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中国的教育拨款体制如何改进

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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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2日讯】9月10日,中国迎来了第二十个教师节。在鲜花簇拥、掌声雷动的喜庆气氛里,一些教师却黯然神伤。这些教师的工资得不到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教师陷入困境的呢?

这几年,为了解决教育领域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领域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下大力气改变了教育拨款体制,将教育拨款的责任落实到县一级人民政府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国教育经费的使用缺乏法律约束,拨款不平衡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中小学校校舍年久失修,中小学教师不能正常享受国家给予的各项福利待遇,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

因此,今后在教育拨款体制改革方面,不仅要落实教育拨款主体的责任,而且要制定公开透明的教育拨款规则,通过听证会、座谈会、辩论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教育界人士的意见,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的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人们注意到,在我国教育的重心在政府,而政府对教育机构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涉及到教育经费这类问题上,教育机构和广大教师缺乏最基本的发言权。一旦政府的决策损害了他们的合法利益,他们不能通过现行教育体制内部的管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只能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新闻媒体求助,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很不正常的。在现代法治国家,绝大部分争议或者纠纷往往在自治团体内部根据自治规则加以解决。发达而又完善的自治组织可以过滤和消化绝大部分纠纷。只有当自治机构内部无法解决或者自治机构制定的自治规范违反了国家法律之后,才会启动司法救济程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我国,由于自治机构极不完善,自治规则缺乏民意基础,所以,在出现大规模的侵犯团体成员利益的事件之后,往往通过体制外的行政或者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这是我国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我国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所以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治团体的作用,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构大包大揽,没有鼓励或者引导各领域各个团体建立自治组织,并且通过自定章程,共同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政府部门在许多时候扮演着救世主或者上帝的角色,时时处处插手各个领域各个团体的内部事务,结果导致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所以,政府部门应当改变自己的执政观念,应当在制定了教育拨款体制之后,放手让教育领域广大教师建立自治组织,并且通过自定章程,公平的分配教育经费。只有这样,才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政府身上,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范围内满足教师的知情权、参与权。

可以说,在整个教育领域经费严重短缺的今天,尊重广大教师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在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下,才能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才能实现中国教育的平衡快速发展。在许多国家,教育统筹委员会不仅仅包括政府官员,还包括广大教师和家长代表,他们之间通过合法的博弈平台,平衡分配教育经费,共同决定教育发展的未来。所以,笔者主张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建立教育统筹委员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推举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参与教育发展决策过程,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在教育统筹委员会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各级地方人大代表应当负起责任,通过审议政府的教育预算执行情况,防止国家有限的教育经费被挪用,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教师的正当权利。

中国的教育拨款体制问题,主要不是主体问题,而是程式问题。在确定了政府拨款责任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抓紧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限制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通过听取教师的意见,制定出公平公正的教育拨款实施细则。

──转载自《议报》第167期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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