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岁月
年青时，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到老了，却常常回忆起往事。育有一女一儿的我们，如今已年届古稀，大女儿和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先后来美读书，现在都任教于美国的大学。为此，亲朋好友总是夸奖我们“教子有方”，对我们羡慕不已。
其实，每当我们静下心来回忆往事时，心情却不能平静，深感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留下了许多遗憾，内疚。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也许会轻松一点，也给年青的父母们提供一点思考。
先讲女儿的故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北方某大城市，一个三口之家迎来了第四个成员——我们的儿子。几个月后，儿子仅吃母奶已经不够了，我们决定将全家“计划供应”的鸡蛋留给儿子蒸蛋羹吃。
按当时当地的供应标准，每户每月半市斤（二百五十克）鸡蛋，共计六个，每次用小碗蒸一个，约有小半碗。我们事先给大女儿讲，你已经能吃菜了，弟弟不能，所以这些鸡蛋就给弟弟吃。每当给儿子喂蛋羹时，三岁的小姐姐很懂事地坐在一边，等喂完弟弟，她再刮碗底，看到她那种翘首以待的姿势，我们的心软了，手下留情了，碗底不刮那么干净了……
女儿长大了，一天，她开玩笑说：“六个鸡蛋，哪怕给我吃一个呢。”是啊！我们仿佛惊醒了！五个和六个，营养能差多少？扪心自问，我们绝无“重男轻女”的想法，可是无意之中对孩子的心理伤害我们却毫无察觉。
现在女儿已经在美国成家了，也有了一女一儿，我们全家六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有时也蒸蛋羹，一次就蒸六个鸡蛋，一大碗。
接下来，让我叙述一个轻松的七十年代小故事。一天，我拿着‘副食本’（计划供应凭证）到商店买了当月的半斤鸡蛋，为了避免鸡蛋碰破，将装有六个鸡蛋的纸袋放入网兜，用左手拎着，右手握住自行车把手。已近中年的哦，虽不是很健壮，却也算利落，可是不知咋的，刚一上车，前轮碰到一块石头，自行车左摇右晃地倒了，人也摔了，可是那只攥着网兜的手却高高的举着，网兜在空中荡漾，六个鸡蛋安然无恙！路人惊讶地望着我，投来赞许的目光，用现在老美的话，就是“Great job（真棒）！”
再讲儿子的故事
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对他们的饮食，我们都很重视。小孩都不爱吃蔬菜，特别到了冬季，北方的主要蔬菜就是大白菜。每年入冬之前，家家都要储备过冬的大白菜，“计划供应”每户几百斤。为了调配好饮食，我们对大白菜作如下综合处理：外面的菜帮做成咸菜或蒸菜馅包子（加一点肉），中间部分炒着吃，菜心凉拌吃（类似美国人的蔬菜沙拉）。
为了让孩子多吃蔬菜，我们有一个规定，每人必须吃完小半碗炒白菜，其它菜不定量。孩子都很听话，没有反对，也许知道父母是为他们好。
许多年后，出国了，有一天跟儿子聊天，回忆往事，儿子突然冒出一句话：“小孩的肚子小，吃完了白菜，那还能吃多少好菜呀！”我听了心里一怔！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虽然是玩笑话，却是道出了孩子当年心理的创伤，我们深感内疚。
为人父母，责任重大。我们不能要求每位父母都去研究“儿童心理学”。但是“人权”两个字对教育理念的影响是否值得所有那些教育别人的人去深思呢？
谈到“人权”，我们想再说说我们这个儿子来到人世间的故事。我们婚后第一胎是个女儿，临产去医院时，正值医生交接班，在那个年代，这个时间段事故多发。只见医生护士慌慌忙忙来回穿梭，过了一阵，我被告知，小孩已死亡，还说明了死因（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要我签字认同，我还算是个识务之人，心想，好在大人没出问题。
当第三胎怀上不久，我们被告知必须去堕胎，因为两个孩子间隔不满三年（其实只差一个月），我们决定顶住这个压力，后来顺利产下了这个儿子。差一点被扼杀于胚胎中的这个小生命，如今成了一名研究“生命科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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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
文/木子燕(Piscataway)
我家有条狗叫Hannah，它是一条纯纯正正的德国狼狗。它的爸爸妈妈是为警界服务的k-9。所以，我们对Hannah特别的珍惜。如果它还活着，应该是十五岁了。二月十四日是Hannah的生日，借此短文寄托我对它的思念。
