊去之3(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49)
我姥姥快滿六十歲了,無法忍耐的奇痛終於壓倒了她。她感到有千萬根針扎在身上,擴散著,最後集中到耳朵裡。門診部的醫生說這可能是神經性病痛,他們沒有辦法,唯一的建議是盡量保持心情愉快。我帶她去另一家醫院,從支機石街走路得半個多小時。
  
新當權派根本不關心小老百姓出門交通,因為他們出門有專門司機開小汽車接送。公共汽車對革命並非生死攸關,他們就由它停開。人力三輪車又被禁止,說是壓迫勞動人民。我姥姥因劇烈疼痛不能行走,我只好借了輛自行車,在後面的行李架上放一塊軟墊,扶她坐上去。她手抓住車座,我推自行車,小黑扶著她,小方則坐在自行車的橫槓上。

多虧一些醫生護士保持了職業道德和獻身精神,醫院還沒有關門。但醫院牆壁上有大標語,指責他們「以工作壓革命」——這是堅持工作者的標準「罪名」。那位替姥姥檢查的女醫生眼圈發黑,眼皮時不時地抖動。我想她一定是被大群大群的病人搞得疲憊不堪了,而且她還得忍受那些政治攻擊。醫院裡擠得滿滿的,到處是陰沉沉的男女,有些人臉部青腫,有的斷了肋骨躺在擔架上,他們都是批鬥會上的犧牲品。
  
醫生仍說不出我姥姥患了什麼病。X光和其他臨床診斷設施都壞了,沒法給她檢查,只給了她各種止痛藥。當這些藥都不管用時,醫院就收她住院。病房爆滿,病床一張挨著一張,連走廊也排滿了床。護士們從這間病房跑到那間病房,無法細心照料如此多的病人。於是我決定陪姥姥住院。
  
我回家拿來一些廚房用具,以便在醫院裡為她燒飯。一張竹席鋪在她病床下,就是我的床。整夜,我不斷被她的呻吟聲驚醒,從薄被子下面鑽出來給她按摩,暫時減輕她的痛苦。病房裡,到處是濃濃的尿臊臭,每個病人的屎壺都放在病房旁邊。我姥姥很講究清潔,一定要自己起身到廁所去大小便,甚至夜間也如此。但別的病人並沒這樣做,他們的便盂有時幾天也不倒掉,幾個護士忙得團團轉,顧不上這些細節。
  
姥姥的病床緊靠著窗戶,可以看到醫院的前園。現在這裏長滿了雜草,木凳也被砸壞了。我第一次透過窗戶看出去時,見到幾個小孩正圍著一棵瘦小的玉蘭樹,扯它所剩無幾的枝椏,要摘上面開著的幾朵孤伶伶的花。成年人從旁經過,也不干涉,破壞樹木的行為已屢見不鮮了。
  
一天,從開著的窗戶外,我一眼看見了我的朋友平先生從自行車上跳下來。我的心也跟著蹦跳了,臉一下子發了燒。我飛快地把玻璃窗當鏡子,照了照自己。在公共場合照鏡真會召來橫批,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嫌。那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粉紅格子外衣。當時剛允許年輕婦女穿這類圖案的衣服。頭髮也可以留長了,但只能梳成兩條辮子。我經常左思右想:兩根辮子應該靠近一點呢?還是分開一點呢?梳得直挺挺的呢?還是辮梢微微曲翹呢?辮子部分比鬆散部分長一點呢?還是短一點呢?這類差別雖然細小卻無窮無盡。政府並沒有規定頭髮該怎麼梳,衣服的樣式、色調如何,但是大家怎麼打扮你也得怎麼打扮。因為大家差不多都一樣,稍稍有點變化便會引人注意。所以看上去既要吸引人,又要跟別人沒什麼大的不同,使人無可挑剔,便成了一門真正的學問。
  
