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8日讯】一、
最近，民主自由缓行论在不少人当中似乎又有了一个比较新的理由，那就是面包在当下高于自由。比如有人说：“民主也好，法治也好，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贫困的人民，民主和法治远远不若面包来得实惠。”
这里的关键在于，首先究竟什么是幸福？要想完整而准确地作出概念上的界定，恐怕有其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仅仅有面包而没有自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法治），是很难算作幸福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浅薄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不“真”的，也是无根的。而民主、法治等正是实现这种幸福的手段，并且本身也正是幸福的内容。因此，没有民主、法治的生活内容和手段保障，就难以真正有人民的幸福可言。
其次，这种面包高于自由论同时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本质上无非就是官方一直宣传的生存权乃基本人权的重新包装翻版。两者在理论上同质同构，一样为极权主义政治的横行鸣锣开道。因为照这种逻辑，既然生命的存在是一切生命意义的物质前提，那麽还有什么能够比肉体本身的生存更加重要、更加应当予以优先关注的呢？于是有人进而认为，如果一个权威政府比民主更加能保障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因而更加能保障人民的温饱、幸福与安宁的话，那麽多数人无疑会宁愿选择专制而放弃民主。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这是把生命的存在同其本质相割裂、对立了起来，并以前者偷换、替代了后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麽既然生存权可以涵盖其他一切权利，既然面包在当下可以比什么都重要，如此则萨达姆、塔利班、金“太阳”等等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有尊严地做一个人同像奴隶和牲畜一样地活着，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人类迄今为止所有为自由解放而作出的努力和斗争，又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整个世界历史又凭什么还要不断地向前进步？其终极的价值依据和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那样深入而必然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因此，生命的本身恰恰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权同样如此。各项权利本身相互联系并存，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任何抽掉其中一部分，都是对个体生命的阉割、对人类精神的阉割、对人的本身的阉割。
再次，在自由与公正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些人，比如网路学者闲言（洗岩）先生等人，有意无意地把两者割裂、对立了起来，声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不可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进而主张代之以他们所谓的权威主义政治或合作主义国家（如网路学者闲言先生等）。然而殊不知他们的主张本身就代表着更大的不公正。这是因为“面包高于自由”的另一个隐喻，便是多数人的自由也即“权利”可以被假借以稳定／发展等国家利益的大义而用面包来“买断”，从而让渡给国家权力以及少数精英和权贵，以扩张其更大的权力和自由；此其一；其二，既然平民剩下来只有生存的权利而更无其他──尤其是在当下表现为公平竞争并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平权，那麽接下来的就只有权贵政治寡头与资本寡头充分自由化的特权，合谋起来掠夺平民、瓜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权利。由此，闲言先生等人在此看似由关注并谋求社会公正而始，实际上恰恰以取消公正并制造更大的不公正而终。这正是取消自由之后的题中之义。
二、
然而对于这种面包与自由孰更重要的回答，闲言先生在他回答笑蜀君的《闲言先生们的难题》一文中，却另有一番见解。他批评道：“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肯正面回答个人生存、温饱、安全、稳定与个人自由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问题。”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绝对价值，“自由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当自由与其他需求发生矛盾……二者不可兼得时，大多数人可能宁愿选择生存、温饱、安全、稳定”，由此，那麽我们“是不是应该将生命的存在置于‘生命的意义’之前；关于中国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应该将对生存、温饱、安全、稳定的关注，置于对自由的关注之上？”
闲言先生等人在这里首先设定了自由与面包必然先验地对立冲突，然后让人们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样，面包高于自由也就自然隐喻着民主必然会带来混乱无序和动荡，以及当下权威政治的合理性。闲言先生进而认为，“各种价值之间的轻重排序，应该因时因地根据具体情况而不同。”然而问题偏偏是，如果按照他这种逻辑推而广之的话，那麽实际上哪一个时代不都构成自身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情况呢？既然价值应按具体情况确定高下，那麽奴隶社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呢？而奴隶们反抗压迫反倒错了，因为他们的要求违背了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样，为了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而“焚书坑儒”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当效率优先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发展的必要代价嘛；即使在民主、自由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人权也只能因国情的不同，而首先是基本的生存权──当下的权利也只能除了生存温饱而别无其他。
事实上闲言先生在这里首先忽略了一道底线，那就是：有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比如正义、公平、良知，等等（当然还有自由）──，恰恰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因为条件的不同而可以改变、可以重新排序的。这就是绝对价值。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不能说，人为了生存就可以去杀人放、火偷盗抢、劫伤害无辜；我们不能说，为了效率我们就可以对他人背信弃义、巧取豪夺、奴役压迫；我们同样不能说，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只要有条命活就可以惘顾民族、个人的尊严与自由而甘愿充当汉奸、走狗。“生命的存在”自然先于“生命的意义”，但并不等于就此高于意义。“先于”并不就是“高于”。价值实现的条件，同价值本身的高低并不是一回事。自由即使在当下如闲言君所云缺乏实现的条件，也不等于在价值上就可以为面包所取代。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虽然暂时交出了自由，但并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去充当汉奸、走狗的原因。
因此，所谓“面包高于自由”论，至多不过表示了特定情况下面包之于现实的迫切性，以及人们对于自由的暂时退让权宜，但并不因此而具备终极的价值意义。换言之，即使多数人为了温饱而宁愿选择专制，也不等于自由就应该放弃，不等于权威政治以面包牺牲自由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善并不等于正当，更不优先于正当。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界限，然而如今却被闲言先生等人给混淆颠倒了起来。于是在闲言先生那里，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是放之四海、至高无上的绝对价值，那麽人或者非人，自由或者不自由，也都没什么不可以，无所谓正当不正当。然而，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价值如果多元到连人类最基本的底线都可以是相对的话，那就不是什么价值多元主义，而根本就是价值虚无主义。正如伯林在评论卢梭等人时所说的，“人类价值或对包括历史事实在内的社会事实的解释的相对性，不管对么深地进入了这些社会思想家的头脑，他们仍保留着一种共同的核心信念，即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一样的：人人都追求基本的物质和生理需要的满足，譬如事物、住所、安全以及和平、幸福、正义……”这其中“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的终极目标”无疑同样包括了伯林自己，相信闲言先生等人也不能例外。
──转自《民主论坛》网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