Hannah 的前主人是警察，由于家里有了新宝宝，不得以放弃Hannah，经人介召找到我。我问他要多少钱？ 他说不要一分钱，只要有个爱它的家。狗被带来，交给我。他头都没回转身就走了。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看到他强忍的泪水从眼眶里掉下来。
Hannah 虽然不到2岁，已经是势不可挡的样子。一身棕黑相间油亮的毛发，近乎完美、矫健的身体，让人止步回首，赞叹不已。儿子们更是以它为骄傲。Hannah 就象是上天派来的守护神一样，陪伴他们渡过每一个高兴、寂寞与害怕时光。令人难忘的是，Hannah守护他们俩兄弟渡过了那可怕的“911”夜晚。当时我们在河的对岸，无法回家 ，能做的只是祈祷让 Hannah保护好孩子，保护好家。孩子们安然无事，Hannah也成了大功臣。此后全家对它更是疼爱有加。
Hannah 特喜欢玩飞碟，儿子们常常跟它玩。飞碟一扔出去，Hannah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了出去，腾空一跃，飞碟就被它咬住了，然后摇头摆尾地往他们面前一丢，意思是再来一次。
Hannah 八岁的时侯，被查出患了肿瘤。医生说有两种选择：一是给它截肢保住性命，但要一大笔花费。二是给它安乐死，你们考虑。晴天的霹雳，让每一个人窒息。儿子哭着说：不管Hannah 是什么样，只要它能活着。那一晚我久久无法入睡，天快亮时，蒙蒙胧胧中看到Hannah 用三条腿跳着向我奔来。这是它托梦给我，它要活着。因此我决定，让它继续陪伴我们。
凭着Hannah 的顽强毅力和执着，它活了下来。正因如此，它的灵性和敏感救了我的另一小只小狗。Junior是一条德国腊肠狗，可能是同乡，它们相处的很好。一天晚上，小狗离家出走。我们到处贴寻狗启事，更带着Hannah 到处找，试想三条腿的它，一跳一跳的是多不容易。它的努力，它的不离不弃，让每个人感动。又是一天过去了，它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我们一样垂头丧气地回家。
我因生意要去芝加哥，等回来时，已经是小狗走失的第七天。我到家已是半夜，带上Hannah又去了小狗最后出没的地方。此处刚好是个三叉口，我带Hannah往左边走，一跳一跳的它，没走几步就执意往回走，我又带它往前走，没走几步，它又往回走 。我意识到hannah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我对它说：“你等着”，于是，我就冲着另一个方向去找。边走边叫“Junior”。这时，一个黑呼呼影子在昏暗的路灯光下缓缓向我走来，我惊喜若狂，抱起小狗奔回Hannah的身边。 它发疯一样地舔着小狗，它们间那种亲密让人感动。
Hannah 的坚强让它多活了三年。在最后的日子里，它已经无法动弹。万般不忍 ，打电话给医生，请他来家里给 Hannah 打针。那一天，我开着车飞一样地往家赶，眼泪唰唰的往下掉，无奈我开的越快，Hannah 离死亡就越近。快到家时，在7-11店买了一罐冰淇淋，那是它最喜欢的。冲进家门的时侯，已经是六点半了。赶紧为它擦洗，然后喂它冰淇淋。它看着我，慢慢地吃下了一口。钟敲七下，门铃亦响，医生来了。他先给 Hannah 打了镇静剂，然后是药针。大家都哭了，Hannah的泪水也顺着眼角流下来。看着它的呼吸慢慢减缓，直到停止。那一刻我的世界也停止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蓝天白云中寻找 Hannah 的身影，我知道它在天上看着我们，保佑我们平安地渡过每一天。时常我还会问小狗Junior：你还记得 Hannah 吗？它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如果它会说话，它一定也会说：Hannah，我们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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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外婆
我不到九岁，母亲就过世了。妈妈是外婆的独生女，她弥留之际告诉外婆，她就是放不下我这个儿子，恳求外婆好好照顾我。外婆答应后，亲爱的妈妈就闭上眼睛，平静地走了，永远离我而去。每每念及此事，思念的泪水总会夺眶而出。在诸暨的几年，每当清明、冬至，我总要回老家前山杜大弄，为母亲扫墓。逝去五十多年来，她那柔弱的身影，对我仔细的爱心，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外婆的父亲是个孤儿，很小只身从绍兴来到杭州。他从做学徒开始，刻苦耐劳，勤奋一辈子，最后成为杭州永成源丝绸厂的大股东，在杭州东街新桥西头有一幢小洋房。他把唯一的女儿、我外婆嫁给酱园店老板的儿子，外公却是个拈花惹草的男人。生下我母亲，外婆就与外公分居。太外公很怜惜外婆母女俩，叫我母亲梅仙姑娘。梅仙姑娘生的儿子他也特别喜欢。我去他家，他叫我跟他一起睡。白天，他一个人玩牌，给我吃香糕，叫我坐在旁边看他玩。我四、五岁时，他已八十多岁了，由大舅公夏嗣元主管工厂。
