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成都，父母是機關工作人員。六十到七十年代，我們居住的地方是當時有名的劉文彩的手槍連的舊址，房子全木建材優良，冬暖夏涼，佈局有格，給人一種舒雅庭院的感覺。庭院內住了七戶人家，人們貌似平靜，卻在生活裡苦苦掙扎，不時發洩著憤憤不平的無聲的怨氣，展現出扭曲的心靈。
記得有一天傍晚，我當時才上小學一年級，我拿著一份桌子上的人民日報在翻閱。由於當時剛剛發表毛澤東的一篇「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我隨口就讀了一句「水掉鍋頭是甚麼意思？是水掉到鍋頭了嗎？」我是想讓父母給我一個解釋，因為我並不懂何為是詞牌格律。身為共產黨的父母，一改平時對我和藹的態度，兩人怒髮衝冠，而且我父親臉紅脖子粗的對著我罵「這是毛主席的詩詞！你怎麼能隨便亂解釋呢？這是政治問題！要坐牢的！犯法的！」我嚇得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我也不知道怎麼就犯了這麼大個錯誤，感到十分委屈。又無人可以理解。其實我當時只是想有人給我解釋解釋這首詩的意思。沒想到就因為這樣，一向寵愛我的父母把我當階級敵人那樣批評。此後父母一直在不停的給我洗腦，講了很多他們機關單位裡的一些文人幹部們因評價或不小心惹上了口禍而招上的厄運，這一晚上我記得是一個初秋的晚上，門外的桑樹被風吹得嘩啦啦的響著。我卻感到好像是我在哭，共產黨領袖毛主席的一句詩被他們看得如此神聖。回想起當時父母指責我的態度一副要與我劃清界線斷絕親戚的感覺。至今讓我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知道他們是出於好心，怕全家因此招來牢獄之災）由此讓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紅衛兵小將公開批鬥自己親生父母的情景，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屆運動中，使人們瘋狂到沒有人性，夫妻反目為仇，父子相鬥，都是為了表現自己是跟毛主席站在一起的。是革命的一員，這些滅絕人性的運動，是歷史上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這使我想起《九評》上曾經說過（原話記不清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是滅絕人性的，使得善良的人們不得不做出滅絕人性的事情。」
當時，父母機關組織所有的機關人員及其家屬參觀「四川大地主」軍閥劉文彩的泥塑收租院和水牢，我至今記得那個地方在四川大邑縣。我那時才五六歲左右，大家坐在幾個巴士上一起開到那裡去，講解員義憤填膺的講述著地主是如何叫佃農收租的，並且逼死那些不交租的人，隨後我們去參觀水牢，一個黑洞望過去只看到水。陰森恐怖，回家後我心情非常難過，多年以後當我長大成人無意當中在單位上認識了一位曾經在大邑縣居住的老師，他告訴我那些水牢是解放後修的。原本大邑縣並沒有水牢，而且他還告訴我就是當時一些出來揭發劉文彩的人都是共產黨組織宣傳部請大邑縣的居民來扮演的，可是他們卻講的有神有色，催人淚下，讓我難過了好幾天。卻沒想到這些都是一場演的如此逼真的「真人秀」，來美國後，我一次無意當中在緬街的一個中文書店裡，看到一本劉文彩傳記，讓我大吃一驚，此書不僅證實了當年那個老師講的是正確的（作者我忘了，此書的作者以歷史學家講述了劉文彩和劉文輝的一生，他們都為抗戰做出了貢獻）這才使我感到《九評》中講述的共產黨的欺詐手段確實的「世界一絕，無人可比」這使我想到他們對法輪功的污蔑誹謗也一定也用盡了心思表演到位，因為那場經歷使我感到共產黨猶如一個品行不端的流氓，他走到哪裡對誰都會欺騙，因為這是他的本性。
