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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5日訊】1993年6月那個寒冷的清晨，幸運之神拋棄了溫州來的王先生，“金色冒險”號沖上了羅卡韋海灘，王先生也開始了他的被監禁生涯。但是在曼哈頓南部的大都會拘留中心，王先生卻為他的同室者所羡慕，因為他漂亮的妻子每天都會在探望時間來看望他。
王太太于1990年偷渡到美國，但她很快明白美國并不是她想象的那個樣子。低薪、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三年內必須還清“蛇頭”3万美元債務的壓力，這一切在她看來都是難以忍受的。因此，她建議丈夫打消過來的念頭，但丈夫卻以為她移情別戀了。最后，王先生決定把女儿留給父母照顧，開始了他的“美國之旅”。他乘汽車到了中緬邊境，然后徒步穿越叢林來到泰國。直到他從曼谷拍電報索要1700美元以繼續旅程時，王太太才知道了他的計划。“蛇頭”答應他們乘飛机到紐約，但王先生卻踏上了駛向新加坡的輪船，然后去了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島，最后在肯尼亞著陸。在那里等了6個月后，他同另外285個人登上了倒霉的“金色冒險”號。
他忠實的妻子給他請了律師。盡管不懂英語，她還是說服各种人權及教會團體為爭取他的獲釋而奔波，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為一名縫紉女工，她每天要在第七大道一家華人服裝厂工作11個小時，然后回到她在皇后區的公寓(她与另外五名溫州來的非法移民合租)。晚飯后，她還要花上兩個多小時用自己的縫紉机做一些從厂里帶回來的活儿。
除了花在她丈夫身上的所有不可估算的費用外，王太太還要支付一半的偷渡費用。
得知我們計划到中國為全國廣播公司做一次關于人口走私的調查報告，王太太強烈要求我和另外兩位美國記者(与全國廣播公司簽約的自由作家、紀錄片拍攝人喬恩-阿爾伯特和《紐約每日新聞》記者尹暢)到她溫州的家中親眼看一看。本來，我們只准備去福州，因為溫州也有位朋友幫助我們，于是溫州也被列入了我們的調查范圍。
到了溫州，我們見到了王先生的父母。我們把王先生身穿黃色獄服的錄像帶播給他們看，他的母親泣不成聲。王先生的腿在“金色冒險”號上受了傷，据他講，獄方在他到達時沒有提供所需的治療。結果呢，現在一條腿較另外一條腿稍短一些，走起路來有點瘸。她的母親嗚咽著說：“他看上去老多了，我不敢相信那就是他。我們一直認為美國是個人道主義國家，你們怎么能像對待動物一樣待他呢？”巨大的痛苦使她的哮喘病發作了。
我們向這個悲傷的家庭暗示當公眾注意力從這件事上轉移后，他們的儿子就會被釋放，至少可以回到中國。
誰知王媽媽惊恐地跳了起來：“不，不！他們不能把他送回來！這簡直是要我們的命。我只有去自殺了！”她的女儿告訴我們，為了王先生能夠出去，他們已借了須現付的1000美元。因為在國外沒有富裕的親戚來支付這筆錢，他們只能向當地的高利貸借，利息高達30%，就等著王先生在美國一邊工作一邊還錢。
如今，王先生坐了牢，他們只有借更多的錢來償還高利貸的利息。如果王先生被遣送回國，按照中國目前的工資水平，他是絕對沒有辦法還這一大筆錢的。
王家并不是村里惟一面臨如此困境的家庭。當我們到來的消息傳開后，另外一些有親人在“金色冒險”號船上的家屬出現了。在286名乘客中，有40名來自溫州地區(其余的來自福州)，其中25名來自王先生的家鄉及鄰近的九渡島。
在与當地居民的談話中，我們開始了解到他們熱衷于去美國的原因。沈先生是一家小規模鞋厂的厂長。包括他的女儿在內，一共有四個親屬被關押在美國。沈先生說：“我們只是想去美國過一种更好的生活。”改革開放之初，他的工厂效益還不錯。當越來越多的人擠進制鞋和服裝加工行業后，利潤開始下降，市場逐漸疲軟。另外，像沈先生所擁有的鄉鎮企業根本不能与那些新興的、有現代机器裝備，并有外商投資作后盾的城市企業競爭。
此時，沈先生的儿子正在東北急著四處簽合同，銷售滿滿一倉庫的男式時裝鞋。听人說中俄邊境的黑市貿易十分活躍，但他還是很難找到產品銷路。
許多研究證實了沈先生所描述的中國農村工業面臨的問題。改革開放确實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從1978年到1984年間，中國農業生產總產值(包括沈先生那樣的村辦企業)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但到了1985年，与城市地區的增長相比，農村地區產量顯著地慢了下來。許多分析家指出，一旦農民放棄了谷物生產，轉向利潤更高的專供銷售的農作物生產及農村工業生產中，他們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周期過程，即激烈的市場競爭——原材料短缺——通貨膨脹——供大于求——的犧牲品。
沈先生說：“我們過去認為在美國掙錢會容易些。一旦到了那里，掙夠錢寄回來，老人們就不用再种田，家里也可以蓋房，還可以為女儿籌備嫁妝。另外，由于有了海外關系，我們還可以贏得尊敬。”然而，當“金色冒險”號擱淺在紐約港，而他們有四個親屬正在那艘船上，他們帶有中國式光宗耀祖色彩的美國之夢變成了一場噩夢。
