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三 「書讀得越多越蠢」
我當農民 也當赤腳醫生之2（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接上52）
我的德陽新公社是一片丘陵，小山上長著灌木叢和桉樹。大部分的農田都是良田，一年兩季收穫：一季小麥，一季水稻。也大量栽種蔬菜、油菜籽、蕃薯。來此地對我最大的解脫是不必爬山了，可以正常呼吸，不必整天都氣喘吁吁了。我一點不在乎在這裡老得走狹窄泥濘的田坎小路。我總是走得搖搖晃晃的，不時一屁股滑坐在地上。有時在摔倒前，我本能一把去抓前面的人，結果總把南南一掌推倒在田裡。我也不在意另一種危險：走夜中可能會被狗咬傷，有些狗還有狂犬病。
剛到時，我們住在豬圈旁邊，晚上在豬的哼吱哼吱聲、蚊的哀訴聲和狗的叫聲組成的交響樂中睡著。房間裡總有股豬糞臭、蚊香味。不久，生產隊為我和南南蓋了一所房子，有兩個房間，在一塊過去取土造磚的泥地上。這塊地比一埂之隔的稻田還低，春季和夏天，當稻田灌上水後，或一場大雨之後，房間裡的泥巴地就變成沼澤。我和南南只得脫下鞋子，挽上褲腳。淌著泥水在房裡走來走去。幸好我們兩人合睡的雙人床腳高，使我們可以在泥水的兩尺之上睡覺。上床前，我們把一盆清水放在一個板凳上洗腳。生活在這樣潮濕的環境中，我的骨頭、肌肉老是疼痛。
但是小屋子也好玩。水退下之後，床下和房間角落處會長出蘑菇來，發揮點想像力，屋裡就好似神話故事的場景。一次我不小心把一勺豌豆灑在地上，水退下後，一叢纖細的豆芽頂著瓣冒出來，陽光從帶木框的牆洞——我們的窗戶——照進來，豆瓣伸著腰張開，好像在陽光下剛剛醒過來。
小小山村的景色永遠對我充滿魔力。門外正對著村子的水塘，滿池的睡蓮和茶花。房前小道向左爬上一座約三百五十尺高的小山，太陽在山背後，在黑色的岩石群中落下。天黑之前，銀色的薄霧輕輕懸浮在山腳下的田野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一天勞動後乘著暮色回家，挑著筐，扛著鋤，拿著鐮刀，看上去就像在雲中飄。他們的狗搖頭擺尾地跑出來接他們，在主人的周圍歡跳。炊煙從草屋頂上冉冉上升，木水桶碰著石頭井滑卡嗒卡嗒地響，人們在挑水點火做晚飯了。竹叢地是高聲交談的人群，男人們蹲著，一口口吸著細長的旱煙桿。女人們既不吸煙也不蹲著閑談，因為傳統認為女人這樣做有失體統，而革命的中國沒有人提出要改變這類風俗。
正是在德陽，我了解到中國農民是怎樣生活的。每天一早，隊長分配農活。所有農民都得幹活，每人每天掙一份固定的「工分」。工分積累總和是決定年終分配的要素。農民從生產隊分得糧食、燃料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外加一點債款。收穫後，生產隊向國家上交公糧，剩下的大部分用來分配，每人先分基本口糧。每個男人都一樣，女人則比男人少四分之一。三歲以下的孩子分男人基本口糧的一半，三歲以上就算成人了，因為孩子顯然吃不完一個成年人的口糧，所以孩子越多越好。這種分配法顯然使人們不熱衷計劃生育。
分完基本口糧之後，剩下的收穫按每人掙得的工分分配。每年兩次農民聚集在一起評定每人每天掙多少工分，沒有會錯過這種會。評來評去，大多數青年、中年男子最後都是一天十分，女人都是八分。一兩個村裡公認最強壯的人則多一兩分。像以前的地主這種「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家屬一般則比別人低兩分，儘管他們並不比別人做得少，還常常做最重的活。南南和我算是沒有經驗的「知識青年」，只評了四分——和十來歲的孩子一樣。他們說這只是「開始」，然而我的工分從來沒有提高過。
