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3月21日讯】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替代医疗”是对标准的偏离，而现代西方医学则被视作一个经长久、稳定的朝着进步与真理发展的过程而达到的顶峰。通过集体的记忆错误，我们的文化似乎忘记了现代西方医学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而现在被称作“替代治疗”的方法却已在全世界实践了几千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西医才是真正的“替代”，它代表着古往今来医疗上最大的偏离。
这种偏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对自然界态度的戏剧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我们对动物及其在帮助人类获得健康中的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也许，从最古老的治疗方式到最现代的医疗——即从治病的草药到致命的西药的转变，最能清晰地代表我们对自然界态度的变化。
要理解从草药到西药的转变，我们必须了解世界范围内两种医疗方式的演化。草药治疗源于整体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史前阶段的母系社会中得到充分表达。这种文化认为自然界所有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同属于神圣的大地母亲。大地母亲滋养万物。“物质（matter）”（这个词与母亲“mother”来自同一词根）被认为是有自身生命力的活的存在，人们使用膏药、根和草药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物质具有治疗的能力和生命力。
早期母系氏族社会的整体观哲学的一个反映，是人们对疾病与健康问题也采取整体观的态度。各种整体性医疗一个共同的前提是治疗必须针对整体的人，而非简单地针对其症状或“疾病”。病不是有着特定疗法的单一的“疾病”，而是人与自然界关系失调的一种表现。人体的“内环境”与周围世界这一外环境被视作一个整体。
草药治疗源于一个整体观的传统，此传统认为不仅身体，而且心灵（或精神）也有治疗的力量。不管是在配制还是在服用草药的时候，人们往往同时行祷告、吟颂、念咒或其它仪式。这类仪式通常被认为是草药神奇力量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仪式，药就不会有疗效。
如果说草药治疗是基于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话，西药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医疗则是基于一种二元世界观。整体观尊重人体与大地的治疗力量，现代西方医学则是基于一种对自然的治疗力量不信任的基础之上。西方医学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征服自然生命力的斗争，要剥夺自然的生命力。渐渐地，人们不再认为生命的活力（包括治疗的力量）是在于大地或身体这些“单纯的物质”，而是在于“理性”、“科学的”心智。
促使早先那种世界观走向消亡的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的是笛卡尔的哲学。笛卡尔的世界观把征服自然的观念推到其逻辑的极端——即自然的死亡。具有女性形象的大自然被降到了一个低级的、没有活力的地位，与“理性的人”截然不同。活力论者相信一切生命皆有其不可化解的活力，笛卡尔则与此相反，断言自然也遵守力学（或化学）定律。根据这种观点，自然是一架机器，没有理性，也没有灵魂。动物也是机器，不会体验到痛苦。它们在被人解剖时的痛叫，也无非是一种机械性的反应。
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把自然视作机器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成为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命脉。根据这种现代的、科学的观点，疾病反映的是身体这架机器出了故障，有病时就需要修理这架机器。修理需要手术、药物、器官移植等，而这些无论哪一种都得由具备专门知识、技术和技艺的人来做。只有医生及其所使用的工具能修复这坏了的机器。
现代医学既把人体视作一架机器，当然也就认为它得服从牛顿力学的因果律。根据这种观点，疾病有一外在的“原因”，通常是病菌、细菌或其它微生物；要恢复健康，只需弄清引发疾病的病因并将其根除即可。根除病原的战斗一般用的是化学武器，而这些武器又是在另一条战线上（即现代的研究实验室）从自然那里攫取到的。
这种治疗过程的还原论观点建立了如此牢固的地位，以至许多人都很难想象还可以用别的治疗方法。但从整体观来看，“一种病有一种疗法”或一种病用一种药的观念也同样不可思议。根据整体论的传统，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人自身体内或身体与自然失去了平衡或产生了不和谐。
