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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被控“种族灭绝罪”出国或被捕–美国伊州法院与控方律师结束首次庭上会谈
图﹕控方律师泰瑞马什 (TERRI MARSH)。
法轮功和中南海斗法的模式，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国当局宣布法轮为非法组织之初的静坐抗议，逐渐趋于多样化、普及化和国际化，到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成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俨然有犹太人追索纳粹气势，至今已有九名最高层官员分别在欧美被告或被捕。
其中，在美国被控“种族灭绝罪”的江泽民案，美国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院与控方律师完成第一次庭上会谈﹐已在一月十三日由律师商定三月十三日为第一次聆讯时间。三月正是江卸下国家主席职位的时候，一旦出国很有可能和智利前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一样，被国外的法院传讯或被捕。
国家机器广泛迫害法轮功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声明，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要“邀请和协调全球的社会正义力量”，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深入、系统地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江泽民及其领导下的直接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六一○系统；包括国安部、公安部、法院、劳教所、涉嫌的精神病医院；包括对法轮功进行诬陷、造谣和栽赃的新闻媒体及喉舌；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进行精神、肉体和经济迫害的人员。
该组织“呼吁中国人民、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各界团体和正义人士，向我们提供证据、线索，以及人力和物力支持，参与或协助这个为了人间正义和公理的追查行动”，以完成“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的使命。
声明中所提到的“六一○办公室”，全称为“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得名，不但以副总理李岚清担任组长、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负实际执行责任，更在获得二○○八年奥运主办权后提升为局级机构，是中国官方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机关。
六一○办公室常设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内，下设决策与执行机构，直接操控党、政、公、法、国安机构和司法厅所属的劳改与教改部门，利用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设有的办公室，指挥各地新闻传媒对法轮功发动舆论攻势和构陷，并直接部署公安便衣监控和逮捕法轮功修炼者。从六一○办公室的组织架构和由中央到地方形成绵密的独立体系，并对各级党政与司法机关拥有绝对操控权力来看，它和文革时期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样，是个专门从事政治迫害的国家机器。
发动批斗花费近天文数字
中国对付法轮功的经费，部分来自专款和地方政府，部分来自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掠夺，如对学员个人和学员工作场所的钜额罚款，几年下来究竟花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从二○○一年几则消息不难见其梗概。
二○○一年一月初公安部内参消息指出，单是天安门广场的制服警员便衣，每天开支就在一百七十万到二百五十万人民币之间，二月二十七日外电说江泽民挪用四十亿钜款用于监听法轮功学员电话，十二月公安部内参消息又说江再动用四十二亿国库，在全国各地兴建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和“洗脑”基地。加上全国各地的六一○办公室、警察和公安盯、看、陪学员，以及发动各式反法轮功集会活动等，估计花费不下千亿。如果加上中国驻外领使馆印制反法轮功文宣、召开批斗大会，收买中文网站、报纸和电台，派特务搜集和骚扰学员的开销，花费已几近天文数字。
据法轮功网站“明慧网”引述中国官方内部在二○○一年十月底的统计指出，全中国至少有六千名学员被判刑、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破坏中枢神经的摧残、无数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被捕学员死亡人数高达一千六百人，无辜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针对中国官方的滥捕严打，法轮功也从消极的静坐抗议，透过遍布各地的学员广设网站，甚至创办报纸和电台，成立研究机构，利用各种机会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迫害法轮功的问题，逐渐由争取自身生存权利的特定成员团体，转型至为宗教自由和人权奋斗的团体，使国际舆论、国际政治组织和人权团体注意到中国侵犯人权的事实。
侵犯人权一状告到美法院
