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3日讯】1949年之后，严重的暴力充斥于中国，从土地改革开始，中间历经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文化大革命，“6． 4”事件，直到最近的镇压法轮功，在这些政治运动中，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共产党的敌人多到难以统计，有的人死了，有的人伤了，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人长期受到歧视。中国并非唯一的共产党国家，可是像中国这样大规模迫害被统治者的现象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也是比较少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57年的历史中选取两个片段，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打人和土改中杀地主，透过这两个片段我们可以知道暴力是否存在，暴力严重到什么程度，以及那么严重的暴力为什么会发生？如果社会上暴力确实发生过，那么道德的发育自然就会受到暴力的负面影响。最后我们自然会发现，为了使道德状况得以改善人们首先应该做什么。
一、
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制造了多起打人事件，许多人在这些事件中死亡，根据文化大革命史专家王友琴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史实：
◆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所在 中学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五天以后，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卞仲 耘，打伤了其他一批教职员。
◆卞仲耘去世四天以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声称“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 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卞仲耘去世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 会，会见100万红卫兵。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 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 对宋的名字发表评论：“要武 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8月18日红卫兵集会之后，红卫兵暴力迅速升级扩大。在北京各中 学甚至小学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职员。这种暴力杀戮严 重到难以想像的程度。在王友琴调查过的北京的七所女子中学里 面，在8月下旬，有两名教员和三名校长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还 至少有两名教员和一名校工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在北京市中 心的一所小学“宽街小学”，小学生在8月27日一天里打死了校长 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两天以后死 亡。◆除了学校的教职员，红卫兵学生还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 半个月里，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打死。同时，有十万人口被扫地出 门驱逐出北京。
王友琴认为，毛泽东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掌握了以下证据：
◆在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 性“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 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就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 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 况。
◆1966年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 光苔也同时被关在学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亲通过特殊关系递信 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释放了董光苔一个 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劳改队”里继续遭 到红卫兵的殴打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逐日向上书面报告 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在文革时代，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 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 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 了表彰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 项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在那样 的 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 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红卫兵杀戮发生之后，毛泽东自己也对此作过描述。1970年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请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国庆典礼，然后住在 北京近两个月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和他谈 话五个小时。在中国官方正式印发的谈话记录中，毛说：对于大学 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王友琴认为，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建立在毛泽东的一个想 法之上的，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了林彪，毛泽 东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随后发出的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 里，毛制定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攻击部署。