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标志着中共高层权力交替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过几天就要举行了。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这次大会？中国的权力转交对经济走向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头等大事百姓兴趣索然
美国之音4日报导说﹐中国恐怕是全世界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到林彪的“政治第一，思想第一，人的工作第一”，从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原则”到江泽民的“讲政治”活动，中国人在一个连一个的政治旋涡中滚打，养成了对“黑箱政治”的特殊兴趣与敏感，习惯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和国家领导人排名次序的变化猜度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共每次举行重要会议自然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这次中共16大举行之前，官方媒体和过去一样对16大进行炒作，说什么“全国人民盼望16大召开”，“纷纷为16大作贡献”。但在记者采访大陆老百姓的时候发现，除了干部和一些学者对16大比较关心之外，一般老百姓对这个“头等大事”却显得兴趣缺缺。
王：“政治吗谈得不是很多，能够经济好一点，自己吗钱能够多赚一点，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想法”。
徐：“老百姓对政治基本没有大的兴趣，偶而谈一下，关心的是他们的经济。”
王 ：“16大，还是这些机关干部关心一些，老百姓只要生活好就可以了。”
陈：“党的16大召开，还不是老江在那个地方，七、八十岁了，还在那个地方占个位子。光让下面的工人，年轻轻就下岗。改革是针对老百姓的。”
*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轮回
老百姓对党代会的兴趣会什么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报导说﹐这恐怕跟中共建国以来50多年间政治经济政策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大陆旅美学者，著名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政策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何清涟说：“1949年到1953年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容忍多种所有制并存。在农村，是土地从地主分到农民手里，让他们耕者有其田。用这个东西来稳定民心。”
何清涟说，在城市，由于缺乏经济管理能力，所以也允许资本家和小业主存在。但在53年以后到62年，中国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开始了从互助组，进入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是第二个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共逐步消灭私有制，消灭了个人的生存空间，也给后来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灾难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从1962年到1966年。首先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灾害之后，中国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刚刚开始好转，毛泽东就开始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国民经济滨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进入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经济开始出现，市场经济逐步形成，民众的生活从政治独尊的一维空间，扩大到经济文化的多维空间。他们对政治的兴趣也随之明显减弱。
何清涟女士对中共50年经济政策演变过程做了这样的一个概括：
何清涟说：“从毛泽东的化私为公的革命，借助暴力革命化私为公，再到目前借助权力化公为私，正好是走了一个轮回。这场革命的意义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了，借助暴力，用千百万的人口，把少数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然后在权力中心的人，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最后到了改革开放期间，利用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
*三种精英结盟
何清涟表示，如果说江泽民时代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了联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官商勾结”。
何清涟指出，三个代表理论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依附于它们的知识精英的结盟。这个结盟对国家的公共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邓小平时代鼓励少数人富起来，但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公开让社会的强势集团通过挤压平民，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但江泽民做到了。何清涟说，江泽民的这个建树正确与否，历史会有评说。
*江泽民与威权政治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把江泽民的执政特点概括为威权主义，即经济放开、政治收紧的政策。
陈一咨说：“我觉得这些年来，江泽民主政还是一种威权主义政治的做法，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但是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呢，由于朱镕基做总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所以经济还是在发展。但由于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贫富悬殊，腐败等问题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大隐患。但是江泽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性的解决办法。”
*下岗职工怨声载道
陈一咨提到的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的问题在江泽民时代急剧扩大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在强势集团的挤压之下生活倍加艰难。甘肃听众陈女士发出了这样的呼唤。
陈女士说： “40多岁，30多岁，就让你退休，强行退休或者买断。经常在省政府或市政府闹事的工人很多。强烈要求见省长等，‘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活命，我们孩子要上学’。”
浙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下岗的工人要谋生存，在岗的工人压力增加，个体业者要面对激烈的竞争，怎么会有兴趣去关心党代会呢？那是专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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