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多样化、普及化和国际化的撒手裥是，透过海外正当司法程序控告中国高层领导人，把北京当局侵犯人权的作为公诸于世。这就是自二○○一年七月十七日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控告赵志飞，到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李岚清在巴黎被控“酷刑罪”，一波接一波的海外控诉行动，至今除赵、李之外，已有周永康、刘淇、夏得仁、丁关根、江泽民、罗干和曾庆红等九人，先后在海外挨告。
在这些被告人当中，江泽民是主谋首犯，被控罪名包括灭绝种族、酷刑、剥夺宗教信仰等，并被求偿十七亿美元。
这宗法轮功海外控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案件，中国全面封锁，矢口否认有这回事，台港媒体也鲜有报导。去年十月江泽民访美，台港中媒体称为江卸任前的“毕业旅行”，报导侧重在他如愿以偿到小布什在德州的农场吃烤肉，却没有提到他吃官司的事。事实上，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在十月十八日江飞抵芝加哥当天，就一状告到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院，并在十月二十二日由控方律师亲自到江下榻的旅馆把诉状递交中方保安转交江泽民。此外，法轮功学员同时也在十月十七日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递状子，控告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和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称他们在发起和推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追究责任中国高官怕出国
第一起在海外被控的案件是湖北省公安厅长赵志飞，由法轮功学员彭亮授向纽约南区法院控告赵非法致死、酷刑、反人类罪及多项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罪行，并求偿五千万美元。院方在去年七月十七日赵在纽约旅行时，将传票送到他下榻的旅馆，去年十二月由曼哈顿区联邦法院对赵进行缺席审判，结果判定被告罪名成立。
第二起被告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也是在芝加哥旅行时收到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院传票，在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控罪名是酷刑折磨、非法监禁、非人道的虐待等。第三起发生在去年二月七日，北京市长、奥运组委会主席刘淇率团参加盐湖城冬季奥运时遭一名美国公民、二名瑞士公民、一名法国公民和二名中国公民共六人，以刘纵容北京武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有计划的迫害，犯有折磨、酷刑、非人道待遇及虐待行为、非法监禁、反人权、剥夺宗教自由等罪行。另一位被告夏得仁是辽宁省副省长。
第四起被告中宣部长丁关根，由“世界反酷刑组织”代理法轮功学员在去年五月十七日向檀香山地方法官提诉，罪名是酷刑、屠杀、剥夺生存与自由权利、任意监禁、剥夺宗教与信仰自由等。丁是第一位中国中央一级官员因迫害法轮功在海外遭起诉。
第五起是前述的江、罗、曾三人。
第六起被告李岚清是在去年十二月四日率申办“二○一○上海世界博览会”时，由四位分别来自法国、爱尔兰和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向巴黎法院控告李犯下酷刑罪。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表示，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造成直接或间接伤害的迫害者与凶手、在迫害中负有法律责任者约为二万人，日后该组织会陆续透过国际团体、人权律师和正义之士的协助与支持，在恶人出国访问、旅游或探亲时，在各国一一展开法律追诉行动。换言之，今后中国高层官员外访，不论到哪个国家，都有吃上官司或被捕的可能。
国际法院 江泽民吃定官司
法轮功学员在欧美两地先后控告九名中国官员，主要的依据是《异域侵权索赔法》（Alien Tort Claim Act）、《酷刑受害者保护法》（Torture Victims Protection Act），以及灭绝种族（Genocide）罪相关法律。
前二者是美国国内法，旨在保护在美国或其他地区受到人权侵犯的人，凡依美国国内法观点已构成灭绝种族、危害人类、任意拘留等罪，均受二法保护。至于灭绝种族罪则是《国际刑事法庭公约》里最重要的精神，旨在制裁集团杀害、战争犯罪、人道罪行等国际犯罪，原本是针对卢安达和前南斯拉夫纷争中所发生的种族屠杀罪行而发，但实际上它是指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杀害一个群体，并不是单指“种族”而已。
国际刑事法说得很清楚，灭绝种族罪“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一）杀害该团体成员；（二）致使该团体成员身体或精神遭受严重伤害；（三）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四）强制或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五）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本法属自动生效法律，且没有追诉期限，只要犯下残害人类的罪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是一国元首也没有豁免权。
几年前，智利前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因主政时期白色恐怖血腥镇压，一度在英国被捕。目前，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在审理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塞维奇的灭绝种族罪，赤柬头目也将被押上国际法庭。这些都是江泽民前车之鉴。