就这样，在1966年夏 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1950年代的“地 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制定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攻击部署，随后他通过中共中央的文件和自己的言谈，使身处下层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知道了上层对于北京的一些学生殴打教师是支持的，上述举动很容易把全国的学生们带入殴打教师的行列中。王友琴十多年来查访了全中国几百所学校，没有发现一个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殴打侮辱折磨老师，也没有发现一个校长没有遭到野蛮“斗争”。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导演下，学生们勇敢地对昔日高高在上的教师和校长们施加了暴力。这让我想起了今天的黑社会老大对待刚入伙的新人的做法。1998年10月，系列抢劫、杀人案的制造者张君为了让陈世清、赵正洪“沾血”入伙，提出让他们杀死一人。一天，长沙县白沙乡金华村年仅19岁的村民王志刚正在长沙劳务市场寻找工作。张君以招工为名，将其骗至汉寿县一山上，逼迫初出校门的王志刚脱光衣服，陈世清、赵正洪用绳子将其手脚捆住后，几个人合伙将其折磨至死。〔２〕
毛泽东暗中鼓励学生殴打教师和张君让刚入伙的新人“沾血”，这两件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君让新人“沾血”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张君日后可以以此来要挟新人。如果新人不死心塌地地跟随张君，他就可以用举报新人曾杀过人来要挟新人，使新人绝对地服从自己。（2）“沾血”作为一次演习可以使新人的胆量变大。在加入犯罪团伙之前，这些新人都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没有犯罪的经历，如果突然让他们做一些极端血腥的事情，他们往往不敢下手；如果让他们在正式从事犯罪活动之前，先练习一下杀人，这将有助于他们在参与正式的犯罪活动时能有效地完成任务。文化大革命时，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做了许多事情，运动初期他们参与了对学校教师的迫害；然后又参加了批斗各地官员的活动、参与夺权；最后又参加了武斗，操持起枪炮跟反对自己的人大打出手。如此看来，在运动的初期训练一下学生们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在批斗教师的活动中把他们训练得胆大、敢下手，他们在后来的批斗官员和武斗的过程中就可能因为没有经验而手足无措。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想让学生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他就可能有一个训练他们的计划，使他们胆量变大，进而能适应更艰钜的任务。无论毛泽东有没有那种训练学生的想法，实际上学生们批斗、殴打教师和学校的领导人已经成为一场演习，这样的演习使学生们在文革中、后期的各种活动中成为政治狂人。
一个强大的国家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来迫害被统治者，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以为这是小题大做，其实共产党这样做有他的理由，共产党建政后将一部分被统治者划为阶级敌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阶级敌人总是受到迫害，在下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共产党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阶级敌人团体，并对他们严加看管。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这些暴力事件使许多人被杀、自杀，因此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暴力活动。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后，还有一些与文化大革命相类似的暴力活动发生过，比如土改运动。土改运动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剥夺农村中富裕人家的土地和财产的政治斗争。在土改期间，许多农村里的富人被杀害，这样的杀害为什么会发生？
陈沅森在《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说：“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３〕陈沅森认为“抗美援朝”是导致土改更加深入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抗美援朝”是导致土改更加深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位参加过土改的干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证实了前面的说法，他写道：“1950年底，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第二次土改工作会议，总的精神是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封建势力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要防止和纠正和平分田的倾向。据此，在我以后参与的崇德县城关区城郊乡和嘉善县干窑区虹塘乡的土改中，对充分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开展面对面斗争的力度大为加强。”〔４〕
牧惠在《谈谈广东土改》中披露的史实也可以证明，中、美交战，中方急需物质是导致土改更加深入的重要原因。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就土改电复叶剑英时说：“1月18日综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很大，可照你们的各项计划去做。”1951年11月初，毛泽东忽然批评广东土改进度太慢：全国有3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福建和广西这两个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于是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增派大批干部南下广东搞土改，并从广西调陶铸担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负责广东土改运动。〔５〕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日期，1951年1月22日，中、美交战刚刚开始，这时毛泽东可以容忍广东土改的缓慢，所以才给叶剑英发了那样一个口气和缓的电报。1951年11月初，朝鲜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这时毛就着急了。