因為同樣性別的人與人之間工分相差甚少，工分總值實際上取決於人出了多少天工，而不是這人怎麼工作，賣不賣力，成果如何。於是不但勞動沒有效率，還成了村裡人彼此不滿的原因。沒有人想比別的掙相同工分的人多幹活，大家兩眼總盯著別人，生怕多做，被人占了便宜。女人們忿忿不平，認為有時男人和她們做同樣的活，卻多掙兩分。爭吵事情不時發生。
我們經常在田裡磨磨蹭蹭呆上十個小時，於五個小時就能完成的活。我們不得不磨夠十個小時，因為這才算一個整天。我一到地裡就兩眼盯著太陽，一心指望它快點下山，度時如年地計算離收工哨還有多久。我很快就發現無聊與繁重的農活同樣令人筋疲力盡。
這裡就像寧南和四川大部分地區，完全沒有機械。作業情況和兩千年前差不多，只是有了從政府那裡用糧食換來的化肥。除了水牛拉犁外，也沒有牲畜代勞。所有的東西，包括水、糞、柴、蔬菜、穀物、蕃薯等等，都得用肩挑。我對挑東西最感頭痛，只挑水做飯這一樁事就使我的右肩終日紅腫疼痛。一有喜歡我的小夥子來玩，我就顯得可憐巴巴的，他們當然也就自告奮勇，把水缸給我裝滿。我還乘機把罐子、臉盆，甚至大碗統統拿出來讓他們裝。
生產隊長好心不讓我挑東西，派我去和孩子、老人、孕婦一起幹「輕活」，可是這樣的活對我來說並不輕。舀大糞很快使我手臂疼痛，更不用說看見肥大的蛆蟲在糞上蠕動時所挑起的噁心感。在一片白得耀眼的棉海中採棉花似乎充滿詩意，但是我很快發覺並不是那麼愜意：無情的烈日，高達三十攝氏度的濕熱，更不用說東戳西捅的棉枝扎得我渾身是傷。
我寧願插秧，這被看作是重活，因為得整天彎著腰。一天下來，最能吃苦的人也在抱怨中伸不直腰。但是我喜歡在無法忍耐的炎熱中把雙腳浸在涼水裡，看著面前一排排纖細、翠綠的秧苗，踩著軟軟的稀泥，實在舒服。我只怕螞蟥。有一次我感到小腿肚癢癢的，抬起腳來正要搔，只見一條肥胖、滑溜溜的東西一頭正扎在我的皮膚上，似乎拚命要鑽進去。我尖叫了一聲，旁邊的農家姑娘吃吃地笑了起來，覺得我大驚小怪。儘管如此，她還是淌著水過來，衝著螞蟥上方我的腿部就是一巴掌，螞蟥撲通一聲掉進水裡。
在冬天，早飯前得幹兩小時的工。我和體弱的婦女們爬上山坡去砍柴。山上光禿禿的，幾乎沒有樹木，甚至灌木叢也稀疏疏的。我們經常得走很遠的路才會有點收穫。我們一手抓，一手用鐮刀割，多刺的灌木叢每天都在我的手心和手腕裡留下幾根刺。開始時我花很多時間把它們挑出來，後來挑不勝挑，只好乾脆讓它們留在肉裡，發炎化膿後，自己鑽出來。
我們砍來的都是一些「毛毛柴」，意思是頂不了用，一下子就燒光了。有一次我禁不住說：這些山怎麼連一點兒樹也沒有。和我一起的農婦們告訴我，以前不是這樣，大躍進前，山上儘是松樹、桉樹和柏樹。它們已統統被砍倒塞進土高爐鍊鋼去了。農婦們說著這番話時，顯得無動於衷，好像這與他們每日為柴火拚命的悲劇毫不相干，好像生活本來就是如此，不是天災，就是人禍，無可奈何。我吃驚極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大躍進是「輝煌的勝利」。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它的惡果。
我還發現了許多其他的事。農村經常召開「訴苦會」，讓農民訴說國民黨統治下的苦難，激發對毛澤東的愛戴，讓年輕人「受教育」。農民們講起挨餓的童年，感嘆道：現在的孩子慣壞了，要小心哄著才肯把飯吃完。
