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1日讯】 编者按：20岁的打工者阿星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7月8日晚，他激愤之下杀了工厂主管。
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他的血腥已给被害人家属带去无尽的悲痛。但是，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复杂的原因。
阿星只是一个单一的犯罪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但阿星的背后，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消弭这些矛盾与困惑，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
傅记者，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潮阳工厂里的主管……”7月9 日傍晚6时30分的电话里，阿星颤抖的声音把本报记者傅剑锋一下子吓住了。电话号码显示，阿星正在深圳。
阿星怎么会去杀人？在记者的印象中，这似乎是个懂得是非的广西籍打工者，他此前一直在广东东莞、潮阳等地打工。“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
“傅记者，我真的杀人了。你现在能过来吗？我想要你陪我去自首。”
阿星的话像锥子一样扎在记者心里，记者马上说：“我在北京出差，我现在就去机场，三四个小时后飞到深圳，陪你去自首。”
那就不用了。我要么晚上，或者明天，再去干一单，然后逃到越南去算了……身上只有几块钱了，饭也没吃，衣服上还有血腥味，我已经不成人样了，我不想撑下去……”阿星已经情绪失控了。
“阿星，你千万别干傻事啊！”记者只能劝说他慢慢平静下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有记者站，他们记者马上可以过去，《南方周末》也可以马上从广州总部派记者来陪你自首，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也可以，不管是判死刑还是无期，我都认了。我只想把事情报导出去，这样自首才有点价值。我还想要他们看到报导后，不要再干那事了，收手吧……我已经完了。”阿星说的“他们”就是砍手党成员，目前已被深圳警方抓了100 人左右。
情况极为紧急。记者立即致电本报广州编辑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本报记者成功以及《南方都市报》4 位元记者随后赶往阿星所在的深圳市郊公明镇。
“我现在只相信傅记者了”
7 月9 日晚上9 时许，在公明广场的一间公用电话亭旁，记者找到了阿星。
面前的阿星个子很高，瘦瘦的，头发有点长。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像个孩子。一件黑色的花衬衫，瘦裤子，一双不太合脚充满污垢的皮鞋。他乖乖的样子，配合的表情，无论如何，也和记者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见到你们，我很踏实。”阿星和最先赶到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一一握手。两天没进食的他，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
记者带阿星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尽管阿星很饿，但面对食谱，却不知道点什么好，“我没进过咖啡厅，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只想吃点米粉。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记者点了一桌子菜，大家也都很饿了，但似乎谁也吃不下去。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很冷静地讲了杀人的经过。其间，总是情不自禁地撩著有些长的头发，不时露出笑容，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阿星说，他杀的是他打工的工厂–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郑炳荣。
因为喝老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发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 元。7 月8 日晚上9 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 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 元现金。
之后，阿星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砍手党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据《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何磊事后回忆，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但他却不透露，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
随即，阿星连夜离开潮阳，于7 月9 日上午10时赶到深圳宝安区公明镇。“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我现在只相信傅记者了。”阿星说，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会踏实些。
阿星被警方要求到《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记者们先满足了阿星洗头的要求。他在洗手间洗完头后，躺在记者站办公室的沙发上，开始放松下来。
夜越来越深，南方都市报女记者姜英爽准备回家，刚才还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吗？”姜英爽哭了，潜意识里，她很难相信这个孩子会杀人。
午夜1 时35分，警察赶来了。临行前，阿星要求和远在北京的本报记者、他“惟一的城里朋友”傅剑锋电话告别。但那时记者因过度疲倦睡着了，没能听到阿星接连打来的电话。本报记者当天下午从北京飞回深圳后，阿星已经被送到看守所，无法见到了。
认识阿星是在今年1 月份，其时记者在南方都市报做《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的采访。
去年年末，深圳宝安区连续发生了以砍手砍脚为犯罪特征的抢劫事件。当时引起公众震惊的是2004年12月17日夜的抢劫事件，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人许国亮等17人，在抢手机时砍掉了受害人的右手。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所有这些人都是小学未毕业，就辍学打工。但因学历极低，很难找工作，即使找到工资也极低。已在深圳活动数年的砍手党便把这些年轻人拉入犯罪组织，几年下来，抢劫渐渐成了该村年轻人来广东“淘金”的主业。
