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5日讯】这篇文章是关于那年那月的细节梳理，具体就是指1989年6月份，整整30天的《人民日报》所传递的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资讯。或者说，我这篇文章是”八九春夏之交历史的若干细节–《人民日报》旧报重读摘记”。
那个月的《人民日报》缩印本，陪我已经十来年，相伴那麽长的时间，多少是会生出些感情来的。
记忆里，六月只有三十天，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可那个月发生的具体事，我却记不大清楚了，有时候只得借助于当时的报纸和其他历史资料。
对于此前的五月，我也没有十分清楚的印象了。
记忆，有时候是个奇怪的东西，容易忘记，善于忘记。从善于忘记这一点上，却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探询记忆到底是受什么力量支配？为什么有时候它又不是那麽奇怪的东西呢？
有人说，历史是审判台，谁有什么罪恶，历史上都会有记录，什么耻辱都不会放过。可是，如果人们容易忘记、善于忘记怎么办呢？甚至是历史学家的善于忘记，或不由自主地忽略不计，又该怎么办呢？
是啊，历史毕竟是人写的，而不是靠神明不偏不倚地记录，有的人会忘记所有的耻辱，有的人甚至会美化所有的耻辱，但只要还有一些人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保持自己的观点和独立研究的权利，他们就可以质疑，可以论证，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经过这样的不懈努力，他们自然会得到一个基本接近事实真相的结果。
当然，这一切需要一个自由研究的前提，即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分不开的人权，要得到基本的保证。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自由知识份子张东荪（1886-1973，”文化革命”期间不幸死于秦城监狱）说，”思想自由”不是指思想得自由自在发生出来而言。因为思想在个人脑中并没有所谓自由与不自由，这个问题乃是起于思想的对外发表。就是思想的发表是否受外来力量的干涉。如果受干涉，乃是不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本身的问题，乃是一个思想在社会势力的问题。按照张先生的说法，思想自由乃是自由条件下的人权，只有自由对外发表出来才能够体现。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对”思想自由”一款作了明确的表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
人权，重要的不是生存权发展权要高于政治权言论权，而是人权必须具备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言论权，各权利没有高下之分，而是人权中都不能缺少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人仅仅有生存权，没有言论权政治权，那麽天赋人权就无从谈起，人与动物也无任何区别了。
人权，其实主要还是政治权利，表达的权利，讲政治就应该是讲人权。任何时代，只要不能保证人权，就会有民众起来捍卫自己的这个政治权–选择满意政府、保障民众利益的权利，甚至为了这个权利，不惜发生流血牺牲事件。
记忆是为了不能忘记，而言论是为了能够自由地对外表达。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选择不说话，那麽人类将成为哑类，而非人类了。
六月只有三十天，我本文的记忆是从六月开始的。我是从第一天开始按图索骥的。
第一天
1989年6月1日，星期四。《人民日报》在第三版显着位置是大标题是”相互妥协，实现调整–写在北约首脑会议之后”，《人民日报》驻布鲁塞尔的记者魏崴写道：在庆祝北约成立40周年之际召开的这次首脑会议，在经历了”危机四伏”、”出现转机”以后，”激烈论战了整整一个通宵”，最后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场”达成妥协”，就裁减短程核武器等控制军备和裁军问题形成一个宣言，一个”整体构想”。曲终人散时，皆大欢喜。政治就是不战而胜，非暴力，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暴力或减少暴力，这是北约各国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在”相互妥协，实现调整”一文旁边，刊登一则”阿根廷局势依然紧张，冲突激烈，商店停业，学校停课”的消息，报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哄抢商店者同负责戒严的警察之间的冲突更趋激烈，称 “5月30日晚，阿根廷首都和阿根廷第三大城罗萨里奥，在冲突中至少有12人死亡、81人受伤和1000多人被捕。双方使用了石块、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消息援引阿当选议员、阿根廷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萨莫拉的话，认为造成哄抢食品商店这种局面，是因为”人民在挨饿”。而内政部长普格利塞讲话认为哄抢商店的人是”一伙极左分子”，阿当选总统梅内姆说是”一群职业煽动家干的”。当时，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还没有把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梅内姆，阿根廷国内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33.4%，5月份可能到70%。
6月份的第一天，我看到的消息是阿根廷”人民在挨饿”，这个现状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无能”，不是民众的原因酿成了不稳定因素，而是政府没有尽到人民不挨饿的责任，所以，紧张局势由此产生，不可避免。任何政府，不对民众负责，就只有下台，或被迫下台。否则必将导致社会局势紧张，甚至发生动荡。
新华社记者发自布达佩斯5月30日的消息说，匈牙利新任文化部长弗伦茨认为前政府总理纳吉是被”非法判处死刑的”。弗伦茨部长是5月10日才出任部长职务的，他说，”从纳吉的文章和讲话看，他是我国历史上的伟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纳吉确定的那些关于法制、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基本原则，后来都体现在国家的改革努力之中，尽管人们不再提他的名字。报道说，弗伦茨是位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出任文化部长前是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他的这一讲话预示着官方对纳吉的评价即将发生惊人的变化。
看看匈牙利，想想中国当时的文化部长，是否也如此大胆放言呢？1987年，53岁的中国作家王蒙曾以文化部长还专程访问了匈牙利，而1989年的时候，他没有任满五年任期就辞职了，说是无官一身轻，可以回家好好写作了。其实未必轻松，1991年，王蒙碰到一件似乎有点烦心的事。他制作出来的一”碗”《坚硬的稀粥》竟引来一盆污水，使得他不得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当年10月19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报道：9月14日，《文艺报》在第四版”读者来信”栏内刊登了一篇署名慎平的来信，信中引用了台湾一杂志的编者按，称王蒙创作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是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制度的，并将小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改变公有制、建立私有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主张联系起来。王蒙认为，慎平的文章对《坚硬的稀粥》”进行栽赃诬陷，以歪曲、捏造事实等诽谤手段，严重损害了我的政治名誉，侵害了公民权利”；”《文艺报》公然登载散布慎平之文所捏造的种种谣言，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政治名誉。”这位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前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认为，”如果其诽谤得逞，其政治影响是十分恶劣的，不但法律尊严受到破坏，而且从今以后一些不法分子将可以影射或以海外言论为由，任意给任何作家、作品扣上政治帽子，使邓小平同志关心和领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成果化为乌有，使政治诽谤成为不法分子达到其自私目的随时可以采用的讹诈手段。”1991年10月22日，即王蒙递交诉状十四天后，北京中院裁定”《文艺报》读者来信属正常文艺批评”，对王蒙的起诉不予受理。王蒙等于败诉。当匈牙利的文化部长为受到政治迫害的前政府总理呼吁平反的时候，王蒙同志却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平反，为自己叫冤。同样是文化部长，到底是谁的私心杂念多，谁最没有对文艺批评保持基本的宽容精神，应该说显而易见吧。