然後他們的話題轉到一次大飢荒，說當時他們只有蕃薯葉吃，要不就在田坎上挖來挖去希望找到草根充饑。他們說，村裡死了好多人，我為他們的故事難過得流淚，在說完他們多麼仇恨國民黨和多麼熱愛毛主席後，農民提到飢荒發生在「公社那年」。突然我醒悟了，原來這次飢荒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他們顯然是把兩個政權搞混了。我問道：「那段時間是不是發生了空前的自然災害？是不是自然災害引起了飢荒？」「才不是這麼回事！」他們異口同聲答道，「天氣好得不能再好了，田裡的穀子很多很多，但是那個人——」他們指著一個畏畏縮縮的四十來歲男子說：「他下令我們都得去鍊鋼，結果是到手的莊稼一半都爛在地裡了。他卻對我們說：『沒關係，我們已經進入共產主義天堂了，再也不用擔心沒糧食吃了。』以前我們總是控制著吃，但是那陣大家吃公社大食堂，敞開肚子，吃剩了就丟，大米也拿來餵豬，後來，食堂沒有糧食了，他卻命令民兵把守倉庫，不准開倉，說糧食要運到北京、上海去，那兒有外國人。
就這樣，一點一點地，真相顯現出來了。那個灰頭灰腦的人在大躍進時期是這個村子裡的生產隊隊長，他帶頭砸了農民的鍋灶，鐵鍋拿去鍊鋼，不准農民在家開伙。他又浮誇收成，結果國家收購糧食像天文數字，把農民傾其所有也交不夠。村裡餓死了幾十個人。在大飢荒後，所有罪責都歸他，公社讓村民們把他選下台，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
就像大多數「階級敵人」一樣，他沒有進監獄，而是由村民們監督，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法子：使老百姓總有個近在眼前的仇恨對象。有一回政治運動，這個人就和其他「階級敵人」一起被拉出來當靶子打。他分的最重的農活，得的只是一天七分工，比同等勞動要少三分。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人和他交談，全是看見過好幾次村裡的小孩子朝他的兒子扔石頭。
農民們感謝毛澤東懲辦了他。沒有人問他到底有沒有罪，沒有人懷疑細究，他應負多大的責任，一次，我找到機會單獨向他問起往事。他顯得受寵若驚，可憐巴巴地說：「我只是執行上級指示，我只是執行呀！……」隨後他又嘆息著說開了：「當然我不想扔了官，我不當，別人就會當，我和我的孩子們怎麼辦？可能早就餓死了。生產隊長官不大，但起碼可以死在全村的最後。」他的話和農民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第一次我無意中發現在文革之前的陰暗面。事實和漂亮的官方說法相距太遠！就是在德陽的山野田間，我的懷疑加深了。
我有時在想，毛澤東把城裡學生娃娃趕到鄉下去，讓他們接觸現實，睜大眼睛，他到底知不知道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呢！我又想，他也許十分有把握大多數人不可能根據支離破碎的信息來推斷出合理的結論。確實如此，十八歲的我只有模模糊糊的懷疑並不能理性地分析。（此處刪去兩行）。
德陽縣也像寧南一樣，很少有農民能閱讀報上最簡單的文章，能寫最起碼的信，許多人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共產黨早期致力於掃盲的激情已被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擠掉了。
