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特稿)美国国会委任的跨党派“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在美国政坛掀起一阵波澜，尤其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期中选举共和党挫败之后，更使白宫难以招架，学者、智库的反应多少反映媒体之外，美国主流社会对布希现行中东政策的论点。
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以“清醒的”（sober）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诚实”（refreshinglyhonest）来形容这份重量级报告。
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的哈斯说，报告清楚代表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再定位，未来更需要采行多边主义，甚至着重在外交手段与两党合作上。
面对白宫的对抗态度，哈斯认为，目前无法明确知道采取报告哪些建议将会使美国中东政策得以成功，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建议案确实提供布希政府现存得以突破困难，获得进展的最佳机会”。
不过，对于召开国际会议或美国应与伊朗和叙利亚建立正面关系，费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FPRI）资深研究员托赞斯基（Edward A. Turzanski）倒是抱持保留态度。他说，伊拉克人并不会乐意接受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伊拉克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而且美国要如何说服叙利亚或伊朗出面帮助，又能保证美国不必付出太大的成本，仍是一大疑虑。
长期研究中东事务的哈斯也认为，若要召开国际会议，不可能、也不能由美国主导，可以研究由伊拉克政府出面或由联合国居中协调。
但相对于许多人不看好召开国际会议，哈斯倒是建议各方不妨一试，努力试图借此打开僵局，不要排除任何改善情况的可能性。他还指出，此举可让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扮演更具助益的角色，也可解决埃及、沙乌地阿拉伯及约旦等国逊尼派领袖的政治前途问题。
另一方面，费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会长希尔曼（Harvey Sicherman）也对藉由联合国通过决议案协助拯救伊拉克人民，感到悲观。他说，不要讲国际社会的援助，就连寻求盟友的支持都有困难。
曾任英国国防部顾问的FPRI资深研究员加斐德（Andrew Garfield）虽然支持美国与伊拉克境内各派领袖会谈（除了盖达组织之外），让财富重新分配、叙利亚社会党得以重整并资助伊拉克重建，但他不讳言指出，贝克、韩密尔顿报告成功的概率不高，主要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式微，加上国际和解难以突破。
加斐德还提醒说，从现在到二零零八年开始撤军，还有一段时间，外界忽略未来一、两年可能面临美国逐渐失去在伊拉克主要省分的掌控力，以及境内日益增加的攻击及分离派系争斗问题。他并质疑报告内容对伊拉克军警能否执行安全的能力过于乐观。
希尔曼明白指出，这份报告对美国及伊拉克都十分重要，特别在伊拉克情势日益恶化加上共和党在美国期中选举挫败之后，凸显美国急需两党寻求共识，找出新的策略，而报告内容与期中选举结果一致，也就是美军须自伊拉克撤离。
希尔曼同时点出伊拉克目前面临的三方矛盾与困境。首先，什叶派教徒和库德族不会接受新的逊尼派教徒专政；其次是逊尼派和库德族不会接受什叶派教徒建立的伊斯兰教共和国；最后是什叶派教徒和逊尼派也不会接受伊拉克库德族走向独立建国。如此复杂的环境让伊拉克问题更难解。
他认为，报告内容忽略所谓平衡支柱。因此若美军自伊国撤军，在各方都可能交战下，所谓政治协商或妥协更显得不可能。反倒是扩大美军在伊拉克的角色，才能平衡上述三大矛盾。
相对布希团队反对订定自伊拉克撤军时间表，哈斯分析指出，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淖，伊朗是最大获利者，但美国若真的从伊拉克撤离，将导致伊拉克内部动乱不断，也将引爆大规模难民潮。因此他认为伊拉克邻国伊朗不会不为未来打算而放弃与美国合作。
哈斯也提醒，若伊拉克自身无法推动国际和解，无法自治或在军事武力上有大进展，美国不可能继续待在伊拉克，说不定也是一种替美军撤退铺路的方式。其次，若能顺利召开国际会议，而且与所谓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及叙利亚交往，朝多边主义前进，并凝聚两党共识，这份报告将促使美国外交政策重新定位。
希尔曼则说，若无法维持到二零零八年为止的伊拉克境内各方平衡问题，为了撤退而撤退，根本毫无价值。若报告在资源较为丰富的二零零四年间提出来，效果将更显着，而在二零零七年初的军事报告暨建议出炉后，布希总统或伊拉克研究小组成员都将无法回避，必须做出下一步的抉择。
历经越战、韩战、一九九零年代初期的波湾之役，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地位，并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一直受到各方质疑与批评，而过去一、二十年美国的中东政策更主宰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显然“贝克、韩密尔顿委员会”报告让走到十字路口的美国外交政策，得以暂时停看听，思考未来新思维、新作法。
诚如哈斯所言，伊拉克研究报告代表美国重返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代表一种美国如何在有限目标下运作的对外政策。报告也直接诉求美国需要转型，一切回归谦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