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10月12日訊】

前言

十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服兵役的那一年」，詳細地交代了我那自覺「驕傲」，在花蓮與馬祖前線服兵役之經過，時間點大致是1968年的下半年，加上1969年的上半年。當時正值「八二三砲戰」十週年，兩岸局勢不寧靜，我在馬祖的服役地點是「白犬列島」之一的東犬島﹝現今已改名為東莒島﹞，白犬之兩島，面積皆不到兩平方公里，西犬島上尚駐有數位美軍通訊監聽站人員﹝因為那時「中美協防條約」還有效﹞。

老實說吧，半個多世紀以前，我們空軍防砲205營奉命由原駐防地，那風光明媚，氣氛安逸的花蓮機場，調到馬祖前線的東犬島時，我心裡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但是當時的國軍，尤其是海、空軍，都有不算太小的台海優勢，雖有其危險性但不是那麼高，何況我成長於眷村，冒險犯難的心態是自幼養成的，再加上「初生之犢不畏虎」，心情是亢奮多於憂懼的。

那個年頭，中華民國還是「全民皆兵」的﹝對咱們男孩子而言﹞，社會風氣也比較簡樸，路上奔馳的腳踏車數量何止數百倍於汽車，講句玩笑話，因為騎腳踏車，所以全民每天之「運動量」也遠大於今日，難怪那時候台灣沒有什麼健身館﹝Gym﹞這玩意兒。

現在就讓我來回憶一下，那一甲子前我成長時期所經歷過的，至今仍讓我引以為傲的「全民皆兵」的日子吧。得事先聲明，因為我是在台灣高雄鳳山眷村裡長大的，或許觀念與想法較為「強勢」一些，但願本文是「船過水無痕」，不致引發爭議。

半世紀前的那些「全民皆兵」日子

我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從陸軍子弟小學畢業的學生之一，所以「軍訓」是我們自幼成長的必經過程之一，那時男生滿二十歲以後，還有「服兵役」的義務。最基本的「軍訓」通常是在中學時展開，直到高中或是大學畢業為止。服完兵役﹝包括預備軍官役﹞之後，皆成為「後備軍人」，每隔一段時間，會有「後備軍人點召」，役男們得暫時放下各行各業的手中工作，回部隊去短期磨鍊一下。

眷村子弟的「保家衛國」意識是「天生」的，也一貫以「服兵役」為榮，這就襯托出五十多年前，在風雨飄搖的時光背景下，眷村的青年好像是比較「熱血」一些。我的感覺是，當兵雖然是國民之義務，但也是男孩子在進入社會就業之前，「過河」的「踏腳石」，是培養耐力與毅力的最佳場所，對我來說，絕對是一段非常「正面」的人生歷程。何況我們眷村中的叔伯們，全都是身經百戰的軍人，也都曾歷經過那「大時代」的磨練，所以我的「愛國情操」，應該是自幼耳濡目染的。

當然，我這「愛國情操」中的「國」，是林覺民、秋瑾、徐錫麟等革命先烈們，以鮮血與頭顱推翻滿清而建立的「中華民國」，不容在字面與字義上有絲毫之混淆。

小學時期的「軍訓」

我比當時的一般男孩子們開始受「軍訓」的年齡，大致要早個兩年，嚴格的說，是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的。當我們全家1950年由九龍牛池灣難民營遷到台灣時，我還不滿六歲。由於我父親曾在鳳山的陸軍總司令部任職，所以我們來台的第一個家，是在與陸軍總部一街之隔的誠正新村﹝後來改名為黃埔新村﹞裏，陸軍總司令部附設之誠正小學，就設在村子的南端。

民國四十年代初期的陸軍總部，就是現今之鳳山陸軍軍官學校校區，其前身為日殖時期的日軍「南進指揮所」，我成長時所住的誠正新村，本是日軍的士官眷舍，高階的日寇軍官眷舍則在屏東，以躲避美軍之轟炸。誠正小學原為日軍騎兵隊之駐防區，那些簡陋的校舍，是由馬廐改建而成的，走廊上的木柱還留有馬啃的齒痕呢。

誠正小學的老師們，全是有陸軍軍階的青年軍成員，出自抗戰末期「十萬青年十萬軍」中，直接受孫立人將軍節制的那兩個師，所以我們學校的高年級生﹝五、六年級﹞，就被編成穿著制服的「中國童子軍」，加以軍事管理。

升入五年級時，每個學生都領到一套不算是太舊的綠「卡基」軍服，村中的裁縫們﹝全是軍眷﹞還真有本事呢，居然能夠把這些舊軍服改到適合小學生的體型，成了我們的童軍制服，還以剩餘的布料製成「船型帽」，每人配上一條與身高相當的童軍棍，就這樣開始了我們每週兩節的童軍課。

