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5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凯丽编译报导/华尔街日报5月2日发表IAN JOHNSON (伊恩-约翰逊)的评论文章“Sickness in the System The SARS Epidemic”(制度导致的疾病 –关于SARS传染病)。文章中说﹐SARS对中国的挑战可能是过去25年的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危机并非是传染病所造成的经济下滑和医疗需求﹐而在于长久以来酝酿的旧官僚体制和日益坚定的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实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但却一直没有人敢于谈论它。谁敢批评中国25年来的经济增长﹐贫困人口的减少和不断增加的民众的自由呢﹖这样的一个国家可能正饱受着暴政统治的痛苦吗﹖
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统治。在前25年的统治简直是灾难性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政治运动使无数人丧失了生命﹐个人集权统治使任何稍有敏感性的政府和其比起来都显得如此了不起。 在毛的独裁于1976年结束后﹐对人民的控制放松了﹐走向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开始了。在过去的一些年中﹐这种放松的管制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 但是这种成功并没有使北京赢得民众的真正的拥护。
中国政府不再象以前一样具体地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有时间思考了﹐并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开始形成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商会﹐宗教组织和俱乐部。这些组织的成立要求必须有一个更富有竞争力和透明度的政府来管理。
中国政府对此并非毫无觉察。除了把持住一些原则问题外﹐它还是在努力地推进一些改革﹐如加入WTO。但即使在象经济这样中性的问题上﹐也总是摆脱不了政治对其的干预。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到了这样一步﹕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但这就意味着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只有如此才能拥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完善的法制系统﹐透明化的规章制度和贪污腐败的减少。尽管政府一直努力要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两者分开﹐但它们其实是完全不可分的。
他还说﹐SARS传染病在两方面与以上问题相联系。首先﹐更加透明的政治系统将会使关于疾病的信息得到自由流动。中共现存政治体系的一大特色就是领导人决定目标是什么﹐而领会了领导意图的下属们再反过来把统计数字汇报上去。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令人怀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那些省级领导们隐瞒了–也可能还在继续隐瞒着–SARS病传染的真实情况。
其次﹐中国的老百姓也更加认识到了他们的领导人的无能。对政府早期取得的所谓“成功”的感激之情早已经消失掉了。现在人们期望的是政府应该能够控制疫情的爆发。但是政府对此的反应﹐即保密重于人命的方针﹐却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是自文革以后中国政府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因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这一事件证明了现有体制是完全无效的。
只有另外两次事件可以和目前的SARS传染病导致的政府信任危机相提并论﹕那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1999-2000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在那次镇压中﹐许多人被打死﹐上千人被送到牢教所。在这两次事件中﹐政府可以编造谎言–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说它在对付一些不讲道理的蛮横的示威者。 许多中国人由于害怕公开表达任何不满﹐也只能屈从于政府的说法了。.通过捏造信息﹐政府可以推脱责任﹐而宣称其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面对SARS﹐中国政府再要想开脱可就难得多了。没人能去责难死去的人。这次政府再没有了替罪羊–既没有了所谓挑起”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也没有了所谓的“邪教”。相反﹐一切都明确显示﹐问题就出在僵化了的政治系统﹐一个根本无法满足民众更高要求的系统。一切怀疑都指向了北京。一个国家怎么能靠着这样一个鼓励大量虚报统计数据的体制﹐ 一个把无辜百姓生命安危置于不顾的体制来运转呢﹖此外﹐人民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地方官员腐败等等﹐同时也习惯了拥有个人的自由﹐而突然间﹐政府又开始限制人民的基本生活自由了 ﹐包括旅行﹐走亲访友和过自己的日子等等方面。
独裁统治总是被人描述为最笨拙的﹐它只会压制和破坏﹐却不知如何调整和建设。用这来形容中国的政治体系看来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动员社会资源对付SARS﹐但是在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里﹐类似这种潜在的问题每年层出不穷时﹐而一个有效的政府通常是把这一负担转向民间﹐通过完善的社会体制来解决各种问题﹐而不是都抓在自己手里。
就象一个人拖着越来越沉重的包袱一样﹐北京现在正被SARS挑战累得直不起腰。它所面对的选择其实非常明确﹕要么减轻包袱﹐要么就跌倒在地。
(本文作者伊恩-约翰逊﹐华尔街日报驻德国总编﹐曾在中国工作过7年﹐于2001年因对法轮功问题的报导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奖(2001 Pulitzer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