美军的力量太强大了，跟这样的对手作战，需要巨大的物质支撑，因此中国在朝鲜跟美国打仗是土改运动升级的最大的原因。共产党在土改运动中获得了多少物质？与此有关的数字并不容易找到，现在我们只能看见局部地区的数字，好在我们可以从这些数字中推测出共产党在土改运动中总共获得了多少物质。我们还可以从这些数字中体会到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1951年5月9日）一文中说：“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去年7月着手准备，11月全面展开，到今年4月中旬为止，已在208个县、七个市郊，6,660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只有云南大部，贵州20个县，川西、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或不应进行，云南200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运动规模较大，斗争异常剧烈。预计全区可得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的果实77亿斤米，已经到手的约65亿斤米（实际上要多），其中又以川东可得25亿斤已得约22亿斤为最多，川西可得15亿斤已得12亿斤次之。”〔６〕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西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预计可以从地主手里得到77亿斤米，那么西南地区的地主人数是多少？知道了地主的人数我们可以知道每个地主都损失了多少粮食。对于西南地区地主的人数我们现在只能推测，这个推测是建立在毛泽东的一个说法之上的，毛是这样说的：“在国民党统治的农村中，贫农、雇农及其他无地少地农民约占70%，中农约占20%，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约占10%”。〔７〕如果西南地区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约占10%，那么这里的地主等剥削分子的实际数量大概是前面邓文提到的参加土改的6,660余万人的10%，即666万人；西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预计可以从地主手里得到77亿斤米，每个地主失去的粮食大概就是1,156斤。共产党有一个习惯，这就是他们总是夸大敌人的数量，所以毛泽东所说的地主占总人口的10%可能也是一个夸大的说法，如果毛泽东真的夸大了，那么地主的数量可能比这里推测出来的还要少，这就意味着地主损失的粮食数量可能更多。
一个农户如果一下子被人抢去了一千多斤粮食，这对于这个农户来说就是遭受了灭顶之灾；俗话说，狗急了还要跳墙，共产党拿走了地主的粮食，地主能不反抗？前面提到的参加土改的干部在他的文章里说：“向地主阶级开展面对面斗争的力度大为加强。”邓小平也说：“这个运动规模较大，斗争异常剧烈。”。可见，地主的反抗应该是存在的。共产党需要粮食，地主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出现了矛盾，按照共产党惯常的做法，对于这样的矛盾只能以武力来解决。
《文史精华》（2004年10月）刊载了一篇文章《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该文使人们窥见了只要是遇到了反抗，土改的主持者马上会用暴力来消灭反抗。1946年晋绥解放区土改刚开始还比较正常，100万人口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400多万亩土地。到复查阶段，晋绥分局派工作队到木栏村搞试点。该村没有地主，分局领导说，划成分不能专看土地，还要看政治表现，看摊子大小，看祖父、父亲是否有过剥削行为，即使破了产，也可以划破产地主和破产富农嘛。工作队根据这个精神，采取查三代的办法：农民中凡是父亲祖父有过剥削行为的，哪怕他本人是长工，也划地主富农。还到野外看农民的祖坟，凡是祖坟有围墙或石碑的，后代就划地主富农。贫农张守万从小揽活受苦，1942年入党，后来任村支书，工作组查三代时发现他家祖坟有三块石碑，就划他破产地主，开除党籍，撤消职务，进行批斗。就这样，工作组在这个本来没有地主、富农的村里划出四户地主、四户破产地主、四户富农，共占总户数30%。对地富要批斗，这些“地富”没有多少剥削行为，激不起阶级仇恨，群众斗争不积极。工作队就带几个二流子去挖浮财，共挖出了220块大洋。贫农张拖喜兄弟多年辛勤劳动，农闲时买豆腐，积累的200块钱被挖去。张以前曾和别人打过架，挖浮财时又骂人，得罪了积极分子，于是就定张为恶霸分子，关起来，全家扫地出门。工作队挖出了“恶霸地主”，分局给予表扬，并鼓励他们扩大战果。工作队就组织村里贫雇农积极分子把张拖喜兄弟捆绑在木桩上，叫大家控诉。村民知道他兄弟没有血债，连和张拖喜打过架的农民也承认打架是自己的过错，可是工作队说群众觉悟低，跟恶霸地主划不清界线。就决定找两个积极分子枪毙张氏兄弟。群众大吃一惊，向工作队求情。一个工作队员站起来说：“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张家兄弟就这样被两个“积极分子”当场枪毙了。
战争需要粮食，当粮食的所有者不愿意给出自己的粮食的时候，掌握着枪杆子的需要粮食的人自然会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中说：“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关于镇反问题已作了几次报告，最近情形，周兴同志到京面陈。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做得很对，但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我们已告各地注意克服。”邓小平的这个报告向我们透露了，在土改的过程中，暴力确实存在，他说，“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这仿佛在说下面的执行土改政策的人愿意使用暴力。熟悉共产党日常运作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的高层经常给他们的下级下达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中包含着具体的指标，这是强制性的、必须要完成的，在这些指标的压迫下，下级执行任务的人就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完成任务，使用暴力就这样成为他们的选择。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在文件里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提醒下级不要做过头的事情，如果上级不给下级下达必须完成的任务，下级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会走极端吗？