我還在翻來覆去不滿自己的形象時,平已經走進病房來了。他樣子很平常,但有某種氣質使他與眾不同。那是一種玩世不恭的味道,在當時毫無幽默感的時代裡可算得鳳毛麟角。他父親是文化大革命前共產黨省委某個部的部長,但平和絕大多數高幹子弟不同。「為什麼我要下農村?」他說,而且說到做到,為自己搞了一張「病情證明」,留在成都。他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思想自由、不以任何事為神授皇頒而不可懷疑的人。他是第一個打開我頭腦裡的禁區的人。

至此為止,我一直想避開談戀愛,因逆境而變得更強烈的對家人全心的愛,蓋過了其他感情。雖然在我的內心一直有另外一種性愛的感覺存在,渴望衝出禁忌,但是我成功地把它鎖了起來。認識平使我內心交戰不已。
  
這天平出現在我姥姥病房裡,一雙眼睛青腫,說剛被溫先生打了—拳。溫是我所在四中的高中學生,不久前護送一位在寧南大山裡摔斷腿的姑娘回成都就醫。平故意滿不在乎地描繪他倆人打架的情形,暗示說溫不高興他與我過從甚密。後來我聽溫說他打平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這傢伙在我面前自鳴得意、齜牙咧嘴地笑。」
  
溫生得短小粗壯,大手、大腳、大板牙。和平一樣,他也是一個高幹子弟。但他總是捲起袖子、挽起褲腳、穿雙草鞋,打扮得像個家農民——完全是宣傳畫裡的模範青年形象。一天,他告訴我他要回寧南去繼續接受改造。我問他為什麼,他隨口回答:「為了緊跟毛主席呀!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嘛!」我一下於愣住了,無言以對。我還以為人們只在公開場合才說這種官話。然而他並非故作正經,他是脫口而出,使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溫的思維方式並沒有使我對他敬而遠之。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不要按人們的信仰來區分他們,而該看他們是否心術不正,是否殘酷,我知道溫是個正派人,當我想永遠脫離寧南時,就是請他幫的忙。
  
我離開寧南已經兩個多月了,雖然沒有規定不准這樣做,但是國家有辦法使我遲早必須回大山裡去。我的戶口已由成都遷到寧南去了,呆在城裡沒有糧食和其他配給。這段時間我是靠家裡人的定量配給過活的,維持不了多久。我意識到必須趕快把戶口遷移回成都附近某個地區,因為農村戶口不准遷進城鎮,所以把戶口重新遷回成都根本不可能。把戶口從偏僻的山區遷移到像成都平原這樣富庶的地區也不行,除非有親戚在那兒願意接收我們。「發明」個親戚是容易辦到的,因為中國人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沒有人弄得清。
  
我有個好朋友南南剛從寧南回來找路子,我跟她計劃一塊轉,還加上我此時仍在寧南的姐姐。遷移戶口首先得搞到三張證明:第一張是親戚所有的公社,說明他們願意接納我們;第二張是這個公社所在的縣政府,批准公社的請示;第三張是四川「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辦公室」批准這次遷移。有了這三張,我們還得回寧南生產隊,獲取他們的批准,然後再到縣城找管戶口的,最後由他同意放我們走。只有到那時候,我們才可拿到那份對每個中國公民都至關重要的文件——戶口薄。到了新地方,再把它交給當地政府。
  
只要你想從政府劃死的框框裡走開一小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生活總是變得這般複雜困難。這還不算,節外生枝是家常便飯。當我們正在計劃遷移時,猶如睛天霹靂,中央政府發出一項新規定,在六月二十一日起凍結戶口。現在已經是五月的第三個星期了,在那之前,能找到一個真正願意接納我們的親戚,然後再把所有關卡打通,幾乎不可能。
  
我們找溫求助,他沒有半點猶豫就同意為我們製造這三張證明。編造官方文件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可能會坐很久的牢。但是這位忠於毛澤東的紅衛兵對我們的告誡只是聳聳肩。
  
