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民工的钱与命》第七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杨银波谈的主题是“民工的劣根性”，也就是从民工的日常行为和相关恶性案件、现象、动态出发，谈他们在外在压力和内在困境的双重挤压之外，因为自尊低落、自制力不足，导致了自己沈沦在吃、喝、嫖、赌等恶习之中。在这些讨论之中，杨银波比较着重的是对民工的要求。今天，杨银波要从几个案件来谈大陆民工现今的处境。
杨：今天我谈的问题很简单、很干脆，又相对敏感一些。因为这些信息曾经在国内被大量报导，其后又被禁止报导，逐渐销声匿迹。我谈几个事件，以及与之有关的几个有一定深度的问题。
有一个事件是“阿星杀人事件”。阿星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工，今年只有19岁，但他却来自于一个非常不普通的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是一个以“砍手党”刑事犯罪著称的村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多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这些人都是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打工，因为学历极低，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工资也极低。“砍手党”对城市人尤为凶狠，在一些城市已经多次出现以“砍手砍脚”为犯罪特征的抢劫事件。
阿星在这样的环境或者说关系网中长大。但是，他原来在组织里面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从15岁开始打工，到了广东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之后，7月8日，他把骂他的主管郑炳荣用4把刀给杀了。这里面有个恩怨，那就是郑炳荣因为阿星矿工一天把他给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阿星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但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是这样一个劳资纠纷，促成了这一杀人案件的形成。杀人之后，阿星选择的是投案自首，而且是让记者陪同投案自首，这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当时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打工，阿星和记者一起去了《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其中，《网易》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作为专题名字： “阿星：我是不是天生的杀人犯？”非常值得深思啊，这是新一代民工的困惑，是他们的挣扎。阿星从小不喜欢惹事，几乎所有人都不会认为这个人会去杀人，那么温和、那么温顺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阿星进派出所之前，唯一的要求就是想洗一个头，很明显，他非常冷静、非常镇静地面对这样一件事情。之所以要找到记者，他是想对“砍手党”进行一种特殊的劝化，他想把这种声音公开出去。这个案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透露出在当前社会剧变之下，尤其是在劳资纠纷矛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作为年轻一代的民工，他们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前途？如何来面对周遭的环境和关系网络？
黄：刚刚银波跟我们谈到阿星的案子，非常可惜的一个年轻人啊，不满20岁。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知不知道除了暴力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呢？如果阿星有别的方式可以去解决他的问题的话，他还会走上“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条道路吗？
杨：确实，无数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据我所知的报道信息，阿星杀人之前最大的寄望是逃出广东，逃避老乡的“砍手党”关系网，并且最好能在其它省找到一份不那么受剥削的新工作。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给了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卫彦虎，希望卫彦虎能来接他走，但是这个希望最后落空了，这当中有卫彦虎工作变动的缘故，两人彼此联系得少了。杀人事件被报导出来之后，其实各种舆论也主要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方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指向当前极为恶劣的劳资纠纷问题。对于民工的压迫，对于民工的歧视，对于民工的盘剥，以及对他们的心理所造成的种种冲击，这都是一些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如同阿星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阿星确实有非常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许多地方。这当中，甚至包括一个女孩给阿星写了一封“情书”。她表示：如果见到阿星，她一定会上前拥抱阿星。就是说，人吧，无论关了多少年，只要还有活着的机会，总有光明的一天。等于是这个女孩要给阿星一种信心，让阿星不要丧失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和爱。