从《人民日报》国际版上转移，看看国内版，上面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历史记忆。第一版，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北京大学冯钟芸、赵齐平教授，周强、李光中、董学文、王嘉里、闵开德、朱士毅副教授联名写信给校领导，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信中还说，”同学们出于满腔爱国热忱，要求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加速民主化进程，这些都代表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也与党和政府的愿望一致。”
其他标题分别是：”少数学生仍在新华门前静坐，国办发言人劝他们尽快离去”、”天安门广场出现’民主之神’像意味着什么”、”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发言人说’天安门广场搭建的一座雕像没有申报未获有关部门批准'”、”经公安部门批准，京郊三县农民职工集会游行”、”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戒严部队已开始上哨”、”上头文件打架、下头重复检查，汽车生产许可证发放混乱”、”拨乱反正立丰碑–胡耀邦同志领导平反’六十一人案’追记”等等。
这篇关于胡耀邦的纪念文章说，1977年12月15日，在西单商场中组部办公大楼前院里，人们大放鞭炮，就连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买了10元前的鞭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是因为胡耀邦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开始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比如”六十一人案”，1967年薄一波被关在监狱里，光申诉信就写了两万多字……但一直没有申诉的机会，直到胡耀邦的努力下，终于在1978年”六十一人案”得到了彻底平反。现在，中共元老薄一波老人依然健在，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不知道是否还想起老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已经去世15年了？
胡耀邦，嫉恶如仇，勇敢无畏，他在主持中组部和中央工作时，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和假案，还平反了很多成分高的地主富农子弟，为错划的”右派”、”牛鬼蛇神””地主富民”以及其子女摘帽，为中共赢得了民心。笔者就是当年的地主子女之一。曾经因为爷爷被错划为地主，所以地主的儿子、孙子都成了地主，地主家庭、地主崽子的帽子戴了很多年。我感觉到，一个人的个人身份的小小变化，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时代有关，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往往也是个人的命运。
第二天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人民日报》第三版消息，阿根廷总统阿方辛与当选总统梅内姆于5月31日举行会晤，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形势，决定采取措施稳定局势。正义党的梅内姆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发生哄抢骚乱事件责任除了煽动者外，还应归咎于”国家的困难经济形势”。报纸上还发表了两人的合影照片，他们决心在6个月的政权移交期内一起工作，以求解决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
后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1989年7月8日，阿方辛提前交权，梅内姆就任总统。在1995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梅内姆蝉联总统，1999年下台，任职长达10年。在执政期间，他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举外债，虽然使经济一度较快增长，但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大量失业，人民怨声载道。他在下台时，阿根廷的外债已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失业率达到20%以上，以至于阿根廷《新闻》杂志把他评为”阿根廷最令人讨厌的政治家”。如今，这位73岁的滞留智利不归的前民选总统涉嫌一起涉嫌受贿6000万美元的腐败案正在受政府通缉，他还在瑞士银行拥有非法存款。
这一天，美国总统是布希，当时正在英国访问，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还赶到机场迎接他。布希说，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而且将继续存在，这个特殊关系是”非常牢固的”。十五年后，美国总统是小布希，从现在的迹象可知，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仍然是”非常牢固的”。
同一天的报纸，新华社的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报道”波兰大选前夕”，6月4日，波兰将举行全国大选，投票决定波兰第10届议会和新设立的参议院。这是波兰40多年来首次有反对派参加竞选的一次大选。按照新的选举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征得3000名选民的签名支援，便可以登记成为议员或参议员的正式候选人，甚至有的有志者在大街上向行人供应豌豆汤，以便从食客中寻求支持者。当时的竞选是在执政联盟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华沙最繁华的元帅大街上，相隔不远处悬挂着两条大幅标语。一幅是：”同执政联盟在一起更牢靠”，另一幅则写道：”让我们同团结工会在一起”。
报道说，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波兰加强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这次大选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来说仍然有一定的风险。它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从原来的53%下降到36.7%。波兰团结工会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普通电工的瓦文萨领导的，他后来当选波兰总统。总统任满后又继续回到工厂工作。
1943年9月29日出生的瓦文萨是于1990年12月22日正式宣誓就任波兰第三共和国总统，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由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 1980年9月1日，波兰40多年来第一个自由工会在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成立，瓦文萨成为该组织的临时负责人。9月底，瓦文萨带领上千名工人来到首都华沙地方法院正式注册登记，名称是”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后该组织被宣布非法，瓦文萨被监禁一年。直到1989年4月17日，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重新登记，从而再度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波兰的反对派从此能够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分享权力，党的”领导作用”从此名存实亡。1990年9月17日，瓦文萨发表声明说：”我决定经过全民普选担任波兰共和国总统，以实现我在1980年8月所作的宣誓。”47岁的瓦文萨最后如愿以偿。1995年在竞选连任失败后，52岁的瓦文萨回到工厂当电工，重操旧业。
在匈牙利，该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重新安葬前政府总理纳吉.伊姆雷，并称”他的名字与民族独立、自治和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早年参加匈牙利解放事业的纳吉，1953年7月出任政府总理，却受到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的政治迫害。1956年10月在广大群众要求下，他再次出任总理。1958年，因被指控”推翻民主国家制度”和”判国”罪被判处死刑。1989年5月29日举行的匈牙利党中央全会已确定纳吉事件是一个”捏造的政治案件”，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纳吉事件与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比如指控”判国”（叛徒工贼）和被判处死刑（迫害致死），比如三十年后被重新平反、安葬、恢复荣誉等。而王明、张国焘这样的共产党早期领袖，却不能有这样的幸运和恢复荣誉，不过他们的著作在他们死后约三十年得以在国内出版，最早都是在国外出版的。