童軍老師是曾憲坤﹝可能原先是女青年工作大隊的成員，記憶中她是位士官﹞，除了一般操場上的操練之外，也教會我們打各式各樣的基本「童軍繩結」與一般露營技巧。「誠正」也有中學部，誠正小學的畢業生，還可以免試直升誠正中學﹝它是縣立鳳山中學之前身﹞。記得大概是民國四十一年，在我還沒有資格被列為童子軍之前，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將軍常常會蒞校視察，全校師生﹝校長是孫將軍之妹婿王景佑上校﹞在操場上集合列隊，站在前列的高年級生們穿著童軍制服﹝包括隨孫將軍來台，在中學部就讀的少年兵們﹞，站得筆挺地接受孫將軍檢閱。

當然，童軍訓練不算是「軍訓」，但是那時鳳山的另外幾所國民小學，文山國小、示範國小、大東國小與曹公國小等，都沒有童軍課，我們誠正小學隸屬於陸軍總司令部，不歸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管轄，教育系統自成一格，童軍課是列入成績單的課外活動之一。直到民國四十年代末期，誠正小學才改名為誠正國民學校，正式歸屬於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的系統。

中學時期的「軍訓」

從初中開始，全台灣各學校中，負責管理學校秩序與督導學生生活的訓導處，毫無例外地都設有「軍訓室」，也有幾位穿著軍服的軍訓教官，領銜的主任教官是校級現役軍官。初中生只要是儀容整潔，學會基本的步操﹝立正、稍息、與列隊齊步行進等﹞，並未真正地有什麼嚴格的軍事訓練，但是我就讀的省立鳳山中學，還保留了童軍組織，老哥比我年長近三歲，曾代表鳳中參加過第三屆全國童軍大露營。

升入高中後，我們都自動成為「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員，也開始有正式的「軍訓課」，除加強基本步操外，我們也開始接觸槍械。我是民國四十九年考進高雄中學的，高雄中學與高雄女中，都算是高屏地區的「拔尖」重點學校，很難考上的，所以高雄中學的「書呆子」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每個「書呆子」都得要受軍訓，沒有例外。

雄中的主任教官是位中校軍官，他的姓名我記不得了，但是他屬下一位身裁魁梧的教官我倒還記得十分清楚，他是鳳山陸軍官校二十五期畢業的鞠兆珍中尉，聽說「鞠」是滿姓，他看起來就是典型的關外漢子模樣，講閩南話的同學給他取的綽號是「駕吾仔」，換成普通話就是「騎牛的」，可以想見他粗獷魁梧的模樣。但他是難得的一位「粗中帶細」的好教官，他的專長是「射擊」。胸前佩帶著一個略小於兵籍號碼牌，約兩英吋長的淺藍色徽章，上面鑴刻著一支步槍。這「騎牛者」教官從未炫耀過那淺藍色徽章所代表的是什麼榮譽，我們做學生的也只是好奇，為什麼沒看到其他教官佩帶這徽章呢？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神槍手」徽章，鞠教官應該就是現在軍中所謂的「狙擊手」，有著百步穿楊的神技。

我們雄中學生在操場上出操時，使用的是當年日寇繳械投降時的三八式步槍，不過好像撞針已經拆卸，以免發生意外。這老步槍的剩餘價值除了讓我們扛出去在操場上操練使用之外，還用以學習如何拆卸與保養槍械。真正去靶場打靶時，我們用的是美制三零步槍，如同三八式步槍，三零步槍也是二次大戰的武器，後座力特強，每次打完靶，我們的肩膀輕者酸疼，重則紅腫。二戰末期，三零步槍逐漸被沒有太大後座力的半自動M1取代，民國四、五十年代國軍的標準單兵武器，就是半自動M1步槍與卡賓槍，那些快要被報廢的三零步槍就給我們這些娃兒們用來打靶。

記憶猶新的是，當我們向教官抱怨打靶後肩膀會疼痛時，教官還笑著告訴我們，高中生打靶使用的子彈是特別製造的，彈頭前端的那圈白漆，表示裡面的火藥只填了一半，真不敢想像若是火藥填滿，我們這群娃娃兵如何能承受那後座力。還有，打靶用的子彈，其彈頭居然是用相當於「水泥」的材料做成，因為銅的價格一直到今天都還十分昂貴，國軍兵工廠如此地節約「變通」，可真有夠「克難」的。

