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8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 大家知道四川瘟疫开始以来已经造成了三十八人死亡，而且扩散到四川的九个城市、二十六个县，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原体造成了这个瘟疫呢？还没有一个定论，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几位专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了三位现场嘉宾，一位是纽约的病理学博士王文怡医生，一位是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注册医师徐建超博士，另外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韦实先生。我想我们就是从现有的一些信息来分析一下，四川的瘟疫有哪一些比较明显的临床上的症状。
王文怡：从临床的流行病学来看，我们只能就现在中国大陆传出来的消息来看这个事情。他们从临床的报导上说，所有的病例，病人都有和死猪或者是病猪的接触史，也就是有一个直接的接触，有些人是杀猪的，有的是洗涮这些病猪的脏器。潜伏期从报导上来看，是从12个小时到几天，但是更详细的资料我们并没有获得。我们作为一个海外的医学工作者，最关心的就是说病毒培养结果是什么。
主持人：培养出来才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疾病的。
王文怡：对，但是中国现在还是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关的组织提供这方面的样本，比方说血、脏器的、体液的样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流行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卫生组织去协调好，然后各个实验室来统一，既可以提供一些准确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同时又可以确定到底病原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透明度中国大陆这次在这个疾病的流行上，还没有做到。
主持人：这让我联想起来就是在萨斯期间，实际上包括美国CDC世界卫生组织，都派出力量一起来调查到底是什么一种新的病毒，后来测出来都是一个很大的发现。那现在中国官方说是猪链球菌造成了这个疾病、造成了这种流行，请徐博士也分析一下，从临床上来看你觉得有哪些症状？像不像是猪链球菌呢？
徐建超：我想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们要诊断一个疾病的话，第一个是辨识，第二个做体格检查，第三个做实验室的检测，包括血液、分泌液、唾液、尿液各种标准的检测。目前我们不能做体检和做实验室的检测，我们只能依靠我们所能得到的一些信息，来猜测它可能是一个什么疾病，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只是尽我们最大努力猜测一下。
我做这种猜测的时候有两个前提，第一、我所看到的这些信息，有300多个人得病，这些人全部是与猪或猪的内脏有密切的接触，我假设这是真的情形。第二、我假设他们提出的信息，这些病人都有四大症状：高烧、皮下淤血、休克、死亡率很高。我假设这四个临床表现也是对的，那么我就做以下的分析。
我的结论是这个疾病它是四不像，它不像典型的猪链球菌2型病，因为这个病是一个老朋友了，在1968年丹麦第一次报导的时候就报导这个病，这个病实际上病人是脑膜炎的症状，基本上分为两型，第一型是脑膜炎一型，第二型是中毒性休克综合症。
主持人：脑膜炎也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后遗症是不是？
徐建超：对，大部分的病人得的是脑膜炎，它的后遗症最有大的特点就是百分之五十的病人都有听力的丧失，但是死亡率不是很高。就我查的一些可靠资料，关于这个病的个例报导来说，在世卫比较权威的医学文献中个例报导到达7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面，大概整个有200多例，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死亡的人数大概是30多个，这么算来的话，它的死亡率也是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在全球范围的是从1968年开始的。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四川的这些疾病的表现形式，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刚才我说的四大特点：高烧、皮下淤血、休克和死亡率高，这不是典型的猪链球菌2型感染的症状。猪链球菌最大的表现就是脑膜炎的症状，包括抽搐、肌肉抽搐、神智不清醒，最大的特点就是病人疾病恢复以后，百分之五十的人没有听力感觉了。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报导说有哪些病人也出现脑膜炎，或失聪，官方没有提供这样的病例是不是？
王文怡：现在从报导的情况看，就像刚才徐医师提到的那样，它主要有两型，一个是TSS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再一个就是脑膜炎的表现。国际组织主要是考虑到从过去的病例分析来看，前一种TSS综合症死亡率是很高的，但是发病率相对来说是很低的；而后一种发病率比较多，但是死亡率比较低。
可是从中国现在报导的情况分析来看，有几例都是在12小时内病人就死了，所以它大规模的死亡的病例都是属于TSS综合症的表现，脑膜炎症状的病例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例确凿的病例报导。
徐建超：我也没有看到关于脑膜炎的报导。再一个就是从流行病医学上来说的话，突然一下子有这么大面积的感染，猪链球菌的可能性我想不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回顾一些历史可以看到，整个从1968年开始以来才有200多个病例，突然一下子在四川就有300多个病例，我觉得这不是典型的猪链球菌感染的症状。
主持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它传播的特别快，从六月底有这个症状出来以后，到官方正式报导是七月，后面大概两三周的时间一下子就扩散到9个城市、26个县，所以扩散速度是特别快，我觉得也不是像是这种猪链球菌的症状，对不对？