第一版还有一条国际新闻，标题是”道德操行遭到指控，美众议长引咎辞职”，这为议长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平息围绕他的私人经济问题而引起的’愤怒和敌意'”。这位名叫赖特的议长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首位因道德操行而被迫下台的议长。
看完国际消息，回到国内版，国内的情况是当天《人民日报》篇幅最多的内容，因为”六一”儿童节已到，所以头版就有”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的花絮报道。该文是以”本报北京6月1日讯”开头的，没有作者署名。消息说，”今天，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帐篷上挂起’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大哥哥大姐姐与你工欢乐’等标语。帐篷之间，三五成群的少先队员和跟着家长来的小朋友随处可见。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帐篷前。大学生们在一些小朋友们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写作品。一个小女孩高高兴兴接过天津大学一位学生赠送的气球和别的礼品，孩子的父亲请这位学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留念。下午2时左右，广场上的一些大学生纷纷与孩子们联欢并合影留念。旗杆南侧，艺术院校的学生以横幅为道具，为孩子们表演了文艺节目。一位元家长告诉记者，她本想带孩子去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玩的，遗憾的是这两处今天都没开放。”6月4日，指责这篇报道并提出相反观点的一篇文章在该报头版刊登，后面还要说明。
第三天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发自平壤的关于汉城的报道–或许当时中国与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也没有记者派驻汉城：”为镇压学生运动和各种反政府游行示威，南朝鲜治安本部决定使用携带型液化瓦斯喷射器。230台携带型液化瓦斯喷射器是从以色列进口的–以色列经常与巴勒斯坦发生冲突，估计瓦斯喷射器产量比较大，首先装备汉城警察，并进行二三个月的’镇压试验’。这种新式喷射器的射程为15米。南朝鲜声称，这是一种镇压民主人士、学运、工运等反政府活动的’有效’装备。一位学生代表强调说，无论当局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也无法减轻民众对当局的不满。”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为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南朝鲜进口瓦斯喷射器”。
回到国内版。第二版有一则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洪（经济学家曾经担任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声明。署名并签署日期为1989年5月31日的声明是这样的：”香港《文汇报》5月25日登载的若干人大常委会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我今天才看到。对此，我事前毫不知情，阅后深为诧异。我于5月9日至20日率团赴日本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不在国内，无论在国外，或出国前后，知道现在，我从没有在任何’签名信’上签过名。对这种冒名惑众的做法，极为愤慨。特此声明。”
第五版，刊登一位访华的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画家布赫哈因的评论”大饭店太多，美术馆太少”。他说他住在长城饭店，”那套房间足足住得下20个人，但只有我一个人住。再看看你们的美术馆，只有一个而且太糟。那样的地方怎么能陈列美术作品？”中方的陪同人员把这些归咎于财力有限等客观条件，可德国画家说，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钱上去，”扫掉那些脏的锯末，搬走那些破烂的木箱，并不需要什么钱。”当他又听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又开始说”不”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高超的文化艺术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艺术……”他奇怪中国怎么能容忍只有大饭店而没有美术馆的局面。对于在位德国画家的说法，我认为美术馆太少，主要是出于某种政绩观不一样，大饭店可以出形象工程，可以出政绩，可以让领导的”面子”容光，可以有利益上的考虑和收益，可美术馆呢？老百姓说好的，未必有政绩；老百姓说好的，对官员自己未必就有利益。所以有很多事情没人去做，主要是不能出政绩，也不能出利益，包括自己的一己私利。
第四天
1989年6月4日，星期日。农历是己巳年五月初一，北京地区白天阴有小阵雨转多云，风力二三级，温度最高30摄氏度，最低20度。这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头条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发自平壤的又一条关于汉城的报道，标题是”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汉城消息：南朝鲜汉城、光州市民和学生2日再次举行示威和游行，要求当局查明李哲魁学生被害真相，严惩杀人凶手。据报道，2日汉城6所大学的2000多名学生在市内举行绝食示威，强烈谴责当局残酷杀害爱国学生李哲魁，汉城中央大学200多名学生在校内举行示威，声援绝食学生，并要求’现政府下台’。同一天，光州市民、学生3000多名走上街头，再次举行示威，示威队伍来到被害学生李哲魁尸体存放处的医院前，要求当局澄清李哲魁被害真相。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19名学生被捕。”当时的南朝鲜总统是卢泰愚，金大中是在野党平民党的领袖，后来也成为民选的总统。
卢泰愚担任总统是1988-1993年，1996年他和前总统全斗焕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和贪污罪等罪行，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后减至终身监禁；卢泰愚在经过上诉后，最终被判处17年监禁。1998年初，他和全斗焕获得了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的赦免。
金大中担任总统是1998-2003年，以持不同政见者出身的金大中在全斗焕执政期间曾被判处过死刑，后来流亡美国。当选韩国总统后，金大中曾因为著名的”阳光政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说起南朝鲜学生示威，以及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是不是因为政府腐败呢？同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平壤的电讯，南朝鲜前交通部长车圭宪因受收贿赂3亿多南朝鲜元（约670元合一美元，约合50万美元）而被起诉，原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款5.8南朝鲜元。再审时鉴于认罪态度好改判5年有期徒刑，罚款不变。
在东欧波兰，关于波兰局势的消息大标题为：”告诫任何人都不要玩火”，眉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团结工会机关刊物《团结月刊》6月2日正式创刊，这是经当局同意出版的第二个团结工会的定期刊物–结社自由（开放党禁）后的出版自由得以实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应少搞政治，多关心工人和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希望该刊物能成为”工人们爱读的刊物”。
在黎巴嫩，新华社的消息说”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以色列军队阻止有关机构向这里运送食品和医药品。
回到国内，第一版13篇文章只有3篇是署名报道，分别是小麦收割天气、反厄尔尼诺现象强盛和孙巨同志的一封信。执笔人孙巨代表一批共产党员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他们看了6月2日《人民日报》”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的花絮报道后十分气愤，称”一瞥”与”戒严第×日”同出一辙，前后呼应；在”第×日”被迫停止后再现其阴魂，这又是一篇用”春秋笔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顽固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继续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还”借一位’家长’之口影射戒严令，煽动和发泄对戒严令的不满”。”文字特别提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帐篷如何如何。谁人不知，正是中央美院的极少数人，最近明目张胆强奸民意，践踏法律，非法垒搭了那个不伦不类的女神像。这些人倒成了你们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