據就讀於高雄女中的同學說，她們在學校裡的軍訓方式與我們男生差別不大，只不過女生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她們高中畢業後若是選擇從軍，當時只有「女青年工作大隊」招收女生，好像也沒有真正「下部隊」去戰鬥單位的。我小學班上的一位女同學王自玉，在「女青年工作大隊」完訓後，因口齒伶俐清晰，被調到金門的「馬山喊話站」對共軍作心戰喊話。當然，復興崗的政戰學校也招收女生，但是她們當年以進入「戲劇系」等的非戰鬥訓練部門為主，我們班上的女同學校筱雲就是其中一位。好像民國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演藝界就有好幾位是復興崗出身的。

高中的最後一年，我通過轉學考試進入了台北建國中學，我們高三六班的班導是教官李偉純少校，記得他好像是鳳山陸軍官校二十四期畢業的，原本是孫立人將軍主辦的第四軍官訓練班學生，黃埔軍校在鳳山復校後，他們那一期應該是鳳山陸軍官校畢業的第一批學生。

感覺上建中的軍訓比雄中要「鬆」一些，因為我在建中的那一年好像連靶都沒有打過。或許是受到李偉純教官的影響，我們六班的班長劉民治決定接受保送，進入陸軍官校三十六期就讀，台灣頂尖的建中居然有學生自願保送軍校，當時台灣的各報紙還用了不算小的篇幅來報導這則新聞呢。

我離台負笈新大陸的前幾天，民治兄專程由屏東龍泉陸戰隊基地，趕來台北與我話別。事有湊巧，當時他與我在陸戰隊服常備役的老哥，正屬於同一個團級單位呢。

我在「讀建中的那一年」一文中，曾提到過民治兄的「從軍記」，該文發表後接到讀者之回響，經我查證後，確定民治兄日後被調回陸軍任職，曾擔任過陸軍裝甲兵73旅的少將旅長，可惜英年病逝於任上。

大學時期的「軍訓」

「那個年頭教育部統一規定，高中或是高職學生畢業以後，想要繼續升學的話得要經過「大學與專科聯合招生考試」，簡稱為「大專聯考」，考生依聯考成績與志願，分發各學校與科系。

不過民國四、五十年代的公立大專只有十幾間，私立大專好像也不超過二十間，所以我高中畢業的民國五十三年，七萬餘考生總共只錄取約兩萬多，升學競爭可謂十分激烈。但即使落榜也還有時間可以重考一、兩次，年滿二十歲猶未考上大專院校的男生，就得入伍去當「大頭兵」。被徵到陸軍的只要服役兩年，抽到海、空軍「籤」的男生，得服役三年。我的考運不錯，進了成功大學電機系，依當時的兵役制度，畢業後服役時，自動成為「預官班十七期」的少尉軍官。

當然，軍事院校也辦聯合招生，不甘心當「大頭兵」的男生可以去考軍事院校，畢業後可以當「官」，只是必須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在大學就讀期間，我們好像沒有在操場上操練過幾次，不過在大二或大三的暑期，我們男生都有兩個月的暑期軍訓，這是住在軍營，穿著軍服，吃大鍋飯，睡大通舖 ，還可以領薪水的正式軍訓。記得我們在「成功嶺」受訓時是最底層的二等兵，月薪只有七十五元。這應該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真正的軍營生活。

我的親朋好友們都知道，我自幼體弱多病，用現在的流行新潮語言來說，就是十足「媽寶」一個﹝但我父親可從沒有把我當成寶﹞，但我母親也沒有反對我這「紙片人」去受軍訓，不像現在有位看起來身強力壯的某立法委員，當年以「焦慮症導致閃尿」為由逃兵役不說，當選立法委員後還以此為榮，到處「獻寶」，口沫橫飛地四處「暢談」他如何成功逃兵役的往事。

唉，老實說吧，如果現在的台灣青少年都「仰慕」這位「閃尿」立委的話﹝他居然還連選連任﹞，那些「保家衛國」的口號叫得不論有多響亮，戰禍臨頭之際，能靠這群「逃兵役」的人上戰場禦敵嗎？

「成功嶺」新兵訓練營之組成

1966年的「成功嶺集訓班」班主任，是位由軍長調任，有「獨眼將軍」之稱的戴樸中將，他與我父親謝肇齊同是黃埔島上黃埔軍校六期的入伍生，而且還是學生第二團機槍連的同連隊同學。黃埔軍校六期共畢業五千多人，其中在黃埔島上入伍的只有不到八百名，其餘四千多位是北伐期間收編的全國各地之訓練班成員，包括交通班﹝如車輛修護等﹞，電訊班﹝電報電話等﹞，政工班﹝在武漢入伍，有女生，寫「女兵日記」的女將軍謝冰瀅就是其中比較出名的一位﹞等，他們日後皆被國防部「敘」為黃埔六期畢業生。

