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吉林省一位民政干部因知情不救，最终导致一个流浪者死亡，于最近被判构成玩忽职守罪。
去年4月11号，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的一些村民发现一个左脚腐烂、右手缺一半的流浪者倒在稻田边，奄奄一息，就告知白石山镇的民政部门。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孟庆富在请示多位领导后，打电话给发现流浪者的村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把人送到医院抢救。但是这位书记说没钱，不给送。此后，孟庆富既没有向上级请示，也没有督促书记送人。
两天后，村民发现那位流浪者已经死亡。法医鉴定此人因疾病和饥饿导致的身体功能衰竭而死。法院虽然对孟庆富作出有罪判决，但由于他“认罪态度好”，“情节轻微”而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在这个事件中，难道有罪的只有孟庆富一个人吗？在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周国强和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方觉都认为还有更多的人应该对流浪者之死负责。
记者：周国强先生您对这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此“知情不救”，对这个流浪者漠不关心，您对这个官员的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周国强：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司空见惯了，除了感到悲哀你就是欲哭无泪了，这种事情是一再发生。我知道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有一个流浪的老汉被一群村民给活活打死，那个村居然还是”精神文明村”，是中央电视台报导的，说这个村民打他的时候说这里是精神文明村，请你不要在这里要饭，就把他活活打死了，然后判刑的时候村民还联名要保这些人。就是说从上到下对这个生命的冷漠，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不叫 “集体无意识”，是 “集体有意识”。有意识的不关心这些人，把他们认为是社会多余的人，他们的死活都没有人问。
就这件事情来讲他不光是民政官员，这个村党支部都是什么东西嘛！而且村民发现他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救助他。这还反应出其他问题，就是 “不收钱就不救命”，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民政部门就是直接责任者，你就得救助这些人，一听到没钱他就不管了，这个情节不能说是轻微，这应该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导致使人死亡后果非常严重。
记者：您是不是觉得对孟庆富的处理太轻了？
周国强：轻当然是，但是重判了他可能会觉得很冤，因为比他更恶劣的人有的是。像李思仪活活被饿死的那件事情比他更恶劣，但也没有判多重，就是我们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记者：那么方觉先生像刚才周先生所说，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处理的只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一个人，但其实真正有责任的远远不只他一个人，您也有同感吗？
方觉：是的。事件说明中国基层政权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的现象。本来是一个可以挽救的生命，但是由于这些民政部门和基层村的党支部的这些负责人的互相推诿，采取一种完全不负责任态度，对这个生命的一种极端漠视的态度，所以导致一个流浪的人无辜的死亡。所以这个官僚主义问题在中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记者：当然官僚主义是造成流浪人员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就像刚刚周先生所说，普遍缺乏爱心不光是官员就是老百姓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生命的漠视，爱心的缺乏，您是不是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方觉：对。中国普通民众由于长期处在一种腐败的，缺乏道德而且不讲究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社会体制下，所以即便是无权无势的民众，他们也是缺乏对周围人的关怀，对弱势者的一种同情。所以这个问题我感到主要责任还是在体制本身，在于体制本身没有提供一个民众能够关怀弱势者的条件，所以我想还不能过多的去责怪普通的民众。
记者：周国强先生，最近印度洋的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内地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有捐钱的做法是吧？
周国强：只要有捐款途径大家都乐意捐的，但是你说就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是不是还处在麻木状态当中，既然丢掉了孔孟就得有宗教信仰，通通都说不要，全民没信仰全民没道德，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有改变这种现实的话，就是要有宗教信仰啰？
周国强：必须有，还得有一些慈善团体。上个月我到香港去旅游，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沿途看到一些宗教团体建立医院和学校，大陆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记者：方觉先生您在美国可能也体会到驻美国的慈善事业是非常发达的，一有哪个地方受灾了，就有很多不光是官方、民间组织、个人捐款大量的涌来，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一直都不很发达，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缺乏爱心的表现？
方觉：我是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稍微有一点改善，但是改善的幅度还远远不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政治方面，中共政权一直是把中共以外的任何组织都视为潜在的危险。所以我想要解决中国的慈善组织普遍化的问题，首先就是要中共政权能够在结社的问题上做出一种开放的姿态。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