“我们要向问在的作者和批准文字出笼的先生：你们还想把动乱的罪恶种子播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吗？你们认为继续坐在天安门前的那些人是共和国的英雄还是违犯共和国法律、法规的人？你们是水平不高而给平息动乱出难题，还是别有用心，坚持’对抗到底’的错误立场？”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办的报纸，不是人民日报某些先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报纸。无论如何，不能拿党中央机关报的崇高形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助长气焰！”
15年后，想一想，不知道这篇文章算不算该报有史以来发表的对自己批评最厉害的文章？资料显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钱李仁，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分量和作用历来重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绩伟卸任后，中央派中联部部长钱李仁接任社长，八九年后又调吉林省委书记高荻接替钱李仁，调解放军报社长邵华泽任总编辑，高荻退休后由邵华泽接任社长，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出任总编辑。九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白克明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调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许中田任总编辑。许任社长期间不幸于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病逝，原总编辑王晨接任社长至今。
在6月4日当天第一版显着位置，除了上面提到的3篇署名消息外，别的一概没有署名。其中一篇名为”北京这一夜”的当天消息是这样的：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止，戒严部门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当天发布当天的新闻，迅速报道新闻，在该报历史上应该是少有的，而且报道周围用”花边”装饰了一下。
接下来的一条新闻，是新华社发布的。6月2日晚10时中央电视台建国四十周年摄制组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车号31WJ-1525的三菱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行驶至木樨地以东时发生重大车祸，造成过路群众3人死亡1人受伤。
第四版还有这么几个标题：”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原永州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令人心焦的恶作剧”、”舅舅给外甥造枪，外甥将舅舅枪毙”等。
第五天
1989年6月5日，星期一。《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阿根廷形势趋平静，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阿根廷政府宣布从5月29日起全国戒严30天，戒严阿根廷各级政府同企业界合作，向一些低收入阶层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食品和其他日用品。观察家认为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心和紧张局势作用。
第二版是国内新闻，刊登一封”一位普通中国农民的几句心里话”，这是安徽省无为县（著名的保姆之乡，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以此为背景）泥以镇马难村农民李世玉写于1989年5月19日晚的信，他说，”同学们，就你们的爱国热情和主观愿望，和我们农民的心愿是一致的，我们是赞同的；你们的才学和所懂的事情，比我们这些成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要多得多。你们想没想到：如果我们全国八亿多农民也和你们一样罢工、罢田、罢地，到大街上去游行请愿，哪怎么得了啊！”
第一版，主要的几篇报道都没有记者的署名，如”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进驻天安门广场”等，头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报眼位置是”总参、总政、总后致戒严部队的慰问信”，都是新华社发布的电讯稿。
第六天
1989年6月6日，星期二。《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版醒目位置刊登该报记者徐宝康平壤电”金大中再次呼吁法办镇压光州起义元凶”。报道称：南朝鲜在野党领导人金大中5月29日再次呼吁，当局应法办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核心人物”特遣司令官”郑浩榕。他说，处理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核心人物，是彻底清算全斗焕统治时期罪恶的”隐患”，如果卢泰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明年（1990）2月，在野党将发动民众对卢泰愚进行”中间评价”。
1987年南朝鲜大选时，卢泰愚曾许诺，一旦他当选，将实施”中间评价”，如果在”中间评价”时没有通过他将辞掉总统职务。
关于光州起义，发生在1980年3月至5月，南朝鲜反独裁的学生运动十分高涨，5月18日，20万光州人民夺取了武器库，赶走了官员，打退了驻军，此时军事独裁主义者全斗焕下了黑手，屠杀了数千名光州大学生和民众，光州起义被无情地镇压下去。日后全斗焕卢泰愚都被投入牢狱以此来告慰光州起义的亡灵。
回到国内新闻，第四版消息，台湾近四十年来首次发表大陆三十年代作品，卞之琳《十年诗草》、冯至《山水》、何其芳《画梦录》、王辛笛《手掌集》等旧作有了”台湾版”，台湾文化界以这样的”砌石搬土工作”来填满台湾与大陆现代文学间的”断层空间”。
这一版还刊登了有关《金瓶梅》的出版消息。报道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版有了新进展，三个最具研究价值的原刊本已经出齐，节本、续书及研究资料也相继面世。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年），《金瓶梅词话》刊行后，褒贬不一。有的夸奖它”云霞满纸”，文彩灿然，有的诅咒它是”坏人心术”的秽亵文字。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天下第一淫书”，不准出版。然而，《金瓶梅》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如今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意等多种文字，许多汉学家推崇它为”古典现实主义杰作”。
目前中外所藏的《金瓶梅》版本很多，学界公认明万历本、崇祯本、清康熙张竹坡批评本最具研究价值。
这一天的头版头条是”棉花经营严重混乱 企业呼吁尽快扭转”，其他新闻还有：天津大力增产日用小商品、磐石县坚持公开办事、广州检察机关查结举报岸四百多件、评奖评优不能染上腐败风、就欧共体取消欧中混委会谈判和高级磋商事我国代表团深表遗憾等等。与前一天的报道相比，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七天
1989年6月7日，星期二。第一版报眼（显着）位置是”本报启事”：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三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
第三版是国际新闻，南朝鲜在野党领袖金大中继续敦促卢泰愚总统下决心，解决光州事件及第五共和国时期问题和社会民主化问题。金大中所在的平民党在提出打倒现政权宣言之前，将首先同其他3个政党达成协定，采取同政府对话等政治性的正常态度。
第四版是国内综合新闻，头条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报道说，”去冬今春以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北部的白音敖包自然保护区和黄岗梁林区的100多只马鹿惨遭捕杀。辽宁、河北以及当地的一些人云集林区，竞相捕杀马鹿。他们有的用猎枪打，有的用斧头砍，有的用套马竿、套子套，高峰时，每天人数达上千人。他们对捉到的活鹿，割鹿茸，砸鹿角，剪鹿鞭，生吞活剥之状令人惨不忍睹。”
回头再看第一版，主要内容是”内蒙古、四川省、上海市、新疆区致电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没有记者署名的”北京市民的希望，尽快保障基本生活用品供应”等。这一版，与此前一天相比又不一样，仿佛昨天是周日，而这一天又回到星期一，重新开始上班了。
第八天
1989年6月8日，星期四，这天是端午节，一个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节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国际新闻，显着位置是来自该报平壤的电讯，记者是徐宝康。标题是”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 谴责卢泰愚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的学生和市民”。6月7日《劳动新闻》发表题为”杀人凶手逃脱不了惩罚”的署名文章，强烈谴责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学生和市民的法西斯暴行。文章说，南朝鲜警察最近不仅残酷地杀害青年学生李哲魁，而且4日凌晨又杀害了一名无辜市民和一位20多岁青年。南朝鲜人民和学生对法西斯警察的这种暴行义愤填膺，声讨浪潮不断高涨。
