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与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統治廣大中下層人民。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坏，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据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360万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8%，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治理，人民則有禍于旦夕之虞。[46] 中國農民人均占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上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口与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与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后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會危机。一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复上演的“戲劇”。從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并与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机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与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复出現的傳統危机：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一個圈后，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回。
（本文初稿于2001年11月，為11月9日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而作，完稿于2002年1月15日。）
【注釋】
[1] 例如，韓德強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來風》，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鋼憲法与后福特主義”，《讀書》，1998年3月；《制度創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 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張維迎，“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屬次优”，《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綱，“腐敗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學消息報》，1996年3月22日；張曙光，“腐敗与賄賂的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學：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張五常，“為什么我一直堅持國企改革永遠沒有希望？”，《奇跡网絡》，1999年10月14日；樊綱，“騙出一套新體制”（1993），《走進風險的世界》，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張五常，“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1995），《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張五常，“三种社會體制”，《書屋》2000年第2期；王宏遠，“反腐敗不能嚴厲到使政府官員岌岌可危”，《中國經濟大論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張曙光，“繁榮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敗問題的再思考”，《繁榮的必由之路》，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
[3] 《人民日報》，2000年2月26日，第1版。
[4]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党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1年7月1日，第1版。
[5] 《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人民出版社。
[6] “一塊石頭”即“摸著石頭過河”；“兩只貓”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三條魚（有利于）”是指“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党的領導，有利于無產階級專政”；“四只雞（基）”指的是“四項基本原則”。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國共產党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改革開放簡史及兩極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貼于《世紀中國》网站的“世紀沙龍”討論區，网名“同志們晒黑了”。
[9] 申明民，“中國的代際政治”，《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4期。
[10] 由于中國嚴厲的言禁，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見諸于國內的報紙与各种媒體，但有些事情國內盡人皆知。例如，“六四”時期學生的反腐敗批評曾針對以鄧小平長子鄧朴方為后台的康華公司；前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陳小同与前首鋼公司党委書記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鄧質方的經濟合作關系；《證券市場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武警干部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華能國際”，披露了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的儿子李小鵬、妻子朱琳參与華能公司運作的內幕，該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當大的震動，据海外媒體報導，武警總隊除迅速將馬海林軟禁外，并致信李鵬，強調武警部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系馬海林之妻撰寫，以馬海林的名義投稿；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書也提供了很多這方面的材料。
[11] 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与國際研究所專任研究員陳梓龍于1999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當前大陸政治、社會穩定性之評估”曾根据《時代周刊》、《遠東經濟評論》、加拿大《環球時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中國大陸《經濟日報》等多家媒體自1998年以來的報導，整理出兩份表格附于該報告之后，其一為“近年來大陸各地重要示威抗議活動情況”，其二為“大陸异議人士組党及中共鎮壓情況”。該報告列舉的事實部份反映了大陸社會不穩定的狀況。查閱該報告的网址為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
[12] 參見任不寐發表于美國《民主中國》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這組文章列舉了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高勤榮因披露運城地委假噴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姜維平因揭發大連市長薄熙來劣跡而被捕等案件；中國新聞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報》披露河南盧氏縣縣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該縣委通知在全縣收繳《工人日報》；此外，海南的《天涯縱橫》网站也因類似原因被暫時關閉。