当然，另一方也认为这些媒体做错了。他们认为：媒体不应该对一个杀人犯持以“这么同情”的角度和立场，而是应当严厉打击“杀人犯”这种罪恶深重的人。而且，他们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为什么要同情阿星？为什么要同情这种杀人犯？被杀死的郑炳荣的家属难道就不痛苦吗？如果让我自己来评论，我更愿意站在抛开阿星“刑事犯罪”这样一个过程来看这事件背后的因素，也就是说，我特别关注事件背后那个“深深的背景”，那些值得所有人去决意改善这种“深深的背景”的真正与我们有关的东西。即使阿星不提起4把刀把主管给杀死，那么其他民工也有可能走上这条道路。就像阿星的老乡阿贤（同样来自广西温江村，而且同样是19岁）所说的那样：“我这人性格比较弱，否则像阿星这样的事早晚要落到我头上。”人的意志或者说心态，当它无法支撑的时候，难以控制，没有办法，别无选择。
任何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他（她）的极限，一旦超越这个极限，而且是无数次反复地超越这个极限，那么悲剧的产生首先就源于这种意志的崩溃和强烈反弹。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残酷的社会之中，作为底层人，往往没有自己更多的选择权，他们的选择空间是被限制、被压缩的。阿星事件突然让我想起当年我看的一部印象相当深刻的电视连续剧，名叫《征服》。这里面有一个黑社会头目——刘华强，他回忆小时候的经历，说了这么一段话：“小的时候，我经常被那些大人和大孩子欺负。”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拿起他的拳头来反击那些欺负他的人。他说：“从那以后，在大人眼中我是一个坏孩子，但是在一些小孩的心中，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黄：英雄！
杨：对了。所以自那以后，刘华强开始思考：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人要怎样选择？处于这个社会上层的人，可以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巨大的、无限的享受；但是随着社会层次的逐渐分化，能量逐渐减低；最底层的人所获得的能量，也许只能仅仅求个温饱，而要达到这个温饱的层次，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刘华强是在小时候就慢慢领悟到这个事实的。他从他的反击之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并成为他自己的信念：他的力量在哪里呢？那就是：拳头！刀！这就是刘华强的生存哲学和价值观，也是一个黑社会头目最初的成长历史。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今天这个社会的背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导致了人的恶念的产生，而且由这种恶念产生了事实上的恶性行为。当然，阿星还算是很坦荡的，下面我要讲的是又一个阿星，他的名字叫刘长青。
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我们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阿星事件，其实还有很多阿星或者可能成为阿星的民工，正在等待我们的关注。
杨：另一个阿星呢，其实案子就发生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就在广州番禺区石棋镇摩斯卡皮具公司，案发时间是7月1日晚上11点钟。这个案子，准确地说是严重伤害案件——刘长青并没有把人杀死。现在，刘长青还在逃逸之中。被伤害的人是刘长青的班长，叫张声荣。其实，这两个人之间的过节非常小，无非就是作为班长，根据厂规，要处罚你一下，也就是说，张声荣的“处罚决定”实际上来自厂规。当时发这个报道的记者，是南方报业集团的张小余，他去这个工厂调查案件的时候发现，刘长青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因为摩斯卡皮具公司存在着大量严重侵害工人利益的现象。比如说，工人加班每个月是120个钟头，平均每天4个钟头的加班时间，而加班费呢，每小时只有一块五毛钱（注：《劳动法》规定，加班最多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加班工资最低不得低于平常工作的1.5倍，周末为2倍，节假日为3倍）。最让人不满意的是，连工人在厕所里抽烟都要被罚300元钱。
黄：太可怕了吧！300元，这样他们一个月的薪水就要去掉很多了。
杨：何止去掉很多？而且还欠钱！刘长青工作了一个月，居然还倒欠厂里14块钱。最后，他向厂方恳求给他100元路费回家，也被厂方拒绝。在这个案件里面，张声荣的确冤枉，完全是刘长青向厂方发泄不满的一个牺牲品。7月1日晚上11点钟，加完班，张声荣和同组的两名工友准备回出租屋，三个人在一条小巷被刘长青挡住了去路。刘长青对张声荣说：“你记我小过被罚了20元的事怎么处理？”接着，两人就推来推去，刘长青掏出刀子狠狠地插进了张声荣的后背和手臂。张声荣当即不省人事，同行的工友莫培国也由于劝阻被捅中了腰部。刘长青在旷工的时候确实有不遵守厂规的情况，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厂规本身有问题；二是工厂没有任何罚款的权力。比如：工厂加班必须工人自愿，而且加班时间和报酬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工厂罚款以及加班严重超时等行为也是明显违法的。像摩斯卡皮具公司这样的工厂，就必须由政府部门进行核实调查。所以，我的意见是：由这个案件出发，那是公安部门的事情；但是这个案子的根源，却必须由劳动监察部门来进行一次彻查，更正厂规，改善民工待遇。
一个阿星事件，一个刘长青事件，前者发生在广东潮阳，后者发生在广东番禺。他们两个都是恶性刑事案件，都是行诸暴力。这两者都是悲剧，悲剧的真正所在，在于那种恶劣的劳资纠纷、劳资关系的根深蒂固程度。比如他们的超低待遇，超时加班，被扣工资，竟都是如此相似。每一天这样的事情都在不断地重复着，每一天这样的背景都在根深蒂固地得以延续，所以这种悲剧才会不断上演，令人心寒。
－－转自《北京之春》05年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