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9日讯】编者按：本文重点介绍了三月间一个官方的内部座谈会上的几则发言。这些发言多少接触到邓小平式改革（坚持一党专政，搞有限的市场经济）已经走进死胡同的问题。连这些学者兼官员（或官员兼学者）都感到此路不通了，但又不敢直讲出一党专政非改不可，所以只能拐弯抹角，但毕竟表现了一点新的动向。
一个官方的内部座谈会
三月四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部分学者和官员举行了一次“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副会长迟福林、秘书长石小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及各方面学者贺卫方、李曙光、张曙光、孙立平、张维迎、张春霖、李罗力、张晓山、谢平、杨启先、陆学艺、李雨时、王晓鲁、王德培、张路雄、杨东平等参加了座谈会。由于这是一次“内部会议”，这些学者和官员比较大胆地谈了一些中国的实际问题，主要有：跛足改革、老百姓权力贫困、国家权力架构的混乱、改革的领导者的盲点、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民主宪政和新闻自由、农民土地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
座谈会的参加者都有双重身份，即学者官员一身二任，所不同的是有的官员身份重于学者，有的则学者身份重于官员，在当今中国政坛上，他们扮演着幕僚的角色。这些所谓的主流学者大多来自官方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名牌大学，也有少数来自民间研究机构和地方政府。与会者大多是经济学者，也有少数社会学者和法学学者，但没有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从思想倾向看，官员和经济学者基本上都谈经济问题，即使偶尔谈到政治问题，也只是以打擦边球的方式蜻蜓点水似地点一下，并且不触及实质问题，这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学者一贯胆小怕事的作风。这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一句话最为典型。他说：“我发现今天讲话容易出问题，好在我们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社会学者和法学学者谈到了政治改革问题，尤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讲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这次会议带来了值得一提的价值。遗憾的是，会议主持人没能让贺先生多讲。尽管如此，在中国目前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中，也算是一团死水中的微澜。
海外一些网站把这次座谈会称为《学者官员密会，倡多党制》，这是抬高了这次会议，因为共产党的御用学者还没有大胆到这种程度。“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是贺卫方提出来的。他说他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说中国应该朝台湾这个方向走。但这只是贺卫方一个人提出来，没人和他讨论，而且大家都很恐惧，所以贺卫方提了一下就不提了。
对改革的反思
举行这个座谈会的背景是对改革形势的判断，因为当前理论界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二００五年原来被称为胡锦涛的“改革年”，最后却变成了“改革反思年”。与会者有这样一个共识：“二００五年整个的改革一些大的举动是乏善可陈的”。“跛足改革”也是大家的共识，贺卫方和张曙光都称它为“单边突进的改革”。大家都认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对于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学者和法学学者的理解是不同的。经济学者的主张是对现行框架的修修补补，而法学学者则有主张“推倒重建”的意思。贺卫方说，改革过程中，如果不是立体交叉，多条腿同时推进的话，这样的改革会有非常大的问题，许多国家的大革命发生崩盘，不是因为不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静。他说，我国权力架构严重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整个权力架构是反宪政的，这个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他说，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律上没有权利资格，它行使的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我国人大不是一个议会，它本身是反议会性质的。他认为“十六大”政治架构很严重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是司法越来越不独立。最近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强化，我们的司法体系现在正在稳步地下降，司法的地位正在稳步地下降。
老百姓陷于权力贫困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张维迎、樊纲等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他反对“十一五”规划这样的搞法。“十一五”规划，严格说还是在传统的改革思维框架下的规划，是一种政策宣言。他还提出了老百姓权力贫困这样一个说法。他说目前老百姓在利益表达上不是以物质利益为主要诉求，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贫困。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二万起，去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三千万起，增加了五百倍，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不稳定也增加了五百倍。上访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而这样的表达的渠道又非常不畅，这就是老百姓权力的贫困。他说，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的老百姓权力贫困的现象和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我们是靠领导批示，政府的市长、省长到中央总理的批示，个案的解决权力的贫困问题，用传统的行政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行不通了，要建立新的维权渠道。
李曙光认为改革的领导者的盲点是目前改革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目前的机制可以说是在政府各部门权力争夺上。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不清晰，整个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际不明晰。各个部门的利益冲突，最后汇总到总理那里去，一个总理面对这么多的部门的卡位和部门权力争夺，就没有办法做。所以，要建立新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平台，这就需要加强对议会机构的重视，最终要落实到民主政治上。
用专制统治搞市场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毛泽东留下了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这两个遗产是我们的基础，谁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改革二十多年，在坚持另一个遗产的情况下解决贫困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不牢，腰杆不硬，我们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现在看来，改革单边独进，一个遗产现在还是在继承另一个遗产。有海外学者说中国是非市场、非民主、非议会的国家，但他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是市场化的，经济上的很多的自由度比人家好多了。世界上凡是有市场经济，不一定有政治民主，但是，有政治民主必然是市场经济。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不成功的，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贺卫方补充说是通奸──笔者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
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改革的争论实际上是基于利益衡突、利益关系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他认为二十多年改革带来的后果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和下层相当对立，而且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下层来越民粹化。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的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就像节日一样。一个国家由平均主义国家成为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没有过。现在是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使中国在短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也就是权力和市场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在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权力和市场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但老百姓却被它们害苦了。
笔者在这里引述了两个“曙光”主要观点，由衷地希望这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能为中国政治改革带来一丝曙光。
转自《争鸣》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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