[13] 据王軍的研究，中國自1985年以來的資本外逃占外債增長比例到了52.3%，超過了80年代世界上15個債務負擔最沉重的國家資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進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過了每年新增的外債額。見王軍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和結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英國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沃爾在一份給“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從1989年至1995年間，中國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載英國《金融時報》1996年12月27日，“中國成為世界資本的重要來源”，轉引自《參考消息》1997年1月8日；又据中國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顯示，1997年和1998年資本外逃額分別為364.74億美元和386.37億美元，1999年這一局面雖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資本外逃額仍高達238.3億美元，2000年資本外逃又急劇增加，總額約為480億美元左右，比外商對中國實際投資的407億美元還要多，見美國“多維新聞社”2001年5月30日的報導。
[14] 參見拙文“當前中國社會結构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書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頁至第16頁；未作刪節的全文刊登于《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0年第3期，第68頁至第93頁。
[15] 張志新、遇羅克、林昭、黎九蓮是在“文革”期間被殺害的，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四人幫”頭上。上海市華東師大學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間獲罪，但那時“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殺他；“四人幫”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負責人蘇振華、彭沖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獲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執行。此案明明是錯殺，但至今無人承擔任何責任，甚至禁止公開案情。
[16] 分別見《財經》雜志1999年4月號報導，2001年4月號題為“興業聚酯疑竇”的報導，以及2001年8月號的“銀廣夏陷阱”一文。
[17] 《財經》，2000年10月號。
[18] 參見拙作，出處同注[14]。
[19] 《世界日報》（美國），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匯報》報導。
[20] 新華社沈陽2001年2月13日電：“教育產業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業化”。
[21] “來自貧困大學生的調查報告”，《北京青年報》，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22] “央行(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切實落實國家助學貸款各項政策”，新華网貴州頻道，
2002年1月14日。
[23] “今年求職有點冷”，《北京青年報》，2002年1月14日。
[24] “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報》今晚网，2002年1月14日。
[25] 數据參見拙作“當代中國社會結构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出處同注[14]。
[26] 參見任不寐發表于美國《民主中國》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27] 見《亞洲周刊》（香港）2001年10月初的報導。
[28] 朱正，“從新聞記者到‘舊聞記者’”，《書屋》，2001年第6期。
[29] 何清漣，《人口：中國的懸劍》，《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30] 何清漣，“一個世紀的飄泊–戊戌變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
17日；《經濟學与人類關怀》，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31] 《人民日報》，2000年3月20日，第3版。
[32] 《人民日報》，2001年3月11日，第2版。
[33] 引自胡鞍剛接受中新社訪問的談話，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貼于“陳岩鋒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當前論壇”。
[34] 出處同注[14]。
[35] “中國共產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2000年
12月28日。
[36] 鄢烈山（《南方周末》編輯），“輿論監督不是狗”，貼于《世紀中國》网站的“世紀沙龍”討論區，貼出日期為2001年11月28日。該文說：“‘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聞傳媒，嚴令傳媒老總這個不准報導那個不准披露，違者即摘掉烏紗帽或砸他的飯碗；對于上級和中央傳媒的記者，則授意本地有關人員不得接受采訪，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專門制了記者證，只認他們這個證，不信國家新聞出版署制發的證。文明的設防手段是封鎖現場和消息來源，不文明的就乾脆采用暴力驅赶毆打記者，搶奪記者拍攝的音像資料。當然，威脅受訪的群眾也是其中一招。記者的人身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揭發山西運城地區領導制造虛假的節水滲灌工程的記者高勤榮身陷囹圄；為主持正義曝光海南一起賣淫嫖娼案的記者劉洪以被逼瘋；重慶女記者羅俠在采訪現場被人打成重傷一起接一起傷害記者案令人發指，也令從事輿論監督的人心寒。如果說‘新聞記者是條狗’，則毫不夸張地講，從事輿論監督的記者在某些官員眼中是威脅他們官運的惡狗、野狗，無人保護的記者則很像一條條喪家狗。CCTV的記者在《偷拍實錄》一書的后記中寫道：‘很牛的中央電視台記者，帶著偷竊般的心態，忍著內心的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擊著欺騙、凌辱、威脅、謾罵、違法、亂紀等一系列精彩表演’，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現象。”
[37] 何清漣、程曉農，“已走到盡頭的小農經濟–關于中國農村、農民与農業的對話”，《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3期。
[38] “昆虫正成為城市化新的威脅”，《深圳特區報》，2001年10月31日；“重典治亂，安宁重上行人臉”，《羊城晚報金羊网》，2001年10月29日。
[39] “一個極端暴力集團的成長”，《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40] “浙江溫岭‘黑幫老大’張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41] “披著警服的黑社會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國1998第1號黑社會案大揭秘”，《深圳商報》，2000年8月18日。
[42] “沈陽：豪賭市長与黑幫人大代表的發跡沒落”，《三聯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43] 新華社特稿，“瘋狂作惡終有報–廣西‘打黑第一案’紀實”，新華社記者程義峰，南陽新聞网，2001年5月17日。
[44] 楊宜勇，“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5月15日。
[45] 見《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基尼系數越大，說明社會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國家的這一系數一般在0.3左右，中國的貧富差距遠遠大于西方國家。
[46] “國土生態：一個沉重的話題”，《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3月14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