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每一次這些魔頭們的死都使我有難以忘掉的經歷。記得周恩來去世時，父母親每晚忙到九、十點才回家，忙著到各地去掛大字報，做花圈，我們幾個兄妹就得餓到九十點鐘才能吃晚飯，另外毛澤東去世的時候班主任王老師對我們宣佈消息，全班多數人開始泣不成聲，我因當時流不出眼淚而感到有點與當時悲哀氣氛格格不入，為了不被人們誤會，我只好在桌子上把頭埋著不敢抬起來，我記得班上有位叫廖萍的同學可謂當時的哭泣領頭羊，但我卻怕被同學批鬥為對偉大領袖無感情，只好幻想著父母離家出走或離婚的情景，希望能由此擠出來幾滴眼淚，這一招果然有點管用，這一次終於沒有被扣上對“領袖無感情”的帽子。
一九八一年在我讀五年級的時候，父母的工作單位開始建設新的公寓樓，我們全家離開那個我居住四年的忠孝巷新三號，搬進了三房一廳的新公寓樓，據說是劉文彩的小老婆公館內，這給我解決了個晚上怕上公共廁所大問題，但是至今，這個優雅的七家人小庭院卻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一樣留在我心中。在我腦海裡那一間漂亮的小洋樓裡還住著當年留學日本而回國的總工程師以及被我父母隱瞞了七八年的他的妻子是日本人的李婆婆，仍然在我腦海裡。這位省級機關廳局總工程師李德全，早年留學日本，並娶了日本妻子，懷著一腔報國熱血回到了中國，遭遇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務鬱鬱終生，他的兒子與兒媳因此離婚，孫子李列是我童年時的夥伴之一，最後年紀輕輕就得上了憂鬱症，這裡有著講不盡的故事，而我至今才明白共產黨對他們的迫害延及三代。
我們的鄰居保衛科的王叔叔，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沒有笑臉的嚴肅好人，但是這樣一個溫順的幹部卻把他的唯一兒子吊在樹子上用粗大的麻繩鞭打，我父母及時趕到才免於他兒子遭到更嚴重的窒息，他包辦結婚的妻子在他面前不敢說半句“不”字，當王叔叔打他兒子的時候我突然感到這不是我心目中和藹可親的王叔叔，而是一人在發泄他內心多年的壓抑和不平，才會表現得如此歇斯底里，我現在回憶起來那是王叔叔長期被扭曲的心靈和無法向人傾訴的苦導致他那樣，而我的左鄰，是一位叫李宗白的工程師，文革剛剛結束恢復高考時，他把他的女兒李德林，一位漂亮而善良的姐姐整日關在小屋裡學習數理化，只有她上公共廁所才能見到她的身影。最後把他女兒逼成了神經衰弱失眠症，他的妻子楊老師因此而精神受到刺激，另外一家地主出生的譚阿姨因出生不好長期沒有工作，但她在我印象當中卻總是收拾的乾乾淨淨，整整潔潔，很有氣質的一個中年婦女。她平時跟院子裡任何人講話不敢多言，小心謹慎。確仍然不失她特有的小家碧玉的書卷氣息，是共產黨的家庭出生和階級劃分的政策，使這樣一個婦女和她的丈夫終日生活在戰戰兢兢之中。當我離開這七家人的小院庭住進嶄新的現代公寓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走進我童年生活過的這個地方，它使我看到在共產主義迫害下的人們貌似平靜，卻在生活裡苦苦掙扎和憤憤不平的無聲的怨氣和扭曲的心靈。以及每到夏天我們隔壁忠孝巷的老三號院的淒涼的二胡聲，都在聲聲不息的傾述著一個有才藝的報考音樂學院的學生因出生不達標而鬱鬱不得志的淒涼經歷，他的二胡聲蕩漾在夏天的傍晚，我用草席鋪在樓板上靜靜地坐在那聽著，這個哀戚的二胡聲傳神的訴說著在共產黨的制度下一個被扭曲和受傷心靈的哭泣。事隔多年，這個二胡聲仍然回蕩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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