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看了楊瀾女士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的訪談，我有一种在一盤美餐中吃到一只蒼蠅的感覺，同時又感嘆：這位風度优雅的女子，怎么能夠將假話說得如此義正詞嚴呢？在此之前，楊瀾是我極其看好的大陸主持人之一。在半年前接受《新周刊》訪談的時候，我還贊揚說，楊瀾是電視主持人中少數有“文化感覺”的女性。然而，縱觀楊瀾在吳征事件中的反應，我不得不將“流氓面目”這個詞語跟她聯系起來。
對于公眾的揭露和批評，楊瀾一言以蔽之，統統稱之為“有商業用意的、有組織的攻擊”、“匿名”和“栽贓”。据我有限的閱讀，媒體上署名發表批評文章的有：美國的方舟子、多倫多的趙平波、吳征的同學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然而，在方舟子、曹長青、趙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對吳征及楊瀾的質疑、批評文章發表之后，楊瀾女士依然辱罵那些質疑他夫婿吳征假文憑的人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楊瀾女士為什么對如此眾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視而不見？難道僅僅因為“救夫心切”就可以顛倒黑白嗎？
至于“有組織的攻擊”問題，正如多維新聞网指出的那樣，經過深入的調查采訪，“至今沒有查出吳征楊瀾聲稱的蓄意攻擊的‘組織背景’，反而發現网友提出的許多疑問是符合事實、批評是合理的”。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僅与其他諸位批評者素不相識，而且与其中的某些人士在重要的价值立場上還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如方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誰有權力將我們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組織”在一起？我的批評是出于一個知識分子對“信用”的呼喚而作出的，沒有人能夠“動員”和“組織”我做我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楊瀾女士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此次事件的焦點是吳征“巴靈頓大學”的“假學歷”問題。楊瀾在訪談中承認：“吳征已經知道它是沒有被教育部門認可的。但是，他是本著學習精神，也是為了加強在商業方面的系統訓練，因此他還是會有一批指導的書籍要看，輔導老師跟他有電話、傳真的溝通，他覺得對他的業務還是有幫助的，所以他就讀了。”這种解釋是站不住腳的，所謂的“巴靈頓大學”也就一兩個工作人員負責維護网站，哪里來什么“導師”？跟何況，博士學業豈能是通通電話、發發傳真就能夠完成的？真個是“假做真時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記者李玉霄質疑的那樣：既然獲取這個中、美教育部門都不認可的學位，目的僅僅在于“督促自己學習有關專業知識”，又有何必要列在個人簡歷之中呢？
楊瀾在訪談中多次指出批評者有商業目的、個人泄私憤等“可恥的動机”。然而，在我看來，猜測對方的“動机”是一种專制時代的“誅心之論”。作為被批評者，重要的是勇于正視批評者所批評的內容是否屬實，如果內容真實，那么結果應當与目的無關。聰明如楊瀾者，不應該犯這樣低級的邏輯錯誤。
在整篇訪談中最讓我憤怒的是，楊瀾告訴記者，她雖然無法具體說出那些“邪惡的人物”究竟是誰，但是“這些人可以聯絡到海外一些反動人士，后者已經以真實姓名參与了”。在這里，美麗動人的楊瀾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請原諒我把這樣的詞語加諸一位曾經充當中國申奧“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來我是一個“女性崇拜者”，卻沒有想到一個女性的心靈居然能夠達到如此肮臟和凶殘的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國，將某某人定義為“反動分子”意味著什么——在反右時代、在文革時代，“反動分子”唯一的命運就是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楊瀾女士用“反動分子”來定義批評者，下的是一著險棋，一著將對方置之于死地的險棋。
据我的理解，楊瀾所說的“反動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頻、曹長青等人。何頻是多維新聞网的主編，曹長青對吳征楊瀾事件的調查采訪是多維新聞网委托進行的。曹長青是一位獨立的作家，八十年代在國內是深受公眾欽佩的新聞記者（曾經擔任《深圳特區報》總編輯）。他具有認真、深入、負責調查采訪的新聞專業素養。他与吳楊從末謀面，也沒有個人恩怨，更沒有任何利益沖突。我閱讀了曹長青的一系列調查文字，內容之廣泛、材料之翔實、推理之清晰、觀點之可靠，無不讓我肅然起敬。
從現代法理的角度來看，既然中國的刑法中已經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動分子”一說又何從談起呢？曹長青和何頻雖然身在海外，但迄今為止他們的所作所為并沒有被中國的法律定罪，也沒有被剝奪中國公民的政治權利，他們當然享有批評包括吳征楊瀾在內的公眾人物的言論權利。這种權利是每一個公民寶貴的“天賦人權”，又豈是你楊瀾一人能夠剝奪的？楊瀾以“反動人士”的大帽子來扼殺批評的聲音，其用心之險惡超乎了我的想象。剛剛還在電視上溫情脈脈地談論她的兩個孩子，轉眼之間就露出了血盆大口。她有沒有想過，那些被她戴上“反動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親和母親？你可以不接受對方的批評，也可以將批評理解為“人身攻擊”，并采取法律手段來捍衛自己的名譽，但是千不該、万不該以“反動人士”的說法來鉗制輿論——被戴上了“反動人士”的帽子，在當代中國意味著什么，相信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不言而喻的。幸虧現在不是“反右”、不是“文革”，否則的話，那些批評過吳征楊瀾的人真的就是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小命難保了。幸虧中國已經走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不會像那些血雨腥風的年代隨時隨地都可能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動分子”了。那么楊瀾豈能隨心所欲地使用這种殺人不見血的權力？
正如何頻所說：“比吳先生和楊女士個人尊嚴和榮譽更重要的是，公眾人物必須被輿論所監督。能夠面對公眾監督是公眾人物的基本素養。吳先生和楊女士作為媒體中人，應比其他公眾人物更懂得這一點常識。”然而，兩位著名的媒體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得這樣的常識。楊瀾的訪談，把一次真誠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會轉變成一場指鹿為馬、暗藏殺机的鬧劇和反擊。對此，我深表遺憾。
就在我寫作本文的時刻，我收到一位記者的電話，她聲稱是陽光衛視的記者，希望為我做一期“人生在線”的專訪。我擔心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因為我估計陽光衛視的擁有者不會有如此對待批評者的雅量。于是，我便將自己已經發表《吳征為什么惱羞成怒》一文、并正在撰寫另一篇批評楊瀾的文字的背景告訴了對方，并請對方斟酌。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對方就抱歉地回話說，“上面”命令將采訪計划取消了。至此，事實印證了我的看法：陽光衛視徒有虛名而已——“陽光衛視”之中，哪里有半點的“陽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