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因反對強拆而入獄13天前后經過

徐永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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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我叫徐永海,是一個醫生,我的妻子叫李姍娜,是一個護士。我們都在同一家醫院工作。2003年4月10日,我和妻子都在上班。我接到朋友的電話,說有人要搬我家的東西,拆我家的房子。我和妻子一听很著急,立即要离開醫院回家,可是我們回不去了。這時有很多警察攔阻我們,不許我們回家。這些警察像拖死狗一樣把我從馬路上向醫院拖,向醫生辦公室里拖。還有几個警察使勁拉著我妻子不讓我妻子到醫生辦公室里來見我,用鐵門把我妻子的腳擠傷。我的妻子以死相拼,用頭撞牆,才進入醫生辦公室和我在一起。在醫生辦公室里,一些警察繼續限制我們自由,不許我們走動。我們去上廁所,警察也限制我們,并打了我。直到下午6點,我們才被允許离開我們工作的醫院。

与此同時,一些警察和一些西城區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將我家的所有東西全部拉走,后將我家房子拆毀推成平地。我們回到”家”中,我們的家已經成了平地。我和妻子成了無家可歸的人,我們沒有了一切。除了我和妻子上班時穿的衣服、背的包、少許零用錢以外,我們是一無所有,沒有可換洗的衣服,沒有買飯的錢。我們的一切都被人從家中搬走了。我們站在廢墟上,妻子痛哭流涕。我和妻子結婚還不到一年,為了裝飾這個家我妻子付出了她很多的心血,從家具到窗帘,從結婚照的擺放,到每本書的排列,妻子都花了很多精力,她愛我們這個家,可是這一切都沒有了。我和我妻子都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沒有出示任何手續,也沒有給我們任何解釋,就以暴力形式限制我和我妻子人身自由長達9個小時。我是一個醫生,我妻子是一個護士,在我們工作的醫院,當著所有醫務人員,病人,病人家屬的面,警察用暴力的方式限制我和我妻子的人身自由,明知我們不是犯罪分子,而把我們當成犯罪分子來對待。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員強搬我家所有東西,強拆我家住房,事先沒有通知我們,也沒有貼公告,事前沒有通過法院的法律途徑,我和我妻子又都不在現場。

我們犯了什么罪,要受到如此的對待。我們沒有犯罪,只因為開發商看上了我們居住的地方,北京舊城內,地理位置好,地皮值錢。開發商要在我們這一地區蓋大樓,發大財。開發商讓我們必須搬走,可是給我們的拆遷補償又少的可怜。我們即不能在相應地區買得到相應大小的平房,更買不到相應大小的樓房。開發商給我們提供的安置住房遠离市區,上班路程要花去4、5個小時,而且住房并不比我們原有的住房大多少,拆遷將使我們的綜合居住條件嚴重下降。

我們有住房三間,其中有兩間住房是由一間住房隔成的。實際居住面積在40平方米,其中的17平方米是1995年、1999年房管局在翻修我家住房時加大的面積。加上自己蓋的廚房總面積在45平方米以上。我家人口較多,戶口簿上有10口人,我一家住在這里,不寬裕,但還能生活。

拆遷了,拆遷公司給我家的拆遷補償款是26万,這點補償款在北京任何地方也買不到我們能使我們居住下來的住房,我們所在地區樓房每平方米售价均在1万2左右。我們搬不走,開發商也沒有和我談,就直接通過區政府下裁決,責令我一家搬走。為此我給國家領導人寫信反映此事,這樣在4月6、7日,拆遷公司才來和我談了兩次。說根据我家人口可以給我增加到40万,但對我家1995年、1999年房管局在翻修時增加的17平方米就是不予理睬,不給補償。我對拆遷公司說,我一家的條件不高,我們只要求在三環內有三個一居室。我和妻子一居,父母一居、妹妹妹夫一居。三個一居也就是50多万元左右。根据我們的居住面積得到這樣的拆遷補償款一點不過分。

可是拆遷公司就是對我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我們也不能接受拆遷公司給我們的無理的安置,給我們的安置,一方面遠离市區,在北京市規划市區外和邊緣,二方面把我和父母分別安置在不同地方,兩者間路程要在2個小時以上,我的父母都身患重病,我如何照顧他們。我們不搬,我們沒有地方搬,結果就發生了強搬、強拆。

強拆后,我們沒有地方去,我們不得不露宿街頭。朋友們捐給我們几件保暖的衣服,我和我妻子不得不露宿在中南海門口。那晚很冷,我和妻子穿的也不多,我們坐在那里,不停地變換姿勢,起來活動。但我們無家可歸,我們能去那里哪,從晚上11點到早晨7點,我們一直坐在中南海門口。后來兩天,我們又露宿在中南海門口,警察先后兩次將我們帶到派出所,我們在派出所過了兩夜。在派出所里,雖然也沒有床鋪、被褥,但總比露宿街頭強。