正是在这个小山村调查期间，记者遇到了阿星。阿星高个子、长发、牛仔裤，帅气的脸，更像一个城里男孩。但那时的阿星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在深圳抢劫“犯事”的一些同村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中国新年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 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中国新年，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每天只干8 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 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同村人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那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
在温江村100 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挣脱老乡网
有关报导出来后，阿星认为反映得客观，并因此对记者产生了很深的信任，偶然会打电话来聊聊他的近况。
阿星自认为是村里少数几个正经打工的年轻人，不想去伤害别人，不想走不归路。
但他仍然无法摆脱与砍手党的交往。事后记者得知，他早在15岁时，就为砍手党做饭烧菜。去年有一段时间他找不到工作，团伙里的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抢劫砍杀的场面。
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已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星在找工作、困难时接济生活等方面，除了老乡，他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所以除非离开广东，才能彻底摆老乡关系。”阿星当时向记者强烈地表达这一愿望，“我如果能找到一份每天只要工作8 小时、一周能休息一天的工作，工资500 元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记者答应帮他找省外的工作。刚好砍手党报导刊出后不久，看到报道的山西省运城市中级法院法官卫彦虎，表示愿意帮助阿星。但是，阿星一直舍不得买手机。3 月份时，卫彦虎法官和阿星通过网路视频聊找工作的事。讲到去山西工作的细节问题时，阿星说：“我从小都没坐过火车，有点怕。”卫彦虎回答：“我会来接你。”
阿星看到了希望，他打电话来与本报记者聊了几次：“等以后安定下来，我还想开家商店。我爸爸存着钱不肯给我做生意，说要以后给我讨老婆用。可我实在不想一辈子打工，想有些新的出路。”因为打工观念的不同，父子俩一直关系不好。
阿贤和阿星同村同龄，也是正经打工，并且做到了师傅级，有时一个月能挣到两三千元。阿贤下班就回家看电视睡觉，“为了不和那些不正经干活的老乡来往，我一般都不出去，当然生活就乏味多了，这一点阿星可能是受不了的。”
尽管和那些不良老乡来往较少，但这些老乡一般都讲义气，肯帮忙，阿贤对他们的感觉很矛盾，“他们对城里人很凶，甚至危害社会，但对我们却很好，所以觉得他们又好又坏。”
阿星今年从东莞到潮阳打工，他说就是为了摆脱“砍手党”等不良老乡的阴影。结果到了汕头，他就跟别人说，老乡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后来用于杀人的刀，就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抢劫用的。
到了6 月份，阿星惊恐地给记者傅剑锋来电：“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家里说，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100 来人，还有100 多人在外面流浪和抢劫。唉，他们的前途在哪里啊？”记者惟能安慰他安心工作。
本不该有的绝望
但后来，卫彦虎法官因为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资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被砍手党卷进去的人和被捕的人也越来多。在五六月份，阿星的情绪开始焦躁起来。7 月初，阿星连续数次致电正在北京出差的记者，更为迫切地想找一份省外的工作。
7 月6 日，他告诉本报记者，潮阳的工作已经丢了，如果走投无路，他说他将不得不加入砍手党。记者很着急，恰逢《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认为如能关注这些新生代打工者的困惑，有利于社会帮助阿星这样的边缘群体。7 月7 日，何磊到广东潮阳见阿星与其弟阿海。
何磊和阿星、阿海约在潮阳峡山镇一家小宾馆见面。阿星很为难，他让何磊到酒店门口来接他们兄弟俩，阿星害怕这种“高档”的地方，“受不了保安和服务员那种怪怪的眼神”。尽管那天阿星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花衬衫，一条款式新颖的裤子，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民工”，但阿星还是浑身不自在。
面对从北京特意来找他的记者何磊，阿星几乎是冷冷的。5 年的打工经历似乎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他。这次自首时，阿星曾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陪阿星一同前来的弟弟阿海，虽然只有18岁，但看起来面相比阿星还老。阿海和阿星一样，都是做织袋，“每天早上7 点半上工，一直做到晚上12点，睡觉时间太少，工作得简直要疯了。”阿海现在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但你宁愿只要六七百元，给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并且老板得把我们当人看。”阿海差不多一年都没有过休息日，中国新年回家的机会，还要在工人中抽签决定。“别看我比哥老相，其实只要给我调养十来天，你立马可以看到我长肉，变得很精神。”阿海说。
兄弟俩还说，他们很爱家，尤其是爷爷奶奶。如果有20万元，兄弟俩任何一个都愿意去死，让另一个活下来，赡养父辈。
那天晚上谈完话后，阿海还用短信向何磊问个不停：“何记者，你说我和城里的少男少女有什么区别吗？”
7 月8 日晚上十一二点，正在北京的本报记者忽然接到阿星的电话，说有急事找何磊。阿星当时问何磊，“有件很要紧的事你能不能帮忙？”何磊忽然有一种不祥之感，脱口而出：“什么事都可以帮忙，除了刑事案之外。”阿星停了一会儿，说：“那好，没事了。”何磊再追问，阿星只说“两天后你会知道”。
原来，就在见何磊的几小时前，阿星把“拖欠工钱还辱骂他”的主管郑炳荣杀了。
在潮阳打过3 年工的阿贤，也遭遇过工钱被欠的事。“今年有一次我去拿5000元工钱，老板不但不给，还威胁说要打我。我这人性格比较弱，否则像阿星这样的事早晚要落到我头上。”
──转自《维权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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