戴將軍屬下的成功嶺學員編制有四個團，每團下屬四個營﹝比野戰部隊要多一個營﹞，每營有四個連﹝也比野戰部隊要多一個連﹞，成功嶺是以「連」為訓練與生活管理單位，一個連有三個排，一個排有三個班，與一般野戰部隊是相當的，不同的是野戰部隊一個班有九個人，所以才會有一首軍歌名叫「九條好漢在一班」，我們的單位則有十二個人，算起來一個連有108條好漢。這樣算起來，我們1966年的預官班十七期，學員大概有七千人左右。

我受訓的那一連，正式番號是「三團三營十一連」，連長是陸軍官校正期出身，比較不囉嗦，早晚的點名集合，儀式結束後頂多講個一分鐘就下台。副連長是行伍出身，比較愛訓話，沒有三、五分鐘是不會停的，成功嶺晚上蚊子多，副連長訓話多久，我們就得「餵蚊子」多久。副連長是廣東人，以「廣東國語」訓話。每每提到「我們十一連」時，他的廣東腔國語，將「十一連」講成了「洗衣連」，把大家逗得好樂。有一次在晚點名時，當全連弟兄又聽到副連長講我們「洗衣連」如何如何時，竟然個個笑得東倒西歪，值星官當然知道笑點在那兒，但職責所在，他在忍笑之餘，還不得不故意板著臉吼我們一聲：「大家要嚴肅一點！」

我原本身高是177公分﹝五十多年後縮水啦，大概只剩174公分﹞，是十一連第三排的排頭。排在我左手邊的是謝泗勳，既然同姓，八成與我「千年前同一家」。與泗勳兄在成功嶺的「戰友交情」，一直延續到我倆大學畢業後，我服預官役是在馬祖東犬島上，書信有限制，從外島回台後我直接負笈美國，自此與他失聯。還有一位戰友是王作京，在大通舖中睡在我右手邊，也是在我出國之後斷了音訊。在這兒追憶幾乎一甲子前的往事，想到與戰友們就這樣「各自奔天涯」，惆悵感油然而生。唉，世間本無不散之宴席，就在此祝願他倆都平安無恙罷。

我們的排長頗值一提，他是陸軍官校三十四期的南麟海少尉，「南」姓在一般姓氏中罕見，可能是屬於關外的姓。我們這一排的訓練與生活管理，是他實際經手負責的。他到底是「革命的黃埔」正科出身，所以在操場上要求十分嚴格，但生活管理上卻是把我們當作他自己兄弟一般，照應得非常好。

大約二十年前，我去舊金山灣區探親，在中國城買了一份中文報紙，在當地新聞頁，讀到一則灣區黃埔軍校同學會聚會的新聞，會長的名字「南麟海」看起來好熟悉，仔細一想，不就是我在成功嶺受訓時，那位對弟兄們照顧有加的南排長嗎？

回德州後，花費了一些精力，輾轉找到南排長的聯絡方式，打了個電話與他敘舊，後來有機會再去舊金山時，又約他出來見了一面，他還十分客氣地請我吃了頓飯，人生四大樂之一是「他鄉遇故知」，這會兒咱倆都親身體驗到啦！

服兵役時所交到的朋友，因為食宿在同一個屋簷下，辛苦操練時互相打氣，所以雙方是有「革命情感」的，退伍後成為終生摯友的例子，比比皆是，對我而言，讓我在進入社會之前，先磨練出人際交往的經驗，是男孩子成長時難得的機會。

成功嶺的營區操練與生活點滴

也就是因為在成功嶺的鍛鍊，讓我得以「脫胎換骨」，離開「媽寶」的階段，所以我對成功嶺的日子印象深刻。

在成功嶺的炎熱天氣中出操，當然是辛苦的，讓大夥兒汗流浹背的，所以我們每個人的腰際，都掛了一個行軍水壺，水桶旁有一個鹽罐子，水壺灌滿後，各人依自己口味，在壺中或多或少地加了一些食鹽，以補充身體大量出汗時所流失的鹽份。

成功嶺的軍事訓練當然不限於只在操場上，我們同連百把人還得要生活在一起的，譬如每天正襟危坐地在餐廳一道吃三餐大鍋飯﹝菜餚比我們在大學餐廳裏吃的還要豐盛些﹞，晚上同擠在一個屋頂下的大通舖裡就寢﹝每人間距僅約一英尺﹞，連晚間洗澡都在同一時間，以「連」為單位一道洗。在我們受訓的那年﹝民國五十五年﹞，雖然吃飯在餐廳，睡覺有寢室，但是洗澡卻是「露天」的！

成功嶺暑訓時，正是台灣夏天最炎熱的時節，由操場回來必定是汗流浹背，全身黏乎乎地，沖個冷水澡是每天最爽快的時段，那年成功嶺上沒有澡堂，我們洗澡的地方有好幾個巨型水池，我已記不得那水源是截流的山澗，或是抽取的地下水，這些巨型水池不但是洗澡用，也是洗衣工廠的洗衣之處，「洗衣」與「洗澡」竟然是同時進行的，雖然不在同一個池子，但相距也不過二十幾公尺而已。

