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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9日讯】
自从1989年以来﹐每年六月四日波士顿的海外香港华人民主人权促进会都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聚会厅举办“六四”纪念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三届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应邀为六四作证的有一位特殊的“证人”﹐就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公开为六四作证的前戒严部队军官﹐198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某雷达站中尉站长的李晓明先生。(图片说明﹕198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某雷达站中尉站长的李晓明先生应邀为六四作证﹐勇气可嘉)
会议首先播放了89年六四运动的纪录片﹐当年那一幅幅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很快就把大家的思绪带回了过去﹐而那个夜晚数不清的鲜血淋漓的尸体﹐急促的枪声﹐四处奔跑﹑惊声呼叫的人群﹐无不让大家感同身受﹐嗟叹感喟。接下来会议主持人之一﹐当年学生领袖王丹宣读了五点宣言﹐表明举行纪念会的目的﹕一是追悼那些因为向中国政府要求全面改革与民主而被屠杀的死难者﹔二是向难属表示同情与支持﹐分担他们的痛苦﹔三是向坚持人权与民主运动的人士表示敬意﹔四是借此种纪念活动深入思考﹐理清自己的头脑﹔五是关心中国的发展﹐关心工农的贫困现状﹐认为中国的繁荣不应是由特权高干或一小撮先富裕起来的人炫耀出来的。
在为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后﹐波士顿的诗人孟浪朗诵了为纪念“六四”十三周年而做的诗“他们和我们”﹐表达了继承死难者未尽的事业的心声。每次都出席纪念会的杨建利先生由于“闯关”回国被中国政府拘押﹐今年不能出席﹐纽约杨建利回国后援会的易改先生特地赶来﹐为大家朗诵的他的诗作“祭六四﹐援建利”﹐并对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至今不向杨建利家属通告任何消息﹐将持合法护照回国探夫的杨建利妻子强行遣返的做法表示愤慨。
从澳大利亚赶来的李晓明先生当年是戒严部队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的中尉雷达站长﹐于1989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下旬随部队参加了北京戒严行动。李先生1993年复员转业﹐后自费留学澳大利亚。今年其家人也来到澳大利亚﹐这使李先生不再有后顾之懮﹐终于在良心的驱使下勇敢地站出来为当年的历史作证。为了参加北美各地六四纪念活动﹐李先生将毕业时间延迟了一个学期。李先生当年就清醒的知道六四将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篇章﹐因此对出来作证早有心理准备﹐也为此特意留心做了笔录。
谈到自己的动机﹐李先生说是良心与正义感促使他走出来﹐他有责任为中国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尽一份力。李先生说﹐六四的悲剧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虽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只要中国还没有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国人还不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就不能保证以后这样的悲剧不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孩子的身上﹐孩子的孩子身上。李先生每年捐献100澳元给六四死难者的家属﹐直到平反的那一天﹐而这笔钱是从他早晨四点爬起来打六小时工挣的生活费中挤出来的。
有听众问李先生﹐他当年的战友们如今怎样看六四﹖李先生说军队中象他这样的大学生很少﹐大多是教育程度低﹑觉悟不高的年轻人﹐有些才十五﹑六岁﹐接触的媒体仅限于《解放日报》﹐辨别能力又低﹐因此相信政府宣传的“暴民”闹事的说法﹐估计如今他们对当年的事也不会太在乎。但是当年有一位学生兵当时就开了小差﹐说军队对人民开了枪﹐不干了﹐比自己更有勇气。
另一位听众问政府对那些滥杀市民的士兵有没有调查﹑处理﹐李先生说开枪的士兵的确是极少数﹐但是即便仅有万分之一的士兵丧失理性﹐向密集的人群用冲锋枪扫射﹐那造成的伤亡也是惊人的﹐根据他的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千人。据他所知政府没有追究这些丧心病狂的士兵的责任﹐当年国家主席杨尚昆事后曾说﹐“开枪对﹐不开枪也对﹐就不要追究啦。”听众问李先生政府这样不了了之是不是失职﹐李先生认为死了那么多人﹐政府不是失职﹐而是犯罪。
有听众问到底有没有允许开枪的命令﹐李先生说六月三日前发布的命令要求军队不能开第一枪﹐也没有发子弹﹐但六月四日口头命令要求必须按时到达广场﹐可以采取一切措施。这个命令在很多士兵看来﹐“一切措施”当然包括开枪。六月十四日命令更加明确﹐人群距离在100米以内﹐有人身危险时可以开枪。李先生曾随部队开车去营救被围困在新华社的部队﹐回来路上有人群尾随。连长让士兵向天上开枪吓唬群众﹐但是有的士兵就向人群扫了一梭子﹐至少二三十人的伤亡。
当被问到士兵的伤亡情况时﹐李先生说的确有士兵被愤怒的群众打伤﹑打残﹑打死﹐但后来公布的烈士名单中也有不是市民打死的士兵。他的连队中有一位士兵被擦枪走火的同伴打死﹐部队为了形象及影响﹐以及死者家属的待遇﹐就向上级报告说该士兵是被暴徒开枪打死的。
当年最后一批撤出广场的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梁晓燕女士与大家分享了一封国内来信﹐今年六月四日七位遇难者的二十几名家属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祭奠六四死难者的活动﹐而这一直被中国政府所禁止。他们和杨建利一样﹐以“违规”的行为捍卫了自己神圣的权利。
晚会在点点烛光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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