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高压政策给中国转型带来更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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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董娜采访报导)日前,自由作家、大纪元专栏作家余杰、刘晓波在北京被当局逮捕。任不寐先生在第一时间,在大纪元发表署名文章“胡锦涛先生,你把余杰弄哪去了?”在国际舆论的共同呼吁下,两位作家被释放,记者就此事件于16日上午采访了任不寐先生,下面报导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记者:刘晓波和余杰不久前被逮捕,后又被放,你怎样看这一事件?

任不寐:从两个方面谈:首先我们对这个案件表示震惊,在杜导斌被捕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个文章,“永远保持对罪恶的惊惧感”;另外一个方面是,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对知识份子采取这样的反应,是符合他的逻辑的,这并不奇怪,他不这样做到怪了。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判断。

记者:作为名人,您是第一时间在大纪元网站站出来呼吁,向胡锦涛要人的。你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

任不寐;首先我做出的反应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做出的反应,而是从一个基本的朋友的、普遍的看法做出的反应,就是你把我的一个朋友抓起来。我有权利、责任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吁,我想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基点。就是遇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不要马上上升到什么政治呀,什么时代呀。那么很简单,就像两个人一样,你抓了我的人,我就跟你要人。……余杰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遭遇,像我,包括刘晓波,我们这样的遭遇就不只一次了。我们也很担心对他的家人有太大的打击,看来还是很好,余杰和他的太太非常坚强。

当时我也很着急,希望国际舆论尽快的知道这件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发这篇文章发出去了。

也应当感谢大纪元即时更新的这种办刊方针,应对中国的这类紧急情况还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看来这种呼吁也是起到作用了,两位很快都被释放了。那么,余杰和刘晓波都是大纪元的专栏作家,现在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共逮捕两位作家,同大纪元刊发9评文章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任不寐:我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有联系。因为中共的操作都是很内部的,都是黑箱操作,所以我不清楚它为什么会抓人。那么在此之前,他们也抓过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像丁子霖,像蒋彦勇,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顾及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我注意到有一些评论,说胡锦涛左转了,我不是完全赞成这样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对言论的控制是一贯的,就从来不存在一个小王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04年北京对人的迫害,“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对丁子霖和蒋彦勇的迫害,到后面抓刘水、抓师涛,最近又抓黄金高。这样一些系列事件发展下来,所以北京对言论的控制是一贯的问题,没有说变不变的。

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他们在整个的政治背景下,对言论的控制并不奇怪,所以我也提醒舆论,这样的一个局面还会持续下去,除非中国真正的发生了更大的问题。江在“六四”这样的背景下,胡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遗产背景下,无论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还是维护党的权利,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重压这样一个政策。

记者:最近出现“极权主义回潮”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任不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好像“极权主义”好像退潮了似的,实际上极权主义一直在那个地方,不存在回潮的问题。就像我们说,胡锦涛又左转了,实际上,他不需要左转,他一直左在那个地方。我像我们说中共又左了,这个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共一直左着呢。这个我想这个在逻辑上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论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好像它这个时候右了,我想这个判断本身是不准确的。中共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用这类话,比如他们前一段时间,正在制定一个紧急状态法,当时我写文章也批判了这个说法。因为紧急状态法在西方国家,一般情况下,国民生活在一个正常状态下,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自由有切实的保障。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要部分限制公民权利,实行紧急状态。那么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这个国家从1949年到今天,一直在紧急状态之中,限制公民权利是一种常态,所以不存在说,我们现在要制定一个紧急状态法,对中国来讲,最需要的是正常状态法。

同样道理,对海外舆论也应该调整过来。不存在“回潮”的说法。中共一直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怎么存在回潮呢?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打压、在屠杀、在镇压、在疯狂的迫害,在延续其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你今天说它“回潮”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记者: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体制的问题,执政党的问题,而不是领导这个人的问题?

任不寐:两方面。一方面,执政党和体制的问题,共产党国家一直是极权主义高压下的国家;那么另外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在短期内会采取比较左的,或者延续江泽民的左倾路线。为什么会这样?在中国权力交接的过程,也是权力斗争比较激烈的过程中,一般来讲,斗争的双方或多方都会采取更左的路线来防卫自己,“宁左毋右”才能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优势。

另外一方面,胡锦涛这个人,我认为他比江泽民更有忧患意识,他更能了解底层民众的骚动,我估计,他就会比江泽民有更大的恐惧,目前抓刘晓波、抓余杰、和一系列的行动,只不过是这种恐惧的表现,但是我相信,从六四到今天,恐惧就从来没有在中南海的议程上消退过。“稳定压倒一切”说白了就是“恐惧压倒了他们的一切”。所以就要采取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想,这里有这个体制和党本身逻辑的要求,同时也有统治者个人的利益上的要求。

记者:你认为,胡温新政会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解药;抑或说,在共产党的体制还存在的前提下,胡温会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种出路?

任不寐:首先,我觉得,胡温这个词,放在一起也是国外舆论放上去的。这两个人是不是完全一样,很难说。另外,我认为胡温的政策还是很模糊的。我现在有一点迷惑的是,胡锦涛公开言论无论如何给人感觉目前没有实际上暴露的那么多,这里面还是有一个矛盾。是为什么,我现在也不是太明白。

你看江泽民刚上台的时候:1990年到1992的春天,他把他那些极左的思想暴露无遗。什么“让个体户倾家荡产”、“稳定压倒一切”、“反和平演变是一切工作中心”呀等等。那胡锦涛为什么要把他的所谓的“极左”思想放到后面,表面上又强调亲民哪、宪政、科学发展观等等,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锻练。对目前整个胡温执政的整个思路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不清楚并不能否定整个这个党统治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事实。

这个党由于统治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这个危机会使他们越来越采取高压的政策。如果说高压的政策是胡温的所谓的既定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政策当然不可能给中国带出一个出路,它可能会在短期延续这个体制的生存,当然也可能会激化矛盾。我想这个体制,现在胡锦涛有什么思路的话,我看基本上是“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用高压政策来延长中共极权统治的寿命。这个办法,我想胡锦涛自己也不会相信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从统治者的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我想他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胡锦涛这个人,从他执政这几年的经历来看,好像不是一个很开明、很有魄力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当初就有人说,他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我相信他也不是,他自己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所以这种苟延残喘的高压政策我想会继续下去,但不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反而会使中国的未来、会给和平的转型带来越来越大的成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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