洗衣工廠僱用了十多位女工，她們大概是負責洗我們這一團的衣服，我們因為出汗太多，內衣褲每天都得要換，外著的制服也撐不過兩、三天就得送洗﹝汗會在軍服上形成白色的鹽漬﹞，所以這群女工的工作量非常大。那個年頭成功嶺上還沒有洗衣工廠或是大型洗衣機，如果一件件用手洗，不知要洗到何年何月，所以她們「發明」了一套洗衣絕技；用一枝很長的竹桿把待洗內衣褲串起，這一串少說也有四、五十件，兩位女工分別執竹桿之兩端，抬到水池上，合作無間地將這串衣褲浸在水池中左右愰個十幾秒鐘，如此這般地「提起、放下」約五、六次後，將其原封不動地直接抬到旁邊層層疊疊的竹架子上，再稍微擰乾，就算是大功告成。經次日的陽光曝曬之後，我們於晚餐完畢去洗澡之前，按照衣褲上書寫的編號領回。

由於成功嶺是一片紅土，我們「打野外」回來，一定沾得滿身的銹色泥土，洗衣女工的「速成」洗衣法，自然也將衣服上的紅土帶進池中，染得池水一片紅通通的，我們領回的「乾淨」草綠色制服，當然是滲進了大量的紅土顏色。

說也奇怪，這麼草率的洗衣法，我們都沒有得傳染病不說，領回的內衣褲好像還有陽光曬乾的「陽香味」呢！制服的洗法與內衣褲一模一樣，只是多經一道被熨斗燙平的手續而已。

不過這「陽香味」是我們「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啦，那我又是如何得知這「陽香味」是掩不住「鮑魚味」的呢？

話說我們一週操練六天，週日則是放假出營的日子。當年我母親有一位好友﹝現在的流行語叫做「閨蜜」﹞，就是被我們兄弟倆自幼暱稱為「朱孃孃」的朱明女士，她那時在台中中興新村的台灣省農會任職，母親早就囑咐我放假出營時，一定要去她家拜望一下。我還沒有上小學時就常見到朱孃孃﹝我們住在同一個眷村﹞來家中走動，熟識得像自家親戚一樣，朱孃孃待我們兄弟倆也一如自己的子侄，是看著我們兄弟倆一寸寸長大的長輩之一。

有一個禮拜天早晨，我按址找到朱孃孃家，她依慣例一把抱住我，顯然立刻就聞到了我自己聞不到的「鮑魚味」，立刻命我換上她兒子「曉白」﹝他大概比我小四歲左右﹞的衣服，待我撐著把那小了一號的「便服」硬擠上身，朱孃孃已經將我的制服浸泡在洗衣盆裡，果不其然，那套看來乾淨的制服，可把整盆子水都染得像那道椒紅的川菜「水煮魚」啦！

那天返營時，我的制服確實是回到了「純草綠色」，不過也只維持了一天而已。

我想在這兒表達的是，不管是受軍訓也好，或是服兵役也好，可以讓年輕人在踏入社會之前，適應一下周遭之環境，通常在父母呵護下養尊處優的成長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一般欠缺的是「陽剛」之氣魄，入「鮑魚之肆」，習慣「鮑魚之味」後，在踏入社會後面臨那「百味」雜陳之時，你也許就會「見怪不怪」了。

對我而言，這就是男孩子們應該體驗之成長過程。

比起我們在成功大學學生餐廳的伙食﹝民國五十年代是每月兩百一十元，每日供應三餐，週日歇業﹞，成功嶺的膳食確實是要好一些，大概是因為學員在受軍訓時體能消耗大，菜餚上蛋白質比較多之外，每隔兩、三個禮拜還會「加菜」，我可是吃得十分滿意。

但是偶爾值星官會臨時宣佈，這餐飯是「戰備進餐」，得摹擬在實際戰場上用餐，只給你一分鐘「狼吞虎嚥」的吃飯時間而已，對動作太「斯文」的學員來說，這或許是成功嶺上最大的「挑戰」之一罷。

我在成功嶺上學會的一首軍歌

在成功嶺上，我們白天當然是得汗流浹背地出操，晚飯後洗完澡，連輔導長會把眾弟兄們集中在飯廳，除每週一、兩次的「政治課」之外，其餘時間主要是聽取學員們對受訓的「感受」，或是耐心安撫此起彼落的「怨聲」。