二十年代杭州有钱人作兴娶小老婆，大舅公夏嗣元的小老婆在上海，所以他经常在上海、杭州两地跑。到杭州也不去大舅婆房间，大舅婆很孤独，也很苦闷，不久就去世了。她有一个儿子叫永祥，不工作也不读书，整天无所事事，只会玩。结了婚、生了儿子，就陪儿子玩。五十年代，工厂公私合营，他什么都不会做，无法就业。儿子女儿一大家，日子过得很艰难。
九十年代中期我到杭州，专门去东街新桥寻访夏氏旧宅。几经辗转，找到了永祥舅的两个儿子，夏庚申和夏庚初，他们都在商业系统工作。在大表弟庚申家看望了永祥舅妈，她已是古稀之年，过去的事记得不多了。而庚申说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上海见到他爷爷。爷爷告诉他，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要过连“飞马牌”都买不起的日子。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嫁给父亲。我父亲是个农民的儿子，从诸暨农村到杭州城里去找工作，就在永成源的丝绸厂做档车工。或许是我舅公欣赏我父亲的干练和才能，也许是我父亲巴结我舅公，他极力劝说我外婆将女儿嫁给我父亲。当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到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外婆只能和妈妈相依为命，共渡难关。但是女儿长大，终要嫁人，可能是外婆认为我父亲还是一个正直的老实人，也可能是妈妈有点儿喜欢他，更可能是由于时局越来越动荡，外婆想把女儿交给一个比较可靠的人，终于同意父亲和妈妈结婚。
非常遗憾，妈妈始终没有对我讲及她与父亲的婚姻，毕竟我那时还太小，她不让我知道太多的人间苦难。我十分后悔，五十年代在杭州读中学时，没有询问外婆更多有关妈妈的事。
外婆恪守对母亲的承诺。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我将初小毕业，就要升入高小。外婆在宝善桥夏侯巷74号（现在的84号）租好大房子，叫我父亲搬过去同住，待过了暑假接我去上学。这年农历七月十五，祖父带我坐火车到杭州，准备上学。过了五天，祖父要回去。第二天一早，父亲把祖父的绸衫洗干净、晾好，请邻居徐婶上街代买一只鸡，没有吃早饭就去上班了。十点左右外婆做好鸡蛋炒饭，让我给父亲送去。夏侯巷到新桥不远，我把饭往父亲的织机上一放，就跑去玩了。不到一个小时，有人找我回夏侯巷。一到家，只见父亲躺在房屋中间，医生已经给他打了强心针，但还是没有醒过来。一会儿医生说没希望了。这样不到一年，母亲和父亲都走了。祖父和我陪着父亲的灵柩，由水路回到了老家。
第二年共产党占领了杭州，外婆的房产也没有了，她靠手工络丝过日子，她再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了。一九五二年秋天，祖父一个朋友的儿子郭德诚带我到杭州明远中学读初中。学校在里西湖卧龙桥，到宝善桥要绕过半个西湖，由西向东穿过杭州城。我没有钱坐车，来回走路要一天。但只要有时间，我就要去看她。她还住在夏侯巷74号，小房子只有七平米大。她的房子靠大门口，每家有客人来她都热情接待，邻居外出，委托帮忙，她从不推却。同院子的人很尊敬外婆，都亲切地称她“大奶奶”。
有一年清明节，外婆叫我一起给外公扫墓，她告诉我，当年外公与她分居后，另娶了小外婆。小外婆是工人出身，心地善良。他们有三个儿子，后来小外婆把二儿子陈祖德过继给外婆，祖德舅舅每年给外婆寄生活费。外婆说自己很是内疚，因为当年她给小外婆找过很多麻烦。不久政府强行拆迁，第二年清明，我们再也找不到外公的墓。后来我考入杭州一中，到外婆家很近。一个星期天，我把小房子的窗子卸下来，搬到东河边洗干净，擦干装好。在她欣慰的微笑里，我感觉到温馨的亲情，这是我唯一替她做的一件事。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新疆，无法照顾外婆，有时给她寄点钱，她就把自己省下来的粮票给我们寄来。
外婆在病危弥留之际，她不让告诉远在新疆的我，免得我来回奔波。但叫妹妹把她那条最贴身的丝绵被寄给我。
老家有两个堂兄早年经外婆介绍，当了丝绸厂的学徒。有人曾经问外婆为什么不带我去做学徒，外婆说：“我的外孙怎么能去当学徒呢”？这就是我的外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