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我與六四事件
天安門事件」，國際上流行的這一定義，指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及其被中國政府鎮壓的結局。在中國民間，包括海外華人中，這一事件，被稱為「八九民運」；又稱「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殺」。中國官方，最先稱這一事件為「反革命暴亂」，後來又淡化地稱之為「發生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
八九民運的中心，在中國首都北京，尤其北京的中心天安門廣場。在那裏，成百萬學生和市民的示威，吸引了眾多國際媒體聚焦。中國其他城市的民眾抗議，雖較少得到國際媒體關注，卻都是八九民運的組成部份。實際上，八九民運，發生在全中國三百多個城市。1989年春夏之交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在中國各地，都有大量民眾上街示威、遊行、請願，要求當局順應民心，啟動民主改革。
初到金錢廣州 獨自傳播民主
1987年夏天，我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所謂「分配」，指政府的安排，但那一分配，也符合我的意願。潛在的，我有一個浪漫的政治抱負：在經歷了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之後，再進入首都北京，才算履歷圓滿。同時，我還覺得，自己肩負一份尚未完成的使命：八六學潮未盡的民主運動。
廣州，是廣東省省會，號稱中國的「南大門」。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從廣東省開始，在該省設立了兩個經濟特區，深圳與珠海，分別比鄰香港與澳門。外資從香港引入深圳，再經由廣州，進入中國腹地，撐起中國的初步繁榮。
「廣州只有商業，沒有政治。」 「廣州人只認錢，別的甚麼都不認。」我到達廣州之初，當地人聽我談民主，往往不以為然地一笑，做世故的精明狀，如是對我說。放眼廣州，果然商風瀰漫，幾乎全民皆商，一切向錢看。商業廣州，金錢廣州。然而，我並不甘心，也並不放棄。教書之餘，獨自傳播民主。積極奔走，廣結人緣。
「你不要跟我談政治，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一位就讀中山大學、名叫陳衛的女學生，見到我的第一次，也這樣直白的對我宣告。然而，不久，這位美貌而大氣的女大學生，卻成為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隨後，在1989年的抗議活動中，她成長為廣州頭號學生領袖。
建立文化沙龍 籌備八九民運
就這樣，憑藉理想、熱情和耐心，我影響了一個又一個像陳衛這樣的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到1988年夏天，我建立的朋友圈，開始討論要做甚麼。我提示：1989年，將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圍繞這些紀念日，我們應該組織遊行示威，呼籲政治改革，促進中國民主化。
於是，瞄準1989年民主運動的準備工作就此展開。「每週文化沙龍」是我們建立的第一個陣地。那是1989年1月，在中山大學，我們開始公開舉行校園聚會，探討民主價值和中國未來，我指定陳衛為沙龍主持人。參加討論的學生，從最初的寥寥無幾，每週增加，越聚越多，以至於，到了後來，把一間梯形大教室擠得內外爆滿，水洩不通。
曾被譏諷為「文化沙漠」的中山大學，彷彿被我引進了綠洲，空氣發生變化，校園活躍起來，民主，成為日漸流行的話題。在那樣的氣氛下，即便北京不出大事，新一輪學潮將注定會在廣州上演。
安全部特務 混進民運圈子
「原來你就是陳破空！」這年三月間的一天，在廣州三寓賓館，一位姓李的男士對我喊道。我與一位記者朋友見面，該記者向我介紹這個人，在廣東省委工作的秘書。握手間，這位李姓秘書便驚呼起來。接著，他壓低嗓音告訴我：「省委有一份內部文件，說你準備在廣州發動學潮。」
我心下一驚。當即明白，在我發展的朋友圈子裡，混進了安全部特務。雖公開主辦文化沙龍，但籌辦學潮，卻是在較小範圍內秘密進行。但一時無法判斷，究竟誰是特務。隨後，怪事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每當一次學潮籌備會議結束，往往在第二天，參加會議的學運骨幹，就被他們所在系的系領導（中共安插在各大學的中層官員）找去談話，予以勸誡：「不要鬧事」。顯然，有人告密。
我找來靠得住的學生骨幹，商量出一個辦法：讓不同的人參加不同的會議，並讓不同的人去通知，看看哪一份名單會洩密。這個辦法果然奏效，很快發現，一個名叫陳永潮的化學系研究生，就是告密者。後來更瞭解到，此人早就加入了國家安全部，專門接近校園裡的活躍份子。由於他的出賣，參與早期籌備的學運骨幹，幾乎都被當局掌握。
（選自 香港開放出版社《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責任編輯：謝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