我們這位輔導長很年輕，八成是出自「政工幹校」的高材生，個性非常隨和，「軍歌教唱」是他的拿手把戲，他以嘹亮歌聲帶領我們唱軍歌，我們白天在大太陽下辛苦地操練，晚飯後唱唱歌以舒緩繃緊的神經，其效果與現今之「卡拉OK」是相當的，都是緊湊生活中的「調劑品」。

那時﹝民國五十年代中期﹞的「台海局勢」並不太穩，「八二三砲戰」也只不過是七、八年前的事，而當時美國已開始深陷越戰之泥沼，自顧不暇，台海若是戰雲再啟，國軍就只有「靠自己」的份兒。

當年的「政戰工作」做得非常好，為了提升我們的「戰鬥意識」，就教了一些「打仗得靠自己」的軍歌。這首「莫等待，莫依賴」的歌就是我在成功嶺學會的，至今仍然深植我腦海中，歌詞大致如下；

莫等待，莫依賴，勝利絕不會天上掉下來。

莫等待，莫依賴，敵人絕不會自己垮台。

靠天吃飯要餓死，靠人打仗必失敗。

我們不能再做夢，我們不能再發獃。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

幹！幹！幹！快！快！快！大家一起來。

快拿出力量幹起來！

回頭來看現今之「台海局勢」，這首歌正是最適合提升中華民國國民之危機意識的歌，不過這首老掉了牙的軍歌，早已被遺忘了吧。

「震撼教育」與「急行軍」

成功嶺暑訓的「巔峰」時刻，非「震撼教育」與「急行軍」莫屬。「震撼教育」其實只是「心理」性質多於「體能」性質的訓練，不像「急行軍」那麼「紮實」得讓你筋疲力盡，至少讓我有不虛此「訓」之感。

「震撼教育」是讓受訓學員在戰場的「音響效果」下，在層層疊疊的鐵絲網下，全副武裝地「匍匐前進」，在限定時間內，到指定區集合。

「音響效果」是由空包機槍彈與砲彈組合而成，不是實彈，沒有生命危險，所以並不讓人生畏，但是在限定時間內，端著九磅半重的M1 Garand 步槍，匍匐前進到集合點，雖然只算是中級的體力活動，但是不及格的話還是要「重修」的，以致咱眾弟兄們不得不儘力以赴。

順便聊一下M1 Garand 步槍，它是二次大戰時的美國陸軍步兵制式單兵武器，日後被評鑑為那個時代的最佳步槍，也是成功嶺上的制式武器，射擊時的「後座力」好像要比我們在讀高中時，在靶場使用的三零步槍要小很多，或許是部份的「後座力」被用以自動填膛了吧。M1步槍是「半自動步槍」，不需要手動上、退膛的。

成功嶺暑訓的真正「重頭戲」，是「全副武裝急行軍」，那可是「貨真價實」的訓練項目呢。

「全副武裝」的定義是肩掛M1 步槍，頭戴鋼盔，揹上重約十公斤重的背包﹝包括摹擬彈藥的磚塊在內﹞，腰掛水壺與M1刺刀。不過像我一樣當「排頭」的學員比較倒楣，肩上扛的是M1941 制式輕機槍，比M1 步槍還要足足多重上3磅半。

「急行軍」是暑訓的倒數第二週舉辦的，絕大部份學員之戰技與體能，此時已達成熟階段，「急行軍」實質上就是我們暑訓的畢業考試，連上的隊職官早就加強了我們的「心理建設」，告訴過我們這是暑訓最艱鉅的一關。

「急行軍」是以「營」為單位進行的，好像當天有至少三、四個梯次，我們第三營是當天第一梯次，早餐後由成功嶺出發，前往大約十好幾公里外的大肚山，途中還必須要以慢跑之速度，跨越大肚溪橋﹝橋長約兩百公尺﹞，原因是行軍時最容易被敵軍偷襲的一段，正是大部隊在橋上通過之時，所以得要練習快速過橋。

在目的地吃完午餐﹝背包中的乾糧﹞後休息半小時，當天就循原路走回成功嶺。可想而知的是，回營後每位學員的腳底板都起了水泡，行軍之後的三、四天之中，值星官在帶隊行進時，特准我們不必「齊步」而行。

人的一生中，比「急行軍」更艱難的挑戰可多著呢，「急行軍」是鍛鍊你在面對艱困環境時，以不屈不撓的心態，咬緊牙關面對。四年後的暑假，我去紐約長島打工賺學費時，有段時間得打「雙工」，兩工作地點相距逾三英哩，我當時還是「無車階層」，若沒有在成功嶺鍛鍊過「急行軍」，那兒能熬得過這「雙工」之苦。