一支白手起家的军队依靠强征民间的财富来维持自己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依靠刀枪剑戟作战的军队需要的物质会少一些，依靠依靠枪炮和机械化装备作战的军队需要的物质则非常多。共产党的军队征战沙场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是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这时共产党军队也大量使用重型武器，再加上共产党军队的军人有数百万之多，所以这支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质。在国共战争时期，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地区，但是这些地区多是物产不太丰富的华北、西北的部分地区，共产党在东北是1948年以后才站稳脚跟的，因此共产党的军队依靠屯垦和正常的征税是无法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强征，即在土改运动中剥夺农村中富裕人家的财产。进入20世纪，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军队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与这样的军队相比，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就显得渺小，为了弥补这个弱点，共产党军队常常采用人海战术，再加上共产党军队也要添置一些重武器，所以共产党军队就要消耗非常多的物质，共产党强征物质给民间造成的伤害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支白手起家的军队。国共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的军队立刻又和美国军队在朝鲜交火，这场战争需要的物质要超过国共战争需要的物质，因此民间的付出只能增加不会减少。
过度地征用民众的物质会遭到他们的抵抗，这就促使征集物质的人动用强硬的手段来排除干扰，于是农村就发生了杀地主的现象。令人震惊的还不止这些，一些农民并没有很多土地，但是他们也被归集到地主的队伍里，他们仅有的一点点财产也被发动土改的人剥夺了。这是为什么？是基层领导土改的共产党干部头脑发热吗？事情也许不这么简单，前文已经说过，战争需要大量的物质，只征收地主的物质可能满足不了需要，这时候就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征集物质，于是就要制造新的地主。有的人认为土改就是为了平均分配土地，忽略了土改中的重要目标是为军队征集物质，所以他们不理解土改中为什么会有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将不是地主的人划为地主，杀了一些看起来很冤枉的人。梦星在《实事求是看土改》中说：“中国的革命，是农民的革命，发动农民搞暴动，是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否定土革、土改，等于否定中国革命。在革命过程中，使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已经取得政权并已建立人民政府之后，是否还需要使用暴力，这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逆取顺守’是统治者的起码知识。’改革’是政府的职能工作，是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如机构改革、币制改革、文字改革、殡葬改革，根本不需要诉诸武力。1951年，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威望，比天还高，如果首先进行 ‘耕者有其田’的宣传教育，然后颁布法令，将农村中土地重新分配，以满足农民的需要。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不存在，地主绝无反抗能力，重新分配土地是不会遇到阻力的。为了保险，还可以在法令中说明：如有破坏土改的行动，将给予惩罚，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地开展分配了。那时的地主，知道大势已去，但求活命，还能怎样呢？进行土改，易如反掌。”
土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耕者有其田’呢？好像也不是。前述康生所为，把许多无地的贫农也划为地主，那就不是为了分他们的土地。再说，土改后四年，搞合作化，土地都收归集体，原来贫农所有的少量土地，也没有了，’耕者’更加 ‘无其田’了。从以上两点看，说土改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有段时期，人们常说’土改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合作化是天堂’，也是言过其实。众所周知，安徽凤阳小岗村带头搞的’冒死改革’才真正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进入天堂也有点可能性了。那天堂就是农业的现代化、专业化和商品化，而不是苏联模式的集体化。
“那么，当年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冤杀那么多地主和农民，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８〕
梦星是围绕着分配土地来考虑为什么会冤杀那么多地主和农民？正如梦星所言，为了分配土地，似乎不应该杀那么多人。这就意味着杀人是另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要征用大量的物质来供养军人、为共产党服务的地方干部，以及满足军事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抵抗，所以就发生了各种杀人事件。一个统治集团杀敌人也许还不会受到舆论的批评，如果他们杀被自己统治的人，这是违背常识的，一个统治者即使是很无能大概也不会轻易地做这样的事情。共产党在战争期间被迫做了杀被统治者的事情，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会因此背上心理包袱，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害怕报复。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再提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其实这就是对国内外敌人以及潜在敌人的防范，中国人不信基督，没有爱以及宽容的精神，所以报复是中国人遭受委屈之后的第一选择，毛泽东对此是清楚的。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人们在防范暴力的时候首先选择的是暴力，他们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自卫。共产党在总结雷锋精神的时候说，“对待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残酷地对待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他们这样做看起来是进攻，其实将这种行为命名为自卫可能更贴切。
毛泽东时代有一个政治词汇，地富反坏右，这个词是对主要阶级敌人的归纳，“地”指的是地主，“富”指的是农村的富农，“反”指的是反革命分子，“坏”指的是坏分子，“右”指的是右派分子。在毛泽东的眼里，上述人物是重点被打击和防范的对象；很多知识份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毛泽东还认为知识份子不同情劳动人民，因此知识份子被毛泽东定义为剥削阶级的附庸，他们也成了被打击和防范的对象；毛泽东还认为党内有剥削阶级的代理人，所以一些共产党的官员也会成为被打击和防范的对象。地富反坏右、知识份子和党内的剥削阶级的代理人是毛泽东心目中的阶级敌人，在这个群体中，地主和富农是核心，其他人是依附于核心的外围力量。打击、防范地主和富农是为了让他们丧失反抗的力量，打击、防范地主和富农的外围力量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从1949年到1976年，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就是地富反坏右、知识份子和党内的剥削阶级的代理人。