文章指出，当局杀害无辜后为掩盖其罪行，造谣说”没有拷问致死的证据”。文章说，不要以为”死者不会说话”，就可以”掩盖和逃脱”杀人罪行。
文章揭露说，南朝鲜警察屠杀无辜并非偶然。这充分暴露了卢泰愚政权的法西斯本质，他们不仅把要求祖国统一和社会民主化的青年学生和民众视为”左倾运动分子”，而且任意将他们逮捕入狱。
文章还说，”事态表明，如果不推翻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南朝鲜人民就无法摆脱流血和死亡。目前，南朝鲜人民正以极大的愤慨，决心以无畏的斗争，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直到1996年，全、卢才受到法律的惩罚。
回到国内，第一版是”国务院发出公告，坚决制止冲击铁路确保运输安全畅通”、”中纪委发出通知，严明党纪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福建、江西、高检致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电函”、”上海发生烧毁旅客列车严重事件”、”布希总统对中国局势进行指责，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极大愤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一支戒严部队经过建国门遭到来自外交公寓的枪击，官兵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方励之到美驻华使馆’避难’，有关人士称这种庇护是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版有8篇文章，只有一篇关于上海发生列车烧毁的报道有记者署名。
关于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其中提到”6月3日凌晨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解放军官兵受伤5000多人；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2000多人；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上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位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由于这篇报道很长，第一版登不下，转至第二版，全文相当于占对开报纸整版的2/3。
第九天
1989年6月9日，星期五。第三版头条报道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命59岁的雷日科夫为苏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这一建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巴契夫提出的。500多人的会议表决结果是9人反对，31人弃权。雷日科夫自1985年出任该职，此次为连任。雷日科夫在向苏联人代会作施政报告时，谈到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面向社会福利的问题时透露，苏联有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0年1月起通过提高最低退休金制度等措施，将使2200万人的福利待遇得到改善。财政恶化是苏联经济当前的头号难题。雷日科夫提出，通过增产消费品，减少生产性基建投资、减少军费和管理经费等措施，到1995年消除赤子–遗憾的是不到1995年，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宣告不复存在了。
当时，雷日科夫还公布了1989年的773亿卢布（约合1200亿美元）的军费中，326亿为武器装备费，153亿为军事科研费，202亿为军饷。到1995年，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下降1/3至1/2。这为苏联政府首脑还透露了几个人们普遍关心的数位：前就年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消耗每年为50亿卢布；宇航费用达69亿卢布，其中39亿为军事宇航费用。他说，新政府将努力在国内创造法制和社会安定气愤，可靠地保证严格执行人民的意志。雷日科夫早年当过工人，1956年加入共产党。1985年出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回到国内，第一版头条是”李鹏王震看望戒严部队官兵”、”就美使馆给予方励之等所谓’保护’事，我外交部表示严重抗议”等，还有一条是”李卓人承认接触非法组织，经公安机关教育后已离京返港”，消息称香港居民李卓人于5月31日自港来京，住在北京饭店西五楼，当晚即与在天安门广场的”市高联”、”外高联”、”广场指挥部”等非法组织联系。6月4日匆忙离开北京饭店，5日企图登机返港。7时45分，在北京饭店西五楼厕所内发现被扔掉的人民币79999元及鼓动学潮的宣传品和其他字条。后公安机关对其所带款项暂予扣留，已让其离京返港。
另外，有一条新闻是首都群众致信慰问戒严部队官兵的，题目是”人民是了解你们的”，一未署名的女大学生的信是这样写的：”你们辛苦了，人民感谢你们，请你们休息好，狠狠打击一小撮歹徒，不要手软，烈士的血不能白流。请你们多吃些蒜，我只有这些面纸了，请你们擦完手再吃饭，不要生病。你们是我们的好兄弟，多保重。另外我建议你们最好闲暇时多看看北京市地图，了解好地形好隐蔽，特别要注意坏蛋从建筑物上开冷枪。”
一位名为”北京市群众”的信是这样写的：”请你们吃好、睡好，对待暴徒绝不要手软，现在虽有很多群众不理解你们，但历史会公正地对这一切做出评价的。有正义感的群众支援你们，我们感谢你们保卫了我们国家的政权，保卫了人民的安全，谢谢你们，真正的人民永远爱你们。狠狠打击暴徒，人们高兴。虽然最近天气有些反常，你们多吃些蒜好消毒，注意安全，注意卫生。多保重，人民子弟兵。”
信中提到多处”吃蒜”，估计北方人比较多，吃蒜消毒是北方人的习惯，而南方人多喜欢吃醋消毒，
第十天
1989年6月10日，星期六。原属于第三版的国际新闻因为该版刊登”陕西、西藏、湖南、吉林、江苏、河南、广西等七省区致电函中央解决拥护平息在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而转移到最后一版–第四版，新华社记者从华沙发来的报道称”波首轮大选结果出人意料”，波兰政府总理拉科夫、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均未能超过半数的有效票而落选。波兰执政联盟中的三个联盟党领导人承认，这次议会大选的结果对波党和整个执政联盟是不利的，团结工会方面取得了”胜利”。按圆桌会议规定，团结工会等为首的建设性反对派在新议会的460个席位中将占有35%，即161个席位。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的候选人绝大多数已赢得超半数以上的有效票而当选。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团结工会经过自由竞选，已经赢得92个席位。
第一版是”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没有记者署名，报道称”邓小平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同大家合影后作重要讲话，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参加”。15年后，上述人中只有李鹏、乔石、万里、薄一波健在。
第一版和第二版分别刊登了署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1989年6月5日发表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其中黑体字的小标题分别是”一、有的同志提出，前几天动乱的局势已有所缓解，戒严部队还有必要进城吗？二、有的同志问，6月3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够得上是暴乱吗？三、有的同志问，部队进城平息暴乱，为什么向老百姓开枪？四、社会上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这完全是谣言。五、提高认识，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全胜。”报道中有这样的字句”由于围观的群众和在场的学生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击中，暴乱中有上千群众受伤，上百人死亡，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还有一封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师的信在第一版公布，标题是：”美国之音”造谣可耻–一个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来信。这个教师没有署名。他说：我是一个高校的教师。前几天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我感到非常气愤。”美国之音”不顾新闻职业道德，制造了种种谎言，去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制造了”军队在广场上用机枪打死3000多人，还用坦克来回轧死许多人的谣言。作为一个目击者，6月3日夜，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解放军在整个清场过程中，从未向广场上的人群开枪。6月4日凌晨4时左右，侯德健等几人与部队的同志进行了接触，部队同意他们撤出广场。侯德健等回来以后，在场的学生就是否撤离进行了表决，同意撤的喊”撤离”，不同意的喊”坚持”，谁的声音大，就按谁的意见办。结果，主张撤离的呼声占了上风。最后，在场的学生打着旗帜有组织地从东南角缓缓撤出……