我的朋友劉鳳鋼看我和我妻子實在可怜,就將我和我妻子接到他家暫時居住,使我和我妻子暫時不再露宿街頭。但他家住房也不寬余,我們只能在他家住几天,而不能在他家久住。我們到過區政府、市政府去反映,可是我們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在万般無奈下,我想到了自己的一個老師,中國國民党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何魯麗。1982年、1983年,我在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部)上大學4年級時,那時何魯麗曾是我們的儿科學老師,教了我們這個班一年的儿科學。我決定去找我們的這位老師,我不相信在我們這個國家就沒有講理的地方了,我不相信我們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

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我和我妻子都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沒有出示任何手續,也沒有給我們任何解釋,就以暴力形式限制我和我妻子人身自由長達9個小時。這是不是侵犯我和我妻子人身自由的行為,是不是侵犯人權的行為。

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我是一個醫生,我妻子是一個護士,在我們工作的醫院,當著所有醫務人員,病人,病人家屬的面,警察用暴力的方式限制我和我妻子的人身自由,明知我們不是犯罪分子,而把我們當成犯罪分子來對待。這是不是侵犯我和我妻子人格尊嚴的行為,是不是侵犯人權的行為。

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事先沒有通知我們,也沒有貼公告,我和我妻子又都不在現場,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員就強拆了我家的房子,這是不是違法行為,是不是侵犯人權的行為。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机關”和第七十六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應當同原選舉單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4月16日,我和妻子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南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在地,希望能見到我的老師,見到我們的這位人大代表。可是我們沒有見到我們的老師,我們也沒有見到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反而被警察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們向警察說了我們的事情,希望警察幫助我們反映。可是,我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們仍然無家可歸。

4月20日,我的父親已住院三個月,因醫院有”非典”病人,而不得不出院,可是讓我的父親住到那里去,一個80歲的老人,一個一生只知工作不知索取的老工人,面臨著無家可歸。作為儿子,我不得不再次來到人民大會堂,要求見我們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國民党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我們的老師何魯麗。我身穿一件白色的襯衣,上寫”強拆使我無家可歸,科研工作不能進行,何魯麗老師,我想見您。”我坐在人民大會堂的東門外,為此,我被拘留13天,說我”擾亂社會秩序”。我擾亂了社會秩序,那些強拆我家住房,搬走我家所有東西,至今使我無家可歸的那些人,算什么。

21日晚上11點鐘左右,我被帶到西城區看守所,被關到西筒201號牢房里,還好,那里只關了5個人,而不是關著20多人。后來得知,是因為”非典”。而且那里關的人,一個是河北的年輕人,他為了能在北京工作,買了一假北京身份證,据說要面臨6個月以上至3年的刑期。一個是因為吸毒,一個是因為經濟,一個是因為偷手机。和這些人關在一起,大家還和气,沒有發生被打的事情。但是一天除了睡覺,就是”坐板”,就是所有的時間,均必須整齊地坐在地板上,你的地方是一尺見方,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坐著,不許隨便走動。吃的大多是玉米面做的窩頭,偶有饅頭,菜是一种,洋白菜湯。還好,天天能看電視,內容多為”非典”的。看到北京有那么多人患”非典”,我很是著急,作為醫生,不能為這些病人服務。我只能禱告,為那些身患”非典”的患者和家屬禱告。

13天,不算長,但也不算短,5月2日是我結婚一周年的紀念日,本來很早就和妻子計划要好好紀念一下,可是沒有想到,我們連見面的可能沒有,一個在獄中,一個在外邊著急。我知道,我的妻子為此很著急,同時也很委屈。她自己苦心裝飾的家沒有了,丈夫入獄了,老公公身患重病,同樣無家可歸,還需要她照顧。5月4日,我出獄了,妻子和朋友在外邊接我,我和妻子不得不再次來到我的主內弟兄劉鳳鋼家暫時借住。被關13天,我沒有后悔,因為我做的沒有錯。我家被強拆了,在北京、在全國很多城市,多年來,很多老百姓的家和我一樣也被強拆了。由于存在這樣的強拆,使廣大的老百姓不得不受開發商、拆遷公司的欺負,不搬不成,不搬就要被強拆。几年來,給老百姓的拆遷補償款是越來越少。2002年之前,對平房的補償是面積多算0.7倍。因為,平房沒有廚房、廁所、客廳等,而買樓房時這一切都要花錢來買,而且平房有院子,而院子不給直接補償,這0.7倍可以理解為是對院子的補償。可是2002年后,這0.7倍取消了。有0.7倍時,用拆遷補償款都不夠買相應住房的,沒有了這0.7倍就更加困難了。

由于存在這樣的強拆,這樣的拆遷,使全國很多古老的城市,很多古老的建筑物被拆毀。拆遷早已成了天怒人怨的事情。反對如此不合理的拆遷,維護老百姓應有的權益,為此入獄我感到很光榮。我出獄后,朋友給我看了一張《中國經濟時報》4月30日的報紙,上面有一篇文章《危改比”非典”還可怕》。在獄中,我就想寫一篇文章,其中必須要寫這樣的一句話”強拆猛于虎也”。沒有想到,還有比我對拆遷更不滿的,而且還与目前最敏感的”非典”聯系在一起,并且還是有社會地位的人,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危改、拆遷、強拆必將成為”非典”以后中國下一段時期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

徐永海
2003年5月5日

電話:13520080866,暫時電話(劉鳳鋼家):82904608
──原載《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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