這個村子有所公社補貼辦的小學，文革一開始，孩子們就盡情的折磨老師，把可憐的老師弄來鬥爭、遊村、頭上頂一個沉重的鐵鍋，臉用油煙塗得漆黑。有一次，他們差一點打裂了老師的頭骨。從此之後，不管怎麼勸，沒有人敢當老師了。
大多數農民也不關心學校教育。他們說：「上學有啥子用？你花錢讀書，一讀就是好幾年，最後還是個農民，得靠出力吃飯。會讀書也多掙不了一口，為啥要浪費錢、浪費時間呢？不如早早掙點工分。」一旦生為農民，就得一輩子當農民，幾乎沒有別的前途，這種政策使得農民喪失了受教育的動機。學齡兒童們呆在家幫忙做家事，照看年幼的弟妹，十歲出頭就下田幹活了。女孩子們呢，農民覺得上學更是徹頭徹尾的浪費，他們說：「出了嫁就是人家的人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了水。」
當時，「夜校」被鼓吹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把教育帶到鄉村」。有一天，我們隊裡宣布要辦夜校了，並要我和南南當老師。我很高興，然而，上了頭一堂課後，我便看出這裡根本沒有教育可言。
千篇一律，一上課，生產隊長總要我和南南給大家讀，《毛澤東選集》或《人民日報》社論。然後他開始講話了，一講就是一個鐘頭，都是報上最新的政治術語，毫不連貫地串在一起，不知所云。不時地，他也發些具體的指示，而且都借毛澤東的名義：「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天要吃兩頓稀的，一頓乾的。」「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浪費蕃薯去餵豬。」如此等等。
經過一天地裡筋疲力盡勞動後，農民們一心只盼回家做自己的事，夜晚的時間對他們來說很寶貴。但是沒有人敢「逃學」，他們只是坐在這裡打磕睡。漸漸地，夜校不了了之。這種「教育」不是讓人變聰明，而是變蠢。我一點兒也不惋惜它最後廢除了。
由於缺乏教育，農民的世界狹小得令人傷心。他們的談話集中在極瑣碎的日常小事上。一個農婦花了一上午時間抱怨她的小姑子用十把「毛毛柴」煮早飯。她說本來只要九把就夠了（柴也是由生產隊分配的）。另一個則喋喋不休地幾個小時數落婆婆，說她在米飯裡放了太多的蕃薯（米比蕃薯寶貴得多）。我知道他們天地狹窄並不是她們的錯，但仍覺得這類聊天令人難以忍受。
另一個百談不厭的話題是「性」。有一個來自德陽縣城的梅姑娘，落戶在我們鄰居隊上。風言風語說她與不少城市青年、農民都睡過覺。我在田裡勞動時不時聽到人們用粗話談論她。不久傳來消息說她懷孕了，但把肚子勒得緊緊的。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懷「野種」，梅姑娘故意做所有孕尋不適合做的活，像挑擔子等。後來在她村子裡的溪邊上的一叢灌木裡發現了一具死嬰，大家都說是她的，但沒有人知道是不是一生下來就是死的。她的生產隊長命令挖個坑把孩子埋了，就此了事，可是有關她的流言蜚語傳得很更起勁了。