三、
共产党刚起家的时候，他们是用暴力来对付他们的敌人；临近建国以及建国以后，由于两场战争的需要，他们为了征集用于战争的物质而得罪了乡村的一部分人，为了消除这部分人的反抗，他们对被统治者采取了暴力，为了防止这部分人反抗，他们后来对被统治者依然采取暴力；在1957年反右、1966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始终用暴力来对付那些他们眼中的阶级敌人，这样一来，在战争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就在战争结束以后留下来了，对付敌对阵营的手段成了对付自己阵营中被统治者的工具，暴力泛滥是中国的一大景观。暴力泛滥危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政治形势一发生变化，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的关系就趋于恶化，随后就很可能发生言语冲突和肢体冲突。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革命的儿子能去迫害自己的反革命的爸爸，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说断就断，其他人之间的爱还能维系住吗？现在，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戚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同事之间的、同乡之间的坑蒙拐骗并不少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不堪，爱成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概念。现在人们谈论的爱大多局限在两性之间，哥哥爱妹妹、或者妹妹爱哥哥随着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充斥于都市乡村，离开了这种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爱，我们似乎很难见到别样的爱了。
1990年代以后，所谓的道德规范对于许多人已经失去了约束的作用，这种现象使现在的当政者十分为难，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胡锦涛不久前又提出一个“八荣八耻”的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标准，然后共产党的各个部门纷纷发出号召，要求人们不要做可耻的八件事，实际上这样的道德要求对人们起不到约束的作用。刚才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过后，这样的局面就形成了。近20年来，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不惜抛弃所有的道德约束，大地上到处都是没有廉耻感的行尸走肉，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的人们更不会去爱他人了。一个人不能爱别人，他就不会在危害了别人之后感到羞耻，一个塞尔维亚男人在强奸了波黑女人之后会感到羞耻吗？这个男人的同道会觉得他是英雄，他自己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塞尔维亚人和波黑人之间没有爱，有的是仇恨。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道德高尚的君子，我们就需要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不是充当一个教师爷，告诉别人什么是荣耀，什么是可耻。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尊重另一个人，他就不会对别人胡来，他就知道对别人做什么是光荣的，做什么是可耻的。如果一个社会是正常的，那么一个人在少年儿童时期就会建立起荣辱感，当一个人年龄比较大了以后，还要提醒他什么是荣耀的、什么是可耻的，这个社会大概就是不正常的。
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现实缺乏爱，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干扰破坏了爱的生成。暴力对爱的破坏最大，在中国，一个人遇到了暴力侵犯，他就会仇视侵犯他的人，这一对侵犯者和被侵犯者之间的爱就荡然无存了。一种暴力引发的另一个不良状况是，被暴力侵犯的人也学会了用暴力侵犯其他人。一种暴力引发的第三个不良状况是，旁观暴力侵犯的人也学会了暴力侵犯。在一个群体里，群体成员之间一旦出现了暴力，这种暴力就会蔓延开，热衷于使用暴力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为了战争，共产党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来榨取农村的财富，榨取财富的事情发生以后，共产党就得罪了农村里的能人，由于担心他们会报复自己，共产党自然就要防范他们。没有了那样的戒心，共产党也许就不会对一些被统治者施加骇人听闻的暴力，当然共产党也不会像高僧那样仁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共产党对被统治者施加了暴力，这种暴力也不会像土改、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的暴力那样严重。个人认为，共产党对一些被统治者施加特别严重的暴力是为了战争，为了战争他们不得不抢，为了抢的顺利他们不得不杀，为了防止被镇压的阶层报复他们就要继续对他们施加暴力。于是对被统治者施加暴力就成了共产党的一个习惯，这种习惯他们至今没改。改一个习惯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人、为了国家，作为执政者必须要改正滥施暴力的习惯。共产党不经历那两场技术含量高的战争，共产党就不会对被统治者施加极端暴力，所以对被统治者施加极端暴力并不是一个必然选择，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此看来，放弃滥施极端暴力的习惯是可行的，不放弃滥施暴力的习惯倒显得不正常了。当政者不放弃滥施暴力的习惯，爱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暴力是共产党放出来的，现在是收回暴力的时候了。
【附注】
１、 王友琴：《受难者和暴君》（2006修正版）
２、 梁朗然：《张君案检讨》见《南方周末》2001.4.19
３、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315
４、 http://www.zj60.com/gb/node2/node213821/node213827/node215712/userobject15ai4009943.html
５、 http://www.taosl.net/wcg/wg061.htm
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７、《毛泽东文集》第五卷８、http://www.bu5.net/bu05/yuedupwx.asp?articleid=26783
——-原载《民主论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