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建议：史书除秦记外皆烧；非博士官所管，天下所私藏的《诗》、《书》、百家语皆烧；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妖言诽谤者灭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
秦始皇批了个“可”字，便结束了中国开明专制的历史，进入了独裁专制的时代，在此以前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立刻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公元前 140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一道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中国宗教神学一统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随着封建制度从名义上结束，三民主义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思想。
文学虽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但很少有人玩弄不涉社会，不表达作家思想观点的纯艺术。在开明专制时代，由于学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文学创作也跟着一起自由，一些统治者还将文学作品作为他们了解民情的途径。据文献记载，还有专门从民间采集诗歌的人，将搜集到的诗歌逐级往上报，供统治者施政时参考。自从进入独裁专制时代后，文学创作就失去了它往日的自由，其宽严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德性。清朝灭亡后，文学有过一段辉煌期，但好景随着中共的掌权而结束。
中共当政后，对文学创作的控制与封建君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为止，像毛泽东那样严酷禁锢学术、思想、言论自由，还不厌其烦地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在中共制造的红色恐怖中，文学成为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就成为中共权力范围内文艺界的创作指南。归纳这篇讲话的旨意就是：文艺应为统治者服务，按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我还没有发现古代的帝王们针对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明文规定，这是十足的恶霸行为。
一些靠文字换取功名利禄的御用文艺理论家，奉承毛泽东的文学“为我所用”的旨意，还搞了一套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用以“指导”文学创作，叫国人树立起为无产阶级服务、说穿了就是为毛泽东思想服务的文学观。在中国，因为只允许一种文学观存在，所以，硬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也好，批判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也好，总之，青红皂白只能由他们摇唇鼓舌去，反正旁人也没反驳的地方。
每一个稍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从五十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学无时不刻围绕着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转圈子，只许唱颂歌，只许粉饰太平，只许描写阶级斗争，就连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品也不能写。这种过分要求文学为一种思想服务的作法，是一种置文学自身特性于不顾的自私行为，不仅严重摧残了文学，也扼杀了作者的创作灵性，使这段时期的文学一无是处。
现行的文艺政策，不仅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也压抑著作家的创作灵性。被中共豢养着的那帮以文学为工具去邀功谋禄的马屁作家，他们在创作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创作意愿，而是思想内容是否通得过审查。这种创作心态，想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惠特曼、曹雪芹诸辈是不曾有的。在这种文艺政策的钳制下，要想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的作家久经政治风浪，因而政治嗅觉灵敏得过敏。几年前某省一份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的一位编辑问我：“你常看报刊上有关文学的文章吗？”我如实相告难得看那些东西。他用略带揶揄的口吻说：“你应该多看。我就常看，不然就吃不准写什么可以发表，写什么不可以发表。”“六‧四事件”过后不久，他向我要稿，我给了他几首诗，他见其中有一首诗是攻击“官倒”的，说：“现在风向变了，这不宜发表了。”那首诗不久在另一家诗刊发表，并未见有谁来找我和诗刊的麻烦。真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文学不是为了哪个政治团体、哪种思想、哪种主义、哪个人而诞生的，而是因为人类生活需要它而诞生的，可中共却将它据为己有，这是作家的不幸，文学的不幸，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邓小平上台后，把加在文学身上的政治枷锁放松了些许，但离开将文学从政治的囚笼里释放出来，完全恢复它昔日的自由，还遥遥无期，只能等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
大约写于1994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