如今，王先生的父母仍住在街面上最舊最小的房子里(我們從中國返回后，將他家人的希望与支持帶給了王先生。大約一年半后，基于人道主義原因，他被釋放了。現在他与妻子住在紐約，孩子們也与他們團聚了)。而沈家不得不將家里的田地租給一家工厂，一家之主的曾祖父已近80歲，仍要頂著7月的烈日收割谷子。至于彭老太太，失去了她惟一的女儿，失去了惟一的勞動力与經濟來源，不得不自己攬下所有繁重的農活。但村子里沒有人覺得他們做錯了。
中國的人口流動
小林是關押在曼哈頓拘留中心的另一名“金色冒險”號乘客。當我們赶到福州去拜訪他的家人時，我們發現這個村子里的情況与溫州几乎完全一樣。惟一的不同就是福州的偷渡活動更加猖獗。許多村子里強壯的男子都出國去了，只剩下些儿童、婦女和老人。你可以發現在田里勞動的几乎全都是婦女，顯眼的几個男人也是其他村子來的。
由于沒有海外親戚，林家屬于村子里的貧困戶。老林是賣肉的，這在中國是一個不受人尊敬的職業。他也覺得自己的工作低人一等，從來不讓儿子在干活時來看他。
老林苦干了多年才把儿子送到美國。現在小林坐牢了，老林不得不埋頭苦干以擺脫“蛇頭”的牽制。我大膽地建議：福州的發展如此有活力，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上百家外資企業在經濟開發區開辦工厂，你們把小林送到福州找工作豈不更好嗎？林媽媽對這個建議嗤之以鼻。“那是內地人干的，我們不能做”。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沿海地區發展較快，吸引了大量外商和港台投資。這些投資又促進了沿海地區的發展。像福州和溫州這樣的城市已被內地人淹沒了，他們在街頭、汽車站、火車站等待被雇用做散工。
工厂厂長(包括外商)鼓勵中國國內的勞動力流動。他們喜歡內地工人，因為內地工人不提條件且工作賣力。效益很好的里鮑克鞋厂位于福州經濟開發區的一家大型綜合企業內，由于工作時間長、工資低，几乎吸引不了當地的工人。四川省原是中國的“天府之國”，但那里人多地少，也不能吸引外商投資，很難有新的市場發展。四川來的工人們競爭這些工作，因為不管他們在這儿掙多少錢都比在家鄉要好。鄰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內地人口數量甚至超過了當地人口。
根据中國政府的“白皮書”，每年大約有6000万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尋找工作。他們的流動有兩种趨勢：北上北京，南下廣東、福建。
像林家這樣的人不愿与福州的流動人口競爭，他們宁愿去紐約尋找未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當福州人抱怨內地人是引起這個城市所有問題的根源時，紐約唐人街的廣東人也如此責備著福州人。
到國外去
中國人在國內經濟發展時期有移民的愿望也并不奇怪。人們普遍認為，經濟發展在短期內并不能減輕移民的壓力，反而使其有所增長。
台灣与韓國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經濟發展階段的。從那時起，台灣和韓國大約有200万非法移民得益于1965年美國頒布的移民法案來到美國。隨著經濟發展，直到90年代，台灣和韓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机會留住他們的公民，這時移民壓力才開始減輕。
在中國，這种壓力更大。台灣与韓國的人口加起來也有限，而目前在中國大約有4.4億農村勞動力，而當前的農業生產只需2億農民。20世紀80年代初期，新興的鄉鎮企業(如溫州沈先生的鞋厂)暫時緩解了失業危机，直到那些有大量資本投資的城市高效企業將它們擠出競爭行列。即使是這樣，到1995年底，鄉鎮企業還是為1.26億農民提供了就業机會。
中國大約有1.1億失業者在全國流動尋找工作。2000年，流動人口達到2億。即使中國經濟飛速增長，如果沒有私營企業或外商投資創造工作机會，也是很難容納這些過剩的勞動力的。
在20世紀的戰爭及經濟不穩定時期，許多中國人選擇了移民的道路。据估計，50年代有1200万中國人移居海外，到80年代有2700万，90年代達到3500万。大多數中國人移民去了東南亞，但近几年來，移民到北美及澳大利亞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了。近十年間，每年中國移民的數量達到18万人。
雖然我來福州之前，美國當局認真地告訴我：“金色冒險”號事件后，中國政府已加緊了對人口走私的控制。确實，福州市到處都是宣傳非法移民及人口走私犯罪的條幅与板報。寫著：“偷渡是犯罪”、“堅決取締‘蛇頭’犯罪活動及非法移民”，還有的寫著“堅決抵制非法移民，美國不是非法移民者的天堂”等等。
但如果中國的流動人口繼續增長，即使他們中間只有很小一部分將移民作為選擇，我們遇到的也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國際問題。社會學家杰克- 戈德斯通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根据中國人移民北美這一趨勢，完全有理由認為：在美國，中國非法移民的流入已赶上了墨西哥移民。
摘自《黑著———在美國的中國非法移民》(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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