江泽民已经吃定官司，现在他还在位，美国政府当然会尽量设法降低江被起诉的冲击，但他卸任后的情形可就难说了。届时，江即便窝在国内，美国法院还是可以依受害者、“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与其他第三方所提供的证据对江进行缺席审判。
注﹕此文转载新台湾新闻周刊第357期，作者路遥，原标题为“法轮功控告江泽民 并求偿十七亿美元”。◇
张艺谋的道路
图﹕张艺谋(右)与张曼玉(左)去年12月14日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 (法新社)
作者：金钟
因影片《英雄》而成为众矢之的，张艺谋已从一个文化现象，引伸至知识份子与极权政治的关系，这是二月号开放杂志讨论的重点。关于武侠片《英雄》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主旨迎合中共宣传主旋律，为大一统目标而赞美暴君；二是艺术上缺乏创意，武打、美工、场面设计，都有从李安、王家卫、黑泽明的电影中借来的老套子。但我觉得更值得研究的是，张艺谋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导演，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二○○○年三月，张艺谋接受香港电台杰出华人系列专访，有许多内心剖白，或许提供一些启示。张因出身不好，年轻时感到自卑，很留意在共产制度下的生存之道。一九七八年以超龄条件考入电影学院，是靠了他给上级领导的一封信，破格录取。八二年分配在偏僻的广西制片厂，探听领导意图，获拍冷门的战争片《一个与八个》，新的表现手法，引起电影界注意，成为发迹的起点。他悟到“机会最重要”，不能拍片，什么也谈不上。经过《黄土地》摄而优则导，到九十年代已炙手可热。他坦承“做导演是一种利益，我从来都是看客下菜，很实际的一个人，从来没有建立什么理想蓝图，没有伟大感、崇高感，首先考虑的是生存。”
访问中，他回顾几个电影的创作构思，显示对于中国现实与历史还是有他的思考。他说《红高粱》与《菊豆》是姊妹篇，前者表现的“敢爱敢恨”，不是中国人的精神。后者“有贼心，没贼胆”，走一步看三步的性格，才是中国的现实，“那就是我们。”他谈到《活着》时也说，“活着”二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六四后，他说，拍《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深宅大院中的许多仪式，如点灯、封灯、灭灯，天天一样，大院里毫无生气，“就像历来政治运动，把人搞得不像人”。他说该电影隐含他当时的忧患意识。
然而近几年来，他已无忧患，大红大紫，成了国际名导兼政协委员。大捞过界，搞歌剧、玩芭蕾，尤其申奥成功，他的四分半钟宣传片，被捧上天，得意之余，扬言为了奥运可以放弃电影，表示要导演二○○八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闭幕式，俨然成为不可替代的宫廷首席艺术家。他的电影不知不觉成为官方行为，连擦边球也不必打，甚至传出“老谋子”将出任电影局副局长的流言。至此，他经历过的反叛与归顺之间的挣扎史便告结束，而走向权力的附庸。因此，拍出《英雄》这样赤裸裸出卖良知、为暴君翻案的影片其来有自，绝非偶然。
除人生哲学外，张艺谋的艺术观也有严重局限。他因从美术、摄影入道，比较重视电影的形式感，相对于中共长期主题挂帅的传统教条，受到观众欢迎，因而也使他形成一个偏见：“形式重于内容”。他说若干年后人们只记得一个电影的几个镜头，故事都会被忘掉。这显然是一种误导。当我们从一个禁闭的国度来到香港，可以看到最新的欧美名片时，才明白铁幕电影，包括在西方获奖的中国和前苏联的片子，在海外上座率为什么会那么低？不说在内容上比之西方艺术家的视野与深度犹如小儿科，即使在形式上，又怎能和人家建立在尖精科技与大企业基础上的电影水准相比？张艺谋以为请到李连杰、张曼玉用大吊车穿钢丝飞来飞去，便可以成就经典之作，实在不明白这位扬名四海的大导，何以如此自信？有人形容张艺谋的电影是指挥团体操表演，真是可圈可点。
张艺谋的故事，是一个本来有可能走向杰出的艺术家，堕入庸俗的故事。他的宿命来自于他那一代人成长的悲哀。从文革混沌到邓小平猫论治国，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只是权力和金钱，没有几个人讲良心和道义。因此，张艺谋所代表的至少一代人的艺术的工具化，回避和缺乏深度与内涵，轻易地被权贵所利用，也就顺理成章。
有辩之者言，不能将艺术政治化，艺术应是个人的创作。不错，我们知道一位欧洲作家写九一一惨案是“ＣＩＡ的杰作”成为畅销书，但那是在一个完全自由化社会的现像。可是当中国千百万人的言论自由都被剥夺的时候，肯定张艺谋之流制造新的样板戏的自由，公平吗？为了一己的光荣而依附于一个有欠数千万人命的专制政党而不知自省，这样的精英，该不该骂？
（本文将刊载于即将出版的二月号《开放》月刊，作者惠寄本报时作了修改）◇
中国式改革 成长本身是灾难
张清溪 台大经济系教授
中国高速经济成长，1998年以后其实是严重灌水。那1997年以前的就没有问题吗？不是的，问题更大。简单说，这个时期的成长，其实是带着毁灭因子。
吃完财政吃银行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仍依旧制由财政拨补国企亏损。但旋即出现钜额的财政赤字，改革开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达170亿元（人民币）。为了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1983年人民银行改制，并完成“拨改贷”政策。
所谓“拨改贷”，是把原来由财政“拨”补企业亏损或投资需求，“改”由国企向银行“贷”款。这一方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方面也要国企建立“偿债”的责任。结果是偿债观念没有建立，原来中央财政整合资源、支援企业的能力丧失，地方政府百花齐放、胡乱投资，不但浪费国家资源，也导致银行坏帐直线上升，学界称此为“吃完财政吃银行”。
外国有加拿大 中国有大家拿