第十一天
1989年6月11日，星期日。第三版国际新闻，来自莫斯科的报道称，5月25日开始举行的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6月9日闭幕，大会成立了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巴契夫为首的宪法委员会，来拟订新的国家根本大法。戈氏称大会将苏联进入”发展民主、公开性和改革的新阶段”，如果不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实行根本变革，国家就不能坚定地向前发展并达到既定目标。他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租赁关系，但不赞成将一切都叫给市场，”应当沿着我们自己的道路走向市场，同时保持计划调节”。会上戈氏还表示同意代表们提出的改革缓慢的批评。他说，改革是相当长时间的事业，改革是一个显着成果是冲破了行政命令体制，但他不同意将这一过程与反对国家机器混为一谈。他对有人攻击党作了坚决驳斥，强调党如果想要成为苏联社会的先锋队，它必须更快地进行改革。有的代表对戈氏同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表示担心。对此戈氏回答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坚决排除将权力过分集中于自己的可能性。权力过分集中是把双刃剑，既可以刺伤别人，也可以把自己给伤害，后来戈氏担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苏联总统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另一篇报道继续关注波兰大选，第一轮大选经过已经公布，当选议员总共165人，执政联盟只有5名，团结工会为首的建设性反对派160名。当选参议员的总共92人，全是反对派的候选人。执政联盟之所以落选，甚至一些政府首脑人物落选，主要原因是民选机制在起作用，而他们这些落选者应对造成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的局面负责，人们因生活水平下降而怨声载道，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投票上。45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削弱了人们对当局的信任。同时，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举获胜也使人们感到突然。因为长期以来，团结工会”否定一切”，坚持”斗争和对抗”策略。但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他们总结了过去教训，改变了做法，不动辄号召罢工和举行示威，而主张通过”对话和妥协”解决矛盾、冲突，从而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宪政带来的结果，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进行，能够确保改革获得更大的成功。
回到国内，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版，大致内容是：一没有透露姓名和单位的目击者谈”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向北京市工业系统领导干部作重要讲话，把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关于陈希同近况，不少媒体有资料披露，这个人已经成为罪犯，因为贪污腐败，1998年7月被北京高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事发前，该犯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希同，是在1995年4月因大贪官王宝森自杀案件引咎辞职的；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199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犯已经服刑近7年，作为1930年出生的他，已经74岁了，却落下如此可卑的下场。
第十二天
1989年6月12日，星期一。第三版国际新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新政府的组成，1个主席，3个第一副主席，10个副主席和57个部委–多么庞大的机构。雷氏说，部委数目已经较前减少了25个，其中工业管理部门减少20个，部长中有6人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副主席中有一科学院副院长和院士。部长平均年龄55岁，特征是”年轻化”。在这次举行的苏联议会上，前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叶利钦担任建设和建筑艺术委员会主席–属于被贬的角色。不过，后来叶利钦时来运转，抓住时机，运用铁碗，担任俄罗斯总统，直至任满。
来自汉城的消息，汉城地方法院宣布，南朝鲜前总统全斗焕的堂弟全愚焕因接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款550万南朝鲜元。拿了不该拿的钱，就进了应该进的地方。任何政府，只要不从制度上惩治腐败，有效监督腐败总是无法靠”自己反自己”反下去的。
回到国内，《人民日报》刊登《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称”《美国之音》是不光彩行径”，文章中写道”《美国之音》造谣说’4月20日公安逮捕了大约二三百在中南海正门静坐示威的学生’，后来又说’有300人被拘留’。6月5日《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美国之音》是夸大和渲染是别有用心的。”第一版还刊登新华社的记者未署名报道”公安机关通缉方励之、李淑娴”：”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方、李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业经检察部门批准逮捕，公安局关已发出通缉令。方励之（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李淑娴（北京大学副教授）二人在这次动乱前后及反革命暴乱前采取各种方式，不断宣传煽动，并进行幕后策划、联络。反革命暴乱发生后，方、李二人畏罪逃入美国驻华使馆。6月10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方励之、李淑娴。李淑娴系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0条规定，已经海淀区人大常委会许可，可以逮捕。”
此外，还有一些消息，”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民主德国议院就北京发生的事件纯属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任何外国的干涉”、”上海市政府宣布沪’高自联’为非法组织”、”上海破获’中国青年民主党”自由社’两个反革命集团，头目被捕”等。
第十三天
1989年6月13日，星期二。第三版国际新闻，从6月12日开始，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巴契夫对西德第一次正式访问，是1981年以来的第一次。以往苏联领导人都是与当时的民主德国往来。关于两德，年随着柏林民主墙的推倒，又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同时，随着苏联的不复存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国家也不复存在。
国际新闻有一条美国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关于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内镇压巴勒斯坦平民暴行的决议，由于美国否决，未获通过。其他14个理事国的代表都投了赞成票。美国代表的意见是”该决议只谴责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而未提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是’不平衡的'”。看来，任何事情，都是双向的，既要考虑一方，又不要忽略另一方，才能通盘解决同一个问题。