梅姑娘的故事使我寒心，但還有別的事更可怕。我的鄰居有四個女孩，全是黑皮膚、圓眼睛的美人。不過村民們覺得她們不美，說她們太黑了，在大多數中國農村，白皮膚是美的標準「一白掩百醜」。當這家大女兒到了該出嫁的年齡時，她父親決定招個女婿上門。這樣他不僅能保住他女兒的工分，而且還能多個勞力。農村風俗是女人嫁進男人家，上門女婿對男人是一大羞恥。他的鄰居總算從窮山區找到了一個青年，這人拚命要擺脫山區，眼前只有結婚一途可幫他了。新女婿於是在人前地位很低，成了岳父的出氣包。我經常聽見他岳父高聲罵他，時不時禁止女兒跟他同房。女兒不敢違抗，怕被說成是不孝，又怕別人譏笑她太想和男人睡覺。女人要求享受性生活，甚至和自己的丈夫做愛都被認為是件可恥的事。一天早上，我被窗外的喧鬧聲驚醒，原來這個青年頭天晚上灌了好幾瓶酒精濃度很高的蕃薯酒，第二天一早，他的岳父使勁踢他的房門，要他下田幹活，等破門而入時，才發現女婿已死在床上了。
一天，我們生產隊做豌豆麵，借我的搪瓷盆裝水，那天，麵沒做成，變成一灘稀糊。圍在制麵大桶周圍焦急地等著分麵的人群變了臉色，當他們看見我走過來時，都大聲抱怨起來，恨恨地瞧著我。我感到很害怕。後來，一些女人告訴我，村民們把制麵失敗歸罪到我頭上，說我必定是在來月經時用過臉盆，害得他們「倒了灶」。女人還說，因為我是城市來的，所以還算運氣。要是換上她們，家裡的男人一定把她們痛打一頓。
另一次，一群小夥子擔著蕃薯經過我們村子，在狹窄的路邊休息。他們的扁擔放在地上，擋住了路。我沒有留意，抬腳跨過了一根。忽地一聲，一個小夥子跳了起來，一把抓起扁擔，衝到我面前，兩眼冒火地瞪著我，就像要一扁擔打過來似的。從別的農民議論中，我才明白女人跨過男人的扁擔，男人肩上要長扁瘡。我只得又跨回來，以示「清毒」。我在農村全部時間裡，從來沒有看過掃除這類迷信的努力。人人習以為常，提也不提。
我們生產隊裡受到最高教育的人是從前的地主。由於宣傳的結果，我以為地主就是惡人。現在我才發現，我其實和這家地主最合得來，儘管一開始我有些局促不安。他們和那些深深印在我腦中的宣傳機器所鑄造的形象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丈夫沒有一雙殘忍、貪婪的眼睛，妻子也不扭動屁股，甜言蜜語地勾引幹部。
有時，我們單獨在一起，他會開始訴苦。「張戎，」他有一次說，「我知道妳是個好人，妳看了這麼多書，知書識禮。妳來評評這個理，這事公道不公道！」他講起他怎麼會弄上一頂地主帽子。四十年代後期，他在成都一家餐館當跑堂的，千辛萬苦攢下點錢。那年一些有遠見的地主已意識到共產黨將會到四川了，到了會搞土改，所以他們賤價賣地。跑堂先生沒有政治眼光，買了些地，還滿心歡喜，以為占了便宜。他不僅很快就在土改中喪失了這些土地，而且還一下子成了「階級敵人」。說到這裡，他長嘆一聲：「一失足成千古恨呵！」
村民們似乎對這家地主沒什麼仇恨，只是保持距離。但是，像所有「階級敵人」一樣，這家人總被分派沒人願幹的活。他家的兩個兒子儘管是村子裡幹活最賣勁的人，卻比其他男人每天少掙一個工分。在我看來，他倆又聰明、又能幹，是遠近最溫文爾雅的人，看上去與眾不同。在村裡所有的年輕人中，我本能地跟他倆最接近。然而，儘管他們有種種美德，也沒有姑娘願意嫁給他們。他們的母親嘮嘮叨叨地告訴我，說她為少數幾個好不容易由媒婆引見來的姑娘不知花了多少錢買衣物，這些姑娘總是接下衣服和錢後就不來往了。換上別的農民，會把禮物要回來，但這位地主只好自認倒楣，當母親的常嘆道，兒子們沒有希望結上一門好親事，又感嘆道他們倒處之泰然，每次失望之餘，總儘力使她開心，說要放棄趕集來掙工分，把失去的禮物錢掙回來。
所有這些不幸都是以平淡的口氣敘述的，沒有多少戲劇情節，也不怎麼動感情。在這鄉野，甚至死亡消息也只像石頭投進了水池，濺起一陣浪花後，波紋很快散成了平靜的水面。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