这个顺口溜描述了“拨改贷”未能建立国企借款偿债的观念，反而造成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现象。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贷款的，但因国企实质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例如，1990年代中期国企主持18,000多所学校，招收600多万学生；旗下医院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病床），倒闭将造成社会问题。于是，政府介入，强迫国营银行贷款。这种不负责任的贷款，自然引发官商勾结，假公济私，结果既不能培养还款责任心，也造成银行呆账。
地方财政自主，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形成的制度。后来更在中央财政不能主导资源整合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乃至各单位，各自为政，投资一窝蜂。
地方财政自主 投资一窝蜂
在毛泽东时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开放初期，这些都成为投资热点，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城市都建立自己的工厂。这种无节制的设厂，加上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快（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厂还没等开工，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结束。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还有，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而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到2,000万台，生产设备闲置5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哪有指望收回？
各地大量投资的结果，电力从1983年起就严重不足，许多地方企业只能“开三停四”或“开四停三”。为了鼓励建设电厂，国家提出优惠政策，保证按商定价格收购。于是，全国“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各级电力管理部门与职工更是积极，一齐向银行贷款兴建电厂。十多年后，今日中国火力发电厂年发电时数平均不到4,200小时，低于全年8,760小时的一半；“过剩”发电量的投资额，接近8,000亿人民币。这些贷款怎么有能力对银行还款？这就是王永庆海仓电厂落败的背景。但是，王永庆也不必伤心，欧美多少电力公司，挟其强大的政府为后盾，想在中国电力市场大展鸿图，结果一样赔本收场。
投资失败 贷款变呆账
这个被中国学界称为“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多少行业破产、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银行坏帐比例高达50%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跟苏联一样，中国式的改革开放，成长本身就是灾难。
作者﹕张清溪原台大经济系主任﹐现任台大经济系教授。◇
有自由，才有美德
刘荻
英国作家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堪称一部现代经典。它的主要内容如下：少年亚历克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流氓，他打架斗殴、无恶不作。在他被捕后，政府采用经典条件反射技术书中称为“路多维哥氏技术”对他进行“治疗”，使他一想到暴力，就会头痛、恶心，从此他不能作恶，只能为善。
这部小说引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强迫为善，是真正的善吗？小说中的牧师面对小亚历克斯时，表达了自己的疑问：“上帝想要什么呢？上帝是想要善呢，还是向善的选择呢？”
秦晖先生曾经在文章中引用过一个“监狱寓言”：世界上最高尚的地方在哪里？在监狱。牢门一关，那里的罪案发生率为零，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干活儿。如果对牧师的问题的回答是前者，那么肯定能够推出以上的荒唐结论：既然善行本身是最重要的，那么监狱中的犯人和奴隶的劳动无疑是最“善”的。但想必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这个结论。
这让我想起了阿妮达陈研究文革红卫兵的的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其中一段是讲“文革”前的学雷锋运动的：学生们挖空心思地想做哪些“无名”好事才会被别人发现，日记里该写哪些内容，是否应该把脏衣服藏起来以免别人“做好事”替自己洗了，甚至有个学生晚上睡觉时大喊“毛主席万岁”，以示自己做梦还不忘毛主席！这些“学雷锋”的举动是真善吗？显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是伪善。事实上，这些学雷锋的举动是为了争取一个较好的政治评价，为成为“接班人”铺路。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善呢？让我们再次引用牧师的话：“善心是发自内心的，六六五五三二一号（亚历克斯在监狱中的编号）。善心是选择出来的事物。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人了。”“人选择了恶，在某个方面也许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换句话说，强迫为善，并非真善；自由选择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有真正的善。(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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