回到国内，第一版报眼位置是”聂帅写信慰问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向死难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头条下面是”乔石、姚依林、田纪云等领导人到医院看望和慰问受伤官兵，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等参加看望”，第二版署名”靳仁”的文章”外衣剥光之后–评方励之夫妇’寻求保护'”，还有一篇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刊登在第二版上：”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各地公安机关部署查缉，严防方励之李淑娴外逃，一经发现方、李二犯，立即拘留，并告北京市公安局”，报纸并把两夫妇的免冠照片刊登出来，以及个人资料：”方励之，男，1936年12月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身高1.72米只有，体态稍胖，留一边倒长发，方圆脸，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挺胸擡头。李淑娴，女，1935年1月28日生，安徽省嘉山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身高1.60米左右，体态稍瘦，留短烫发，长圆脸，有明显雀斑，走路步伐较快。”最后提到”方、李二犯畏罪潜逃，现予通缉”。
这一版方励之的消息比较多，如”方励之违背人民意愿–一位中年知识份子的信”，未署名和单位名称，如”浙江新昌县一职工陈六桂给报社发来电报提出’依法公审方励之'”等。
第十四天
1989年6月14日，星期三。第三版国际新闻，刊登消息”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结束对厄瓜多尔和古巴访问，6月11-12日在柏林停留”。消息说，钱外长于12日回国。新华社6月13日电讯说，钱外长结束了对厄瓜多尔和古巴的访问后当天上午回到北京，却没有说启程日期。查找6月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看到，钱外长于5月31日上午离开北京，应邀到厄瓜多尔、古巴、美国正式访问。6月14日《人民日报》没有提钱外长取消访问美国的消息，只是说在民主德国短暂停留，民主德国外长重申民主德国议院对中国局势声明中所阐述的立场，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解决面临的问题，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道还说”钱外长一行乘中国民航飞机回国”。此行出访历时12天。
第三版还有一则”巴西公务人员大罢工”的消息：”6月12日，巴西联邦政府75万公务人员开始宣布举行无限期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并恢复自1988年10月份以来由于参加罢工而被解聘的公务人员的职务。这次罢工是由政府行政部门的联合工会组织发动的。”选择罢工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不捍卫自身的权益，任由不合理的政策欺压，还谈什么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
回到国内，第一版报眼位置是”徐帅写信慰问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称赞他们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第二版下方重要面积是”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被通缉的一共有21人，分别刊登了照片，他们是：王丹，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男，24岁（20岁），吉林人（山东人）–不知道人民日报怎么会弄错？；吾尔开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男，1968年2月17日生，新疆人，维吾尔族；刘刚，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男，28岁，吉林人；柴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女，1966年4月15日生，山东人；周锋锁，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研究生，男，1967年10月5日生，陕西人；翟伟民，北京经济学院学生，男，21岁，河南人；梁擘暾，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7级学生，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人；王正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男，1968年10月生，云南人，苦聪人；郑旭光，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学生，男，20岁，河南人；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男，1964年11月生，江苏人；杨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男，19岁，福建人；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男，1967年11月生，山西人；封从德，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男，22岁，四川人；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女，37岁；王有才，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张志清，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男，1964年6月生，山西人；张伯笠，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男，26岁，黑龙江人；李录，南京大学学生，男，20岁左右；张铭，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男，1965年4月生，吉林人；熊炜，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男，1966年7月生，湖北人；熊焱，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男，1964年9月生，湖南人。
第十五天
1989年6月15日，星期四。第三版国际新闻有一条共产党国家古巴的消息，该国运输部长因为”贪杯好色、不肯悔改被罢官”，消息说：”古巴部长会议执委会副主席兼运输部长托拉尔瓦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解除职务。从1980年起托拉尔瓦出任古巴糖业部长，1985年以后该任运输部长。他在任期内因生活腐化，贪杯好色，曾经受到党中央的多次警告，但他仍执迷不悟，不肯悔改， 因此古巴国务委员会根据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给予撤职处分。”
回到国内，第一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最后说”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周围，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全面胜利”。其他新闻还有”戒严期间违反我法律和法令，美两名记者被限期出境”，这两记者是美联社记者潘爱文和《美国之音》记者裴新，称他们”从事了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非法从事采访活动，限令72小时内离开中国”。
第二版刊登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北京”工自联”头头和骨干韩东方（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工人，26岁）、贺力力（北京机械局职工大学讲师，36岁）、刘强（北京3209厂工人，26岁），并刊登免冠照片，通缉令称”部署查缉，发现三犯后即予拘留”。
《人民日报》记者（未署名）6月14日发自西安的电文，”逃回西安的北京’高自联’头头周锋锁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归案。据西安市公安局14日上午提供的消息，13日晚7时多，西安市卫生局干部周引荣（女）从电视萤幕上发现，通缉的在逃成员中有其弟弟周锋锁，便立即与在空军政治学院任宣传干事的爱人杨毅波商量，并一同向院保卫处报了案。他们准确地提供了其弟周锋锁6月7日由北京乘火车回到西安、现住在西郊三桥镇大光明眼镜店哥哥周建恩家中的重要查缉线索。晚上8时20分许，周锋锁被抓获。前前后后，仅用了1个小时。”该报6月14日北京消息，”北京’高自联’头头熊焱乘银川至包头的170次客车在内蒙古丰镇县车站被抓，押回大同，准备转送北京。”
第十六天
1989年6月16日，星期五。第三版国际新闻，新华社的消息说，新恢复的波兰作家协会6月14日已获得华沙省法院批准登记注册。该协会是波兰1981年底实行军管后被停止活动的。1983年8月20日被宣布取缔。波兰作家协会是在波兰正式宣布实行政治、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重新建立的。它现有会员500多名。同一天，波兰美术家联合会也重新获得登记。这是民主政治的开始，渐进的变化，确保使波兰成为民主国家、宪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该版还有一条消息”扎伊尔同情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