老總統親臨成功嶺主持結訓

我們預官十七期的結訓典禮確實有夠隆重的，因為是老總統親臨主持的。

結訓典禮在頒獎前三名學員後，老總統站在敞篷吉普車上，緩緩地穿梭於列隊方陣之中校閱全體學員，只見他身著戎裝，神采奕奕地頻頻舉手答禮，班主任戴樸將軍則坐在後座陪閱。對我而言，曾在如此近之距離﹝大概不到十五公尺﹞見到老總統之容顏，也算是我「今生有幸」吧。

空軍通校的暑訓

大學男生的預備軍官暑訓分為兩段，每段各八週的訓練。前一段是前述集中在成功嶺的入伍訓練，後一段則是「專長」訓練，被分發的訓練單位大致上與你在大學所讀的科系有關。在成功嶺上我們是最低階的二等兵，月薪是七十五元。到「專長」訓練時，我們被升為「下士三級」，雖然只是最低階的士官，但是月薪陡然增加到三百七十元﹝我好滿意﹞，在物價指數低的民國五十年代，一錢黃金才不過兩百元而已。

那年我們唸成功大學電機系三年級的學生五十幾位，幾乎全都被分發到陸、海、空三軍的通信電子學校﹝簡稱為通校﹞，分發到海、空軍的較少，除我之外，另有八位同學被抽籤分發到位於高雄岡山的空軍通校受訓，他們是張韜，林葉明，葉元椒，董孝英，戴寶通，孫明照，熊克平與蔡必毓。少數被分發到海軍的有鄧端理，郭正幸等，其餘百分之七十全都去了陸軍。

其實那時成功大學電機系已經開始代訓空軍通校本身﹝有軍籍﹞的學生，有幾位還是與我們同班上課的。這是國防部的「高招」，善用民間大學的師資與設備，繳學費以培養自己的人才，這些軍校學生們只要能跟得上我們的課程進度，畢業時也有相同的工學士學位。

在空軍通校受訓的同學們被分成3031 B 與 3031 J兩個班。我被分在3031 B班，我們的學習項目是從美製AN/TRC-1戰地手提電話，到 AN/TRC-24戰地電話總機的各型野戰通訊器材的維修，也負責了解美軍依台灣地形而特別設計的Collins Radio FR/FJ1無線電器材之操作。3031 B班的學員服役時都得下野戰部隊，也就是號稱「空軍陸戰隊」的防空砲兵部隊，而且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成為各防砲營的通信排排長。3031 J班的學員則負責維修笨重的第一代類比型傳真機，與Teletype 的老式110bps電傳打字機。他們這一班同學以後在服役時，好像都不需要下野戰部隊，與3031 B班相比，3031 J班在服預官役的那年是較為輕鬆的。

當年在通校受訓的除我們成功大學電機系學生外，也有大同工學院與台北工專兩所院校的電機系學生，記憶中，來自大同工學院的劉英毅與錢華彰兩位，是在3031 B班，我們的張姓教育班長是空軍通校的士官班畢業生，有「上士二級」官階，受訓學生則是「中士三級」，屬於士官中較低的一級。

住的方面，我們的宿舍雖然也是大通舖，但不是像成功嶺那樣幾十個雙層舖緊緊地排列著。空軍通校的通舖是雙拼，一個單位的上下層只睡四個同學，記得我是睡下舖，林葉明是我的緊鄰，睡在我上舖的是董孝英，隔壁雙拼舖的下舖，距離不到三英呎的，就是後來與我在達拉斯有四十多年交情的劉英毅﹝大同工學院電機工程系畢業﹞。當然，幾十位受訓學員全都睡在同一個屋簷之下。

順便一提，多才多藝的董孝英兄，與個性豪爽的劉英毅兄，加上同期的通校成大電機同學，葉元椒，戴寶通，孫明照等共五位，在我執筆之際已先後作古。人生雖短，然而一道受軍訓而建立起來的「革命情感」，至今仍縈繞我心，傷哉。

空軍通校的「專長」訓練，當然不是像成功嶺那般的在操場上鍛鍊體能，而是在課堂上與實驗室裡用短短的八週時間，儘速灌輸我們軍用通訊器材之架設、使用與維修。老師還告訴我們，在十年前的「八二三」砲戰中，陣亡最多的就是通訊兵，因為他們為了維持戰地的指揮與聯絡，得隨時在「彈如雨下」時，冒著激烈砲火出去搶修被炸斷的線路。在戰地，直接以「有線」通訊傳遞軍機，比較不會像「無線」通訊一樣遭敵方竊聽。

