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0日讯】继张锡铭集团的流窜犯案，掳人勒赎，日前又发生在光天化日下骇人听闻的汐止杀警夺枪案，致使民众的“被害恐惧感”强烈普遍扬升外，也对台湾的国际形象造成某种程度的斲伤与影响。然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其实在犯罪及藏匿人质地点上却有一项共通点，即均为“经济建设的死角”(例如赌界大亨被掳期间被拘禁于产业道路旁之空旷处；袭警案则发生在建设偏少之汐止横科所。)而不易被社会大众所发掘，更难为原已拮据之警力所策及。
犯罪原因错综复杂，防制对策自应涵盖不同层面，绝非单一机构所能解决，除加强宣导犯罪预防是全民之责并鼓励积极参与外，在此更要提出一个具体务实，刻不容缓的防罪防治观念-即“施政整合的犯罪预防策略”，并分二面向实施：首为政府应重视犯罪防治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各部会均应备有与时俱进的犯罪预防观念，并纳入年度均需拟定之施政方针及施政目标中，除了专属的“兴利”的施政导向外，更应深入研究在推动指标性业务并兼顾社会变迁及科技研发的过程中，各种可能衍生的特殊新兴犯罪型态及周边相应而生的附加负价值，并提出有效的具体防治策略，绩效评比中亦应加权此一“除弊”措施成效之计分。因一旦发生此类带有“政府权力”表象之犯罪，其所带给国家社会之损害将远大于传统犯罪，更严重破坏原所预期的经济效益与价值(例如：一旦治安败坏，势必减弱外资投资之意愿，则所有诱商、招商之策略效益将大幅减低；又如国防部前所发生之高阶军官涉嫌经营地下钱庄重大军纪及盗卖军品案，均严重致足以动摇国本。)
其次行政院应即出面筹召一个跨部会，跨层级(包含中央及地方政府首长)之打击犯罪专案委员会，宽列业务运作所需之经费，根据各单位之职责属性，详细列出主、辅，主、列管或主、协办单位，在整顿治安整体观上作施政整合，并就相关项目依据实际犯罪发生率，破获率等逐年逐项检讨、统筹控管，如此有计划并集政府整体及全民之力，长期耕耘、扎实去做，方能防范治安更趋于恶化于未然。
作者为经济部研发会专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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