關鍵是印章。在中國,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有印章蓋在上面。溫寫得一手好字,也會模仿官印的字體刻章。他用一塊肥皂來刻,一個晚上的時間,我們三個人所需的全部證明就都有了。沒有他,就算運氣好,這些至少也要花好幾個月才能搞到。溫還提議和我、南南一起回寧南,幫助我們處理剩下的手續。
  
快走了,我又不想走,放不下心,姥姥還在醫院。她極力催我動身,說她要出院回家,以照看年幼的弟弟。我沒勸阻她,因為醫院實在是個令人壓抑的場所,不僅氣味不好聞,而且還吵得不得了。每日每夜不是呻吟聲就是過道的上喧嘩聲,還有叫個不停的擴音器廣播,每天清晨六點鐘就把每個人都吵醒了。最糟的是不斷有病人在眾目睽睽下去世。
  


一九六九年一月攝於成都。這是下放到喜馬拉雅山腳去前合影,後排左起是京明、小鴻、張戎、小黑;前排左起是姥姥、小方、俊英娘娘。這是姥姥和娘娘最後的一張照片。(書中圖片)
 

姥姥出院那天傍晚說,覺得尾椎骨刺痛,不能坐在自行車的行李架上。小黑騎上車,帶走她的衣物、毛巾、洗臉盆、熱水瓶和碗筷,我扶著她慢慢走回家,那天黃昏天氣悶熱,姥姥邊走邊咬著嘴唇,身子不時抖著,顯然在竭力抑制痛得忍不住的呻吟聲。我對她說些閑話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街旁的梧桐樹曾是綠蓋成蔭,現在只剩下稀疏的枝葉——三年文革無人管理的結果。建築物傷痕纍纍,這是造反派戰鬥所留下的。
  
我們走了一個鐘頭,才走一半。天色突然變了,狂風捲起塵土和大字報碎片撲面而來。姥姥踉蹌了幾步,我緊緊扶著她。接著下起大雨來,我倆頓時全身都淋透了,附近又沒有地方可以躲,只好一步步艱難地向前挨。濕漉漉的衣服貼在身上,妨礙我們行走。我覺得透不過氣來,姥姥瘦小的身體在我手臂裡越來越重。雨乘風勢密集得像大幕似地擋在我們面前,抽打著我們已經濕透的身體。我感到非常冷,姥姥啜泣起來:「老天!讓我死了吧!死了吧!」我也想哭,但只是說:「姥姥,馬上就到家了……」
  
忽然聽見一陣車鈴聲,有人問:「喂!要搭車嗎?」原來身後來來了一輛三輪貨車,一個年輕人身穿襯衣,敞開胸,蹬著車,雨水順著臉頰小溪似地往下淌。他走過來,抱我姥姥上了車,上面已有個老人蜷成一團低頭坐者,這時點點頭向我們打招呼。年輕人說這是他的父親,他剛從醫院接他回家。他把我們一直送到家門口,揮手說了聲:「不用謝!」就消失在雨幕中了。由於雨水嗆得我張不開嘴,我沒問他的姓名。
  
兩天後,姥姥起床了,下廚給我們作烙餅,又像往常一樣忙忙碌碌打掃房間。我看得出她是強撐著,我要她休息,她不聽。已經是六月初了,姥姥不斷催我快走,並要京明和我一起去,說我上次在寧南病得很重,沒人照料不行。京明剛滿十六歲,暫時還未被送下鄉。我發了封電報,要姐姐回成都照顧姥姥。十四歲的小黑自靠奮勇地說可以信得過他,七歲的小方也鄭重其事地作了保證。
  
當我向姥姥告別時,她哭了,說她不知道這輩子還能不能再見到我了。我撫摸著她瘦骨嶙峋、青筋凸起的手背,把它貼在我臉上,強抑住要奪眶而出的眼淚,說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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