我們每天還有至少一小時的體育活動，通常是在最後一節課的時間，把我們趕到足球場上踢球。空軍通校的正規班也常在最後一節課時上操場踢球，有時候就與他們對踢分個高下。成功大學的課餘體育活動，也是以足球為主，所以我們班上的足球健將董孝英與蔡必毓，再加上睡在鄰舖的劉英毅等，都成了我方主將。正規班學生體能較好，踢起球來勇猛非常，有意或無意之間，撞到我們時的力道十分大，常見我們預官班學生掛彩，灰頭土臉地退場。大學時期我體重只有五十公斤出頭，配以177公分的高度，是典型的「紙片人」，通常輪不到我上場，即使上了場，也是「跑龍套」式的當個後衛。有一次我被對方撞飛﹝旁觀者告訴我的﹞，好在不是腦袋著地，骨頭也沒斷，但是手肘與膝蓋皆摔得鮮血直流，被送到醫務室捈藥。

我好像與醫務室特別「有緣」，受訓其間幾十位受訓學員都健健康康地，唯獨我一個人居然得了重感冒，臥病在床且高燒不退。生病的頭一天我還硬撐著去上課，次日就全身虛弱得連床都爬不起來，鄰床的林葉明伸手一摸我額頭，嘩！燙得不得了，立刻找來教育班長，他二話不說，立刻找了部吉普車把我載到醫務室。

醫務室不是醫院，沒有醫生坐鎮，只有一位會處理「外傷」的醫務兵在當班，病人是否有「資格」進一步送去醫院，完全取決於他的判斷。他可是得要一板一眼「照章行事」的，拿出溫度計一量，華氏104度，再翻出「規章」一看，已逾「送醫」的最低標準，立刻「搖」了個電話﹝那時代，軍中電話是用手搖的，由總機接通﹞給岡山空軍醫院的值班醫師，把我直接送去吊點滴。

在病床上躺了近兩天，值得一記的是，空軍機校的教育長沈將軍，特別來病房探視過我，那是因為他也有子女就讀於成功大學，在學校裡我們都是時相交往的朋友。

空軍通校的集訓結束後，我在正式服一年義務兵役之前的所有軍訓，就算是告一段落。憑良心說，我們這些行為與思想都還「十足老百姓」的後備軍人，在戰場上的戰鬥力是難與職業軍人相比擬的，但是對敵人而言，當我們有超過一百萬的後備軍人作為國防後盾時，應該還是具有相當「嚇阻」力量的。

1968年大學畢業後，我興高采烈地﹝沒有在這兒濫用形容詞﹞去風景旖旎的花蓮防砲205營報到，營裡的八位預官﹝請參閱「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常在週日結伴出遊當地的風景區，好不得意，只是萬萬沒有想到半年後，會「慘遭」移防去馬祖東犬島。

出發之前，心中略有不安，到花蓮市區的照相館留影一張﹝前線不許照相，我的照相機已寄返台北﹞，連同底片，附在花蓮寄出的最後一封家書中。

從馬祖回台的那天，母親做了一桌子她的拿手好菜，飯桌上突然冒出一句；

「你為什麼在臨離花蓮時，還會想到寄了張照片回來？」我還來不及回答，父親就笑著接口道；

不是連底片都寄給妳了嗎？他怕萬一出了事回不來，那就是他的遺照囉。」

曾告訴過你，我與父親是「父子連心」的，這就是鐵証之一。

後記

與五十年前相較，台灣現行的兵役制度幾乎完全變了調，義務役變成了「志願役」且不說，看來軍中養尊處優的「少爺驕兵」還真不少，前些日子﹝2023年﹞有報導稱，駐守馬祖西莒島的守軍某單位，有人在沙灘上刻字「求救」，因為他們有個把月「沒新鮮的肉可吃」啦！

我父親謝肇齊，是黃埔島上的第六期畢業生，在學其間的民國十六年，有一次學生兵們為「護校」而「東征」，在粵東某地因糧草不及送到，長官堅守「不擾民」之原則，以致軍隊被迫煮「馬鞍之皮件」湯果腹﹝學生兵們與馬相處，日久生情，捨不得殺馬充饑﹞。這類似「天方夜譚」的故事，是我那一向不擅言詞，更不會亂編故事的父親親口講的，而且還不只講過一次，尤其是當老哥與我在餐桌上「嫌東嫌西」，不乖乖吃飯時，哥兒倆多年來仍銘記於心。

順便在此告訴那位因為在西莒島上沒有新鮮肉可吃的那位前線「英勇戰士」，我曾在你的鄰島東莒島上，連續地吃了半年聯勤糧粖廠製造的紅燒牛肉、豬肉與蔬菜罐頭，它們的滋味是絕對遠勝於「馬鞍之皮件」湯的。

拉拉雜雜地寫下逾萬字，只是想告訴讀者，一甲子前，以我在台灣那近乎「全民皆兵」的社會裡之生活體會。「保家衛國」絕不可淪為空洞的口號，是需要每位國民抱著「為國犧牲」的精神，無怨無尤地付出的。

【謝行昌，2023年8月完稿於美國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