今天，药物已经成为西医对疾病之战的主要武器。西医相信的不是自然的治愈力量——如膏药、植物和身体自身的治愈力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进攻“疾病”。正如培根试图以科学的工具去猛攻自然的城堡一样，现代医学也宣布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它对人体和整个自然界的战争。西医不相信自然的治疗力量，于是选择用“穿透自然”的方法来取得疗效。植物自身已不再被视作有价值，西医是要把植物中功效最强的成分分离和提炼出来，并将其合成为化合物和药物。自然成了一种资源，只有经过“理性头脑”的转变后才能有用。
在西方医学对疾病的战争中，人体成了主要的战场。对癌症的“战争”中用的两种武器——氮芥与核幅射——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武器。在现代的医学界，战争的术语随处可见。例如，1971年的一份总统法令宣布了“对癌症的战争”；医学界人士常常谈论用一系列药物及“神奇子弹”“瞄准”癌变的组织，对细胞进行“轰炸”。反过来，被称作敌人的人也常被描述为癌变肿瘤或其它形式的疾病。最重要的，我们被告知只要从事生物医学的科学家有足够的经费，这场战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但不足为奇的是，向癌症及其它疾病开战的结果是受害者多于被治愈者。的确，西方医学的战争心态使得医疗致死事件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很常见的现象。在美国，处方药已成为医源性疾病5 的一个主要原因，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根据FDA（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报告，1978年有150万美国人由于药物反应而住院治疗（而这些药是被认为有治疗效果的）；住院的患者中约30%的由于治疗而病情加重；美国每年服药致死的人数估计为140,000。”药物疗法如此普遍，以至于60%的医生治疗普通的感冒都要用抗生素。不幸的是，许多药的副作用几年后才能显示出来，使人们无法预料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后果。
与医疗对我们发起进攻的同时，化学物质又在另一条战线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攻击，那就是杀虫剂、添加剂和其它化学药品在不断地污染水源、食物和空气。大规模的化学进攻破坏了我们体内的“生态”，即我们天然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实际上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防御。
人们对医学行业的信赖并没有因为药物的毒性和滥用而受到影响。今天的医学院是“科学”战胜早期整体世界观的活的纪念碑。现在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学了许多化学和物理课程，但却没有一门关于草药疗法的课程。医学院的毕业生最多是学过一门营养学的课程，而带着对“科学”（及西药）“治疗”效力的坚定信念走入医学界的。
医学行业之所以能战胜整体观的传统而获得地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成功是让公众相信自己的新药是传染病被消灭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医学行业就是生于以细菌和药物解释疾病及其治疗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至今仍很有市场。有很强的证据表明，主要的传染病中大多数是在那些被大肆吹嘘的免疫方案发现之前下降得最为迅速，且使用免疫药物后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变化。然而，医学界仍然骄傲地声称这是他们的“战果”。不过，比较细致的研究指出了营养的改善、清洁的饮水和清新的空气等环境因素对传染病的下降有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医学继续固执地否认环境和生活方式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尽管据估计80%以上的癌症是由于环境因素，医学研究仍在倾泻数十亿美元，以寻找治疗癌症及其它疾病的化学的灵丹妙药。现在世界各地日常使用的化学物品约有7万种，而且每年还有约500至1000种新的化学物品投入使用。我们的食物由于杀虫剂和药品而被毒化，我们的水和空气遭受工业污染。还有研究显示，食肉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产业化农场强行给动物喂食化学品和荷尔蒙，而且还因为肉食含有很高比例的蛋白质、细菌、胆固醇和脂肪。至今，医学行业的研究经费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研究如何预防疾病。
之所以对预防与治疗方法的相对重要性有如此大的扭曲，原因之一就是预防不能带来戏剧性的效果。西医是建立在英雄地征服大自然的观念之上的。相信环境或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是把主角让给自然去扮演了。承认植物、锻炼、饮食和清洁空气比西医各式各样的药物更有疗效，就会动摇西医赖以建立的基础。
因此，工业继续用有毒化学品污染我们的环境；医学家继续提炼更有效能的药去“治疗”由于被毒化的环境而产生的疾病；制药业用同样有毒的化学品和药物去轰炸我们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