王文怡：这个我同意你的分析。实际上这里边好几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医学工作者应该引起警惕，一个是传播速度，在六月份我们看到报导，一直到七月份的时候马上就迅速传播到9个不同的地区，这样的一个传播范围，如果是靠直接接触感染，不应该这么大的范围。
还有在七月三十号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七月三十号有一个要紧急控制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全国电话会议，这个电话会议过去大概两天以后，我们就看到病例即速的下降，而且就完全没有死亡的病例报导。在病原没能够完全证实的情况下，控制就能达到这么迅速，这里边还是有疑问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也出来提到说，现在中国政府就宣布已经全部控制了这个疾病的传播感染还为时过早，尤其在病原体还没有完全能够识别的情况下，要做出这种结论还是太早了一点。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把人的生物液、血液抽取样本送到各个实验室，马上进行病原的识别，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菌或者是病毒引起这个病例的这些症状。
主持人：等于说也是多个实验室同时进行，可以互相的确证。你刚刚提到大家在担心到底是什么疾病，而且你说三十号以后好像就没有一个死亡病例的报导，这么一个现象，就让人担心是不是会有类似当年萨斯爆发过程中，政府隐瞒的这种情况。韦实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怀疑的？因为很多国人也在担心会不会政府还是隐瞒了一些信息？
韦实：这个的确是有，一开始大家注意到大概是七月二十四号左右开始披露这件事情，但是前面有一个引子，就是他向港府通报有这样一种东西出现，这就很奇怪，为什么偏偏是对香港地区一地？实际上四川是中国主要的一个猪肉加工地，贩卖到各地的冰冻猪肉占香港上场的大部，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一、二成。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对这种猪肉进行全面的封检、销毁，像一般的这种检疫的做法，对全国对这种猪肉的接触的处理办法，这个都没有，反倒是先告诉香港，就是很奇怪。后来香港市民对这个意见是很大的，包括现在的猪肉没人买。
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香港这个地方被揭露出来？正因为香港相对而言，媒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包括信息的自由比较大；那么在内地，从人民网，包括新华网的报导上，当地的记者去采访是不允许的，新华社记者采访需要当地的警察配合，这是现在的状况。
主持人：相当于是警察陪着那个记者去当地采访？
韦实：对，而且是新华社的记者。
主持人：那他的活动程度就很有限，不可能自己做其他的一些事。
韦实：而且那个记者还是新华社的记者。一些其他媒体记者想办法接触病人的家属，或者直接到当地养猪的人家去调查，就是说在医院里采访不太可能。
主持人：我另外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也看到有报导说北京在禁止四川的猪肉进京，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就保护这个北京、香港，那其他地方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你们是怎么看的？
韦实：因为中南海在北京嘛！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一贯的。对于萨斯也好，对于猪链球菌也好，最对中国人负责任的是什么？事实上是调查，采取最好的办法保护人的生命。如果把这个事情遮掩起来，想要这个事情了了过去，甚至说我们已经控制了，但是另一手又对一些比如香港、北京，一个是很敏感，容易被别人抨击，另一个是党的领导人都在中南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并没有把四川当地或者整个中国平民的生命看的很重要，因为四川人很多也是当地养猪的农户，在政权或者在政治的天平上砝码相对是很轻很轻的，那么也是表达出了这么一种很典型的一个做法。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人命不是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那如果从公共卫生这个角度来看，如果遇到这样一种紧急的疫症，你觉得政府方面卫生部门应该是怎么样来警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我们的两位医生怎么看？
王文怡：韦实提到的信息的透明度是最关键的，在流行病的控制上；其次就是我提到的那一点，就是一定要识别到底是什么病原，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就是把病人的体液、血标本提供给各个实验室，包括一些世界上权威的，WHO，还有像美国的CDC，传染病的控制中心，这样来做就是比较准确的办法和比较科学的办法；其次就是要真正的来了解这个流行病发生的特点，那应该是徐医生说了，他的内行了，从临床上、症状上，还是让徐医生说。
徐建超：我很同意王医生说的，我想在四川流行的这个流行病，我们有很多知识我们不清楚，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就引起很多恐慌。我们现在科学也很发达了，营养科技也很发达了，做一些细菌培养，简单的DNA测试、RNA测试都是很快的，而且一般的医院都能做，这个要是他们能够体认一些基本的知识，做一些实验，我想他们已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告诉大家、告诉别的医药专家，这样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到底是猪链球菌还到底是别的类型？从我看到的类型来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下结论这不是典型的猪链球菌的感染，在这种不知道是什么病原体的情况之下，我想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说流行病的法宝－－隔离、隔离、再隔离。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