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8日讯】我是1952年12月加入共产邪灵组织共青团的，1964年退出共产邪灵团员。当时十里八村男、女青年很多，谁都比我强，至少都有个家呀！我什么都没有，让我入邪灵团，心情别说多高兴了，自觉身价也高了，完全被邪灵争服了，全身心的投入共产邪灵，无限崇拜它、热爱它。根本不去想自己也是被共产邪灵所害的。
借此说几句共产邪灵给我幼小心灵带来的创伤，记不清年月了，我家在河北省承德县的一个乡村，那里是山区。那年共产党的部队驻在我们村子里，国民党军队在时，共产党不敢来，国民党军一走，共产党军就进来。一次父亲去我姐姐家，被共产党邪灵怀疑给国民党送信，回来就被共产邪灵骗去不让说话，剥光衣服，打的皮开肉绽，皮荡啷着，不能穿衣服，用上衣围着屁股被邻居送回家。我们全吓哭了，父亲第三天就含冤死去。我父亲是开香磨的（做香的）非常善良，最喜欢帮助有困难的人，当地十里八村谁家有大事小情的都找他了结，是个体面人，共产邪灵用剥光衣服的流氓手断毒打他、羞辱他，不打死也羞死了。我母亲是个裹小脚的女人，父亲一走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没粮食、没柴烧、没水喝，渴了抓把雪吃了，全身都冻成冰一样难受，母亲和哥哥去抬水，水井很远，在一个山坡沟里，还过一个小桥，桥很窄，水滴成冰起尖了，母亲跪爬拖着水桶，掉下沟里上不来，哥哥下去拽，我站在地上哭，满天星星看着我们也帮不上忙，可能我的哭声叫来黄大哥，把我母亲救上来帮我们把母亲送回家，又提一桶水来，我很想他。母亲从那么高掉下去没摔坏，只是脚脖子扭得有些肿，不长时间好了。
顺便提一下，可能1947年，母亲死后我在二姐家呆，姐夫死了，姐姐带个孩子非常困难，夏天也是我掐野菜糊口，后来野菜也掐不着了，姐姐叫我回老家，其实我哪有家呀！回来邻居叫我挖野菜去，我提筐就走，天天上、下午各一筐，有人问我，你都哪去掐菜呀？我告诉她们后，她们说：“哎呀你可别去那儿了，你三嫂没说吗？那儿有狼。”我说狼不吃我，他们说你是神呀不吃你？我想狼吃了我更好，省得遭罪了。这天可真有一只狼坐在石坝上，它的头来回转动看着我掐菜，可能想这个小女孩怎么不怕我呢？不慌不忙还掐菜呢？菜掐满筐我就走，回头看狼坐在坝上目送我。我和姐姐说，她不相信，说我说谎，一直放心里没处说，今天与信神的人说都会相信，小时候几次生死关，都很难过的，若不是有神，靠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共产党不相信有神，让相信它们。神是帮人的，共产邪灵是害人的。
再说说我婆婆的死因，婆婆也是裹小脚，她是富裕中农，又是孤儿寡母。当时共产邪灵的打手们让婆婆给它们粮食，婆婆家当时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给它们，没粮给就打，婆婆承受不住没办法，就推说在南山下埋着呢！共产邪灵们就把婆婆五花大绑带到南山下，没挖出来，婆婆说我记错了，在山上呢。婆婆以为不能让她上山了，共产邪灵要粮吃饭，就拖着婆婆往山上爬，到半山腰共匪们再也拖不动了，一看婆婆象死人一样了，衣服也没有了，根本说不出话了，还用脚踢婆婆，最后恶毒的把婆婆从半山腰滚落到山下，满山荆棘丛生，割柴的人下山路过还以为是野兽呢！因全身没有遮体物了裸露着，回村找村民与家人用破被裹着抬回家，第二天含冤死去。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件事，共产邪灵的军队收集的全是地痞无赖，就说我哥哥是个好吃赖做的人，大约是41年春，母亲叫哥哥起来去帮收拾地，他一脚踹倒母亲，母亲起来打他两下，他起来提着衣服出门上后山爬树上骂我妈妈，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听说被共产匪帮给领走了，母亲忙去找连影都没见到，那时我哥哥才十五岁。当时共产军队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能参加我军就行，都要。因说到婆婆的死因才加上哥哥的一段。
我娘家和婆家两家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应该永记在心，可我和丈夫一个是邪灵党员，一个是邪灵团员，经过共产邪灵洗脑，早把这茬忘没了。看了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在睡梦中惊醒，才知道这种邪灵毒素浸入骨髓了，只知道跟着共产邪灵走，紧紧跟随，真是可悲。
1946年至1947年间，我们家乡斗地主、富农。农会把金、银、钱等都收起来，后来也没分给农民，只有被、褥、衣服、鞋、袜等和一些半成品。把地、富家炕席拿来铺在街上，上面放东西，叫农民拿，很长时间没人拿，农会就往家送，有的农民又送回农会，农会放风说：不要物的就不给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会的人霸占地主家姑娘，老黄头女儿有婆家，婆家也是地主，那个无赖农会非强占黄头女儿，老黄头不肯，找茬把黄头吊打一顿，黄头被打成棉花包一样，鼻子、嘴、眼睛与头是平的，都看不出来了，到底把黄头逼死后，霸占了黄的女儿。共产邪灵真恶毒，它们把你的亲人杀死，还让你崇拜它、爱护它，死心踏地追随它。我娘家、婆家、黄头家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不是大纪元的《九评》提醒，真的不会有人知道了，也从没和家里后人讲过，所以非常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