第一版国内新闻，刊登新华社6月15日消息，北京”高自联”头头熊炜在沈阳由其母领交当地警方，投案自首，杭州17名非法组织头头和制造者自首。中国红十字总会郑重声明，从未向任何人讲过北京六月四日事件中丧生的任何数位，而且这个数位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捏造。新华社6月15日电讯稿称，”据美国合众国际社和《美国之音》报道，日本外务省亚洲局负责官员在日本国会上提到中国红十字方面的消息，说在北京六月四日事件中有2600名学生和市民丧生。”
另一则新华社署名记者靳尚巩的报道说”动乱和暴乱带来严重恶果，北京蒙受经济损失逾10亿”。
第十七天
1989年6月17日，星期六。第三版国际新闻用了”别了，裴新”的标题发表署名”晓坚”的文章，文章标题近似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说，”今天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裴新去了，望继之者三思。”
新华社的几则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评”北京事件”时指出，邓小平讲话是分析问题出发点；缅甸同情理解我政府立场；新加坡将按计划同我国建交。
在一条关于波兰的消息说，波兰总理说波兰选择的通向政治民主的道路是正确的，不管出现什么形势，今后仍将坚持执行谅解和改革政策。
一条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中国再次从美国购买小麦10万吨，价值400万美元。美国小麦的最大外国卖主是中国，1988-1989粮食销售年度中，中国共从美国购进830万吨小麦。从1989年6月1日开始的1989-1990年粮食销售年度中，中国向美国购买小麦数量累计已达328万吨。中国小麦的需求，可以说解决了美国农民的问题。
第一版刊登新华社波恩的消息，苏联领导人戈氏6月15日在西德表示，苏联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人民的命运在任何时候都是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紧密相联的，在历史纪元中，社会主义刚处在”开始阶段”，它还没有获得”以正确方法发挥其潜力”的可能性。苏联将朝着更完善的社会注意前进，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即使有人想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人民也不会答应。
第一版国内新闻刊登北大一学生给北京日报写的信，标题是”揭露方励之李淑娴操纵王丹搞动乱”，作者说”请原谅由于环境的不允许，我暂不署名”。
第二版刊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的一段话，他说”从大是大非上认识平息暴乱的意义”。北京市长陈希同强调”发动群众投入平暴和生产”。
第十八天
1989年6月18日，星期日。第三版国际新闻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府经济和计划部长奥弗恰罗夫号召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他强调，保加利亚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绝不允许存在任何染指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允许破坏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破坏全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位部长是在保共中央和各社会团体联名举行的隆重纪念季米特洛夫107周年诞辰的盛大纪念会上讲这番话的。他号召全国人民从季米特洛夫的理论和思想中吸取力量，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维护民族统一，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保加利亚采取增进国际信任和谅解的新决定进行投机。保加利亚正在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努力完成对全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任务。因此，需要是严谨的组织工作、纪律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保加利亚人民正在建设自己的和平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偏离已经确定的道路。
另一条是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消息，中央新任主席潘切夫斯基说南摆脱目前危机的惟一出路在于推行已经宣布的经济、政治和共盟三大改革，经济是指建立基于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之上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行真正的民主化，保证建立完整的自治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基础。彻底实行非集权化和非官僚主义化，并消除文牍主义和衙门作风。而共盟的目的最终是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先锋队”。
回到国内，一则消息说”劫难后的天安门广场迎来第一批小客人，万名少先队员举行主题为热爱中囯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队会”，还配发了图片。如今，当年的少先队员该走上工作岗位了吧，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忆起当年的飘着血红色的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时代？
第一版的主要消息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采访，指出”绝大多数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家不希望发生颠覆是基本事实”。袁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采访。进行了45分钟，一些中外记者旁听了采访。布问：是邓小平主席下令进军的吗？袁答：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在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现在国外舆论中有所谓血洗天安门，轧死多少多少人这样的设法，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排着队、打着旗和平撤离的，或者说自动撤离的。
布问：我在您所讲的这番话中发现一些令我震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几百尺长的胶片，可以表明：工人、学生被枪杀，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枪杀，而且不但是来自我们西方国家的记者，还有一些中立国家的观察家，真个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都看到人们站在很近的距离被解放军枪杀了。您怎么能够说，您和中央领导人却不相信有人受伤呢？
袁答：我没有说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我刚才只是说，解放军在清理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打死人的事情。至于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过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分看热闹、围观的群众遭到误伤，解放军本身也遭到很大伤亡。关于这个伤亡的情况，我已经在前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国务院宣布过了。在这个事件中，解放军有5000多人受伤，围观的群众和歹徒受伤的有2000多人。死亡的数位大体上200人，包括解放军，以及歹徒和少数围观的群众。
布罗考最后又重复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几百尺录影带表明学生和围观者被枪杀。他把几百英尺录影带一句”改为”（《人民日报》原文）有几英里长的录影带，袁木回答说：”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有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他们可以搞出比你说的更长的录像带来歪曲事实。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这一天的报道还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杨涛在兰州被抓获”、”‘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头头贺力力的联络员贺群印、尤建齐二犯在西安被抓获”、”北京’高自联’头头、北京电影学院夜大班学生马少方在广州见到报纸上有他被通缉的消息，便到派出所头投案自首”、”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部长王芳要求公安干警再接再厉乘胜追击，15位元公安系统的有功人员受到表彰”等等。
（上）待续
──转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