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13日訊】列寧陷入了兩難困境：一方面擁有實施其教義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持其對權力的掌控。在這種情況下，他創造了全球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神話。1917年11月，他一廂情願地認為，革命之火將席捲所有參戰國，尤其是德國。但世界範圍的革命並沒有發生，而且在1918年11月德國戰敗後，出現了一種歐洲新秩序：似乎甚少關注匈牙利、巴伐利亞和柏林的流產革命。當紅軍於1920年在華沙被擊敗時，這一點已經顯而易見，但直到1923年德國10月革命失敗後才被承認。列寧主義的歐洲和全球性革命理論的失敗，使布爾什維克相當孤立，並與一個日益無政府主義的俄羅斯發生了直接衝突。在拚命試圖緊握權力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讓恐怖成為其政策的日常組成部分，尋求按照其理論的形象改造社會，那些用行動或通過其社會、經濟或知識存在來指出該理論漏洞的人則被噤聲。布爾什維克一掌權，就讓烏托邦成為一個極其血腥的行業。
這種雙重差距，即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的差距，以及列寧主義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引發了關於俄羅斯和布爾什維克革命意義的最早的根本性辯論之一。考茨基在1918年8月對此說得相當清楚：「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必期望法國大革命的進程會在西歐重演。如果今日的俄羅斯展現出與1793年的法國如此多的相似之處，這只是表明它多麼接近於中產階級革命階段。」考茨基認為1917年並不是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最後一次資產階級革命。
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17年以前，列寧已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信念，即他是唯一一個真正理解社會主義教義並能解讀「歷史之真義」的人。俄羅斯革命的爆發和布爾什維克的奪權，對列寧來說，是作為來自上天的預示而出現的，並且作為一個無可爭辯的證據表明，他的意識形態和他的分析是一貫正確的。1917年後，他的政策以及伴隨它們的理論闡述成為福音。意識形態被轉變成教條和絕對的普遍真理。將意識形態轉化為神聖的令狀產生了直接後果。科內利烏斯‧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指出了這一點：「如果歷史上有一個真正的理論，如果在事物中有合理性在起作用，那麼顯然它的發展應該委託給那個理論的專家和那個特殊原理的技術人員。黨的絕對權力……具有哲學地位；其基礎是唯物史觀的功能……如果這個概念是真的，那麼權力就應該是絕對的，民主是對領導人也會犯錯這一事實的妥協，或者是在劑量適當的情況下就能自我糾錯的學習過程。」
將意識形態和政治轉變為絕對的、「科學的」真理，是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層面的基礎。黨只對科學負責。科學還通過要求改變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來使恐怖合理化。
列寧在宣稱自己是數量很少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代表時，肯定了自己意識形態的真實性。這個社會群體在反叛時，他從不忌諱進行鎮壓。這種對無產階級象徵的盜用是列寧主義的一大騙局。它在1922年引發了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如下的情緒爆發。他是極少數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的確有無產階級血統。在黨的十一大上，他直接對列寧發表了講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昨天肯定了無產階級作為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在俄羅斯並不存在。請允許我祝賀你代表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實行專政！」這種對無產階級象徵的操縱，為歐洲和第三世界所有共產政權以及中國和古巴的共產政權所共有。
對語言的操縱是列寧主義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特別是在將詞語與它們所應代表的現實脫鉤，作為社會抽象視野一部分的過程中。在這種視野之下，人們失去了其真正的價值和存在，被視為不過是社會和歷史建造模型中的碎片。這種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抽象過程，是恐怖誕生的另一個關鍵因素。不是人類被殺，而是資產階級、「資本家」或「人民的敵人」被殺。不是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殺，而是「封建主義的代表」、「吸血鬼」、「寄生蟲」或「虱子」被殺。
由於布爾什維克迅速奪取政權，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得到了相當大的重視。這種權力立即帶來了合法性、聲望和採取行動的必要手段。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名義下，布爾什維克從象徵性暴力轉向真正的暴力，同時建立了一種他們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絕對權力和專斷權力制度，重複使用了馬克思曾在其信件中以有點隨便的方式使用的表達。他們也開始了一個改變宗教信仰的可怕過程，這帶來了新的希望，似乎凈化了他們的革命信息。希望的信息很快在戰爭結束時為復仇欲所驅使的人中以及夢想復活革命神話的人中產生共鳴。布爾什維克主義迅速獲得了普遍的關聯性，吸引了全世界的模仿者。社會主義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民主或者專政。
在1918年夏季所寫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書中，考茨基在傷口處轉動了刀。儘管布爾什維克執政只有6個月，而且只有隨後發生的可怕屠殺的些許跡象，但考茨基已經看到了利害關係：
這兩場社會主義運動的對抗……是兩種根本不同方式的衝突：民主方式和專政方式。兩場運動都有著相同目標：通過社會主義解放無產階級和隨之而來的人道主義。但是，一方所持觀點被另一方視為是錯誤的，可能導致破壞…… 當然，我們要求最充分的討論，並藉此堅定地站在民主一邊。專政並不要求反駁相反的觀點，而是強行壓制他們發聲。因此，在討論開始之前，民主和專政這兩種方式已經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了。一方要求的，另一方卻禁止。
將民主放在其論點的核心位置，考茨基繼續道：
少數派專政總是在順從的軍隊中獲得最有力的支持，但它越是用這個代替多數派的支持，就越是促使反對派通過訴諸刺刀，而不是訴諸他們被拒的投票，來尋求補救。內戰成為調整政治和社會對抗的一種方式。在完全的政治和社會冷漠或沮喪不占上風的地方，少數派專政總是受到武裝襲擊或持續游擊戰的威脅……然後這個專制政權捲入了內戰，且一直處於被推翻的危險之中。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內戰都沒有很大障礙……在內戰中，每一方都為生存而戰，被擊敗者受到徹底毀滅的威脅。對這一事實的覺察是內戰如此可怕的原因。
這一分析具有預言性，勢必會得到回應。列寧寫了一篇憤怒的反駁文章《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它本身很出名。 標題是個不錯的指標，說明了其中討論的語氣，或者正如考茨基所辯稱的，拒絕進行討論。 列寧引用恩格斯的話闡明了其思想和行動的核心：「實際上，國家只不過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國家職能的這種簡化概念，伴隨著對專政本質的分析：「專政就是直接基於武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動用暴力而贏得和維持的統治，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
面對民主的核心問題，列寧以學究式的長袖善舞予以迴避：「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府是其中一種形式）引發了迄今為止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與擴張，正是為了絕大多數人口，為了受剝削的勞苦大眾。」應當記住，其後數十年裡，「無產階級民主」這一表述被用來掩蓋大量可怕的罪行。（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