1957年，大鸣大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会说话的都要说说。当时我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动员大家说心里话。赵英和侯某爱讲话，很有道理，大家都听着。后来给他们定右倾冒险萌芽子，那时的名词可多了，我不理解，向上面的人问：不是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放心大胆讲吗？它们说：赵英是地主世家，侯某作风不好，叫我不能钻牛角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没错，永远跟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没错。那时的人就是木偶，是共产邪灵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是一张最恶毒掀起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总号令，小家庭里分歧，一个家庭里分几伙、几派。父子、父女、夫妻大打、小打，吃吃饭那饭菜就飞上房、上墙；那大家就更乱套了，人人都是皇帝，都是当家人，成年人有单位闹革命，孩子们就去学校闹革命。学校校长、老师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了，拽过来老师就打、骂，揪头发，往老师脸上吐吐沫，抹鼻泣，剔光头，挂牌游街，这是全国性的，各个角落都这样，司空见惯了的。当时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就更惨，不管你过去为人民、为社会、为共产党费尽多少心血、做过多少好事，立过多少功，还是什么国家各级劳动模范，全是狗屁，牛、鬼、蛇、神批倒批臭，挖掉封、资、修的根，把他们弄到地下室扒光衣服烤烫、烟头烧。中国的大地呀，中国的空间呀，魔鬼头领着一群野兽残害无辜。毛魔头还把它的狐狸精老婆（江青）推出来帮它叫喊。中国大地上没一寸土地是清净的，到处乌烟瘴气。跳忠字舞，跟不上拍的，就叫你出来，问你几个为什么，扣上有政治问题的帽子。家里有被专政的就更惨了，大会小会的批，还得写检查。搞什么红海洋，中国大地上，除了江、湖、河、山、路，全是红色，不管你走在哪里，抬头就看到最高指示，要念，要背，走路遇到熟人背一段最高指示，在问候与闲谈、打电话前都要抢着背，先背就容易些，后背的难点，不通顺。写信先写最高指示，后写称呼与内容，吃饭前背，特别是在饭店、食堂里。一次在食堂里，一对夫妻来吃饭，丈夫端来饭，去买菜，端回来看妻子动筷要吃，忙问你背最高指示了吗？妻说：忘了，丈夫不高兴了，我替她解围说：她背了，你没买菜前她背的，丈夫说：那时间太长了，再背一遍。
文化大革命把所有大学都砍掉，只留政治、理论大学。可能人们把这段往事给忘记了。它让刚上学的小孩子们一律上抗大，三年以后才能入正规学校，当时抗大教室在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炕上上课，都是家庭妇女和残疾人给讲课，那些家属白天在外面呆着。孩子们放学回家了，这些人才能进屋做事，有人病了，也得把屋倒出来，病人在马路牙子上支个棚躺在里面，孩子们放学后才可以回屋躺着，这也是全中华大地上当时的形势吧。
把大学砍掉后，毛又和江青搞了一个招考状元，没人报名，只有一个叫张铁生的人报名了，但没有答一个字，只把地址、姓名写上了。毛、江第一次招考状元，有人报名还是一字不答的白卷先生，毛高兴的招收了，这样的人它不用费脑筋统治它，也不用杀它，让它干啥他干啥，张铁生本来不爱学习总逃学。状元郎得出国考察呀，先去日本，日本接待中国状元郎很隆重。日本的中国通向张状元提问题，白卷先生答不出，憋了一身冷汗，没办法只有装腔作势的说头痛、肚子痛，人家劝他看医生，他说回馆吧。第二天日本人来看他，不管来多少人，他躺在床上装病不起来，三天后不辞而别回国了。这个张铁生已经被人给遗忘了，张铁生是毛亲自提的，而且很多国家也都知道，日本报纸有社论，香港、台湾、西方国家也有，美国就有报道，这些都是小报报导的，国报它们没报过。我和55岁至60岁的人讲，他们知道，说：那时下乡在青年点天天学张铁生。白卷先生，把所有大学全都砍掉。我看过《九评》真正从睡梦中惊醒了，多多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提醒。
附上我的严正声明：退出中国共青团等所有共产邪灵组织，宣过的誓言全部作废，清除自身所有的兽的印记！
大陆群众：赵文 20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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