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养父秘称汪道涵恩主
一九八九年六月，来自上海滩的江泽民在邓小平亲自指挥的北京戒严部队的严密保护下，以坦克开道，借机枪压阵，逼迫赵紫阳拱手让出总书记交椅，从此开始了中共政权“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时代，中南海的红墙便向汪道涵日夜敞开。
江泽民一九八五年在上海时，是从汪道涵手中接任的上海市长职务，海外报道文章曾经报道过此二人关系的非比寻常，但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他们之间曾经过的上下级和“新老交替”关系，对于二人如何成为忘年之交的细节，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鲜为人知。
无论是刘澜涛之于李鹏、还是李一民之于乔石，其间不过都是前辈提携后进的关系，用共产党的官式语言解释，即所谓的“上下级关系”。而汪道涵之于江泽民，在有所谓“上下级关系”之前，即已有多层的私人关系。
首先是同乡关系，查中共中央关于党内领导人物介绍，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其实，江苏扬州只是江泽民出生的地方，其祖籍也是安徽。江泽民祖父江石溪早年从安徽老家移居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在此地行医，先后生下七个子女，长子江世俊即江泽民的生身父亲，六子江上青即江泽民的义父。江上青仅比江泽民年长十五岁，少年时代分别在江苏南通和扬州中学读书，十六岁秘密加入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十七岁时因为参加学运曾被当地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干脆正式加入了共产党，二九年他考取了上海文艺大学文学系，成为当地中共地下党里有名的才子。
江上青的夫人名叫王者兰，上海人，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一九三五年她于江上青结婚后，只生两女，长女名江泽玲，次女江泽慧，按照当时的传统习惯，长兄江世俊便将自己次子江泽民过继给江上青为为子。当时江泽民还在读小学的年龄。也正是因为江家是安徽人，所以抗战爆发后，已经有近十年党龄的江上青在扬州地区从事了一段抗日救亡选活动后，即被派往安徽，从事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入国民党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身边，成为专署秘书长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内秘密职务则是中共“皖东北特派员”，下辖泗县、五河、嘉山等九个县。而此时根据江上青的要求，从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一批城市地下党员，则被充实到这些县里担任党政职务，其中就有为参加中共活动而毅然放弃学业汪道涵，则被江上青委任为他领导下的嘉山县委书记。同时，江上青又说服盛子谨，给了汪道涵一纸县长的委任状。一九三九年江上青战死之前，短短两年时间即把皖东北地区的地下和公开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本人再成为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抗战领袖人物，近几年有中共党史研究著作称江上青实际上是中共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评价如此之高，当然同他养子江泽民突然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有直接关系，但也不能否认江上青当年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功不可没的地方抗日领袖。
“烈士遗孤”倍加关照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岁，从到皖东北工作后，便对江上青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能力深为佩服，听到江上青战死的消息时，汪道涵曾难过地为江上青修建烈士墓，可见其昔日交往之深。
按照中国过去的封建传统，江泽民既然已经正式过继给本家叔叔，那么在继承祖业方面，他就不再从属自己生父那一支，而是过去的叔父江上青的唯一继承人，所以，江泽民之于江上青、王者兰夫妇，从法统上讲就是儿子与爹娘之间的关系，还不像李鹏之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样，仅仅是义子和养父之间的关系，更何况这个“养子”是否曾正式“册封”还是一段历史悬案。
所以，江泽民也从来为自己是中共“烈士遗孤”而自豪，中共方面的公开宣传材料也拼命强调这一点似乎是要以此彰头江泽民“红色接班人”的法统地位是与生俱来。
前几年，江泽慧被安排为中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外界有评论认为这完全是中共组织部领导人在拍江泽民马屁。其实，江泽慧之所以有如此政治荣誉，当然与江泽民本人是中共总书记不无关系，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江泽慧本是江上青的亲生女，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江泽慧仅此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组织部敢于这样安排，江泽民本人也要顾虑一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群众议论。
江泽民步入中南海后，海外关于江泽民身世的文章，只要提到王者兰的，几乎都将其说成是江泽民的生母，其实，江泽民的生母叫吴月卿，早已去世，而海外在报道江泽慧时，也往往都把江泽慧说成江泽民生父江世俊的女儿。许多曾经与江泽民的家庭有过走动的人，也都把长期被江泽民侍奉供养的王者兰老太太当成他的生母，所以也难怪海外报刊寡闻。
至于汪道涵，则出于对故去上级江上青的怀念和情谊，从五十年代开始即时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遗孀，而同乡关系加之与其继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与江泽民的交情由浅至深的第一因素。
直到当年江上青去世之时，江泽民还是少不谙事，与汪道涵也从未谋面，在中共对外公开的江泽民的简历中，他一九四七年大学毕业至一九四九年两年间的经历空白，但有海外报道说，一九四七年七月，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毕业后，是从报纸上找到一则美国商人在上海开办的“海宁洋行”的招聘广告，前往应试后，美国佬认为他机电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不错，英语表达能力不行。不过最终还是将他录取了，因为该洋行的动力管理部门实在急需一名懂得这方面业务的职员。
中共进城后，得知在洋行内任职的中国人中，还有一名叫江泽民的曾经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学生地下党员，于是便安排他参与军管会领导的接收工作，不久，洋行下属的工厂改名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江泽民被委任为副总工程师。
另有报道说，一九四九年在中共接收上海的过程中，汪道涵以华东军事委员会工业部长身份主管工厂接收，江泽民则作为从地下党员中挑选的技术人员参加这一工作，向汪道涵自报山门，汪道涵才得知之就是他要找寻的江上青的遗孤，自此，开始了两人的忘年交。
确实如毛泽东、王震等人一贯强调的那样，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是无数共产党烈士的生命换来的。有幸活着看到共产党坐江山的一天并因此而得到论功行赏、封官晋爵者，自然都要把关心和培养烈士遗孤的工作，变成党内不成文的规矩，李鹏和邹家华等人的成长过程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同样道理，自汪道涵与江泽民见面时，无论从“党性”出发，还是从人性角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都迫使他要对这位烈士遗孤倍加关照。
惺惺相惜建立共同语言
如果说汪道涵对江泽民最初的关照还只是建立在这种“阶级感情”的基础上，那么令汪道涵与江泽民成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忘年之交，除了江泽民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对汪道涵的尊重之外，两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经历也是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共同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汪道涵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参加中共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比汪道涵小十一岁的江泽民经汪道涵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支部秘密接收为党员，日后两人谈论起这段经历，江泽民曾谦虚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辈的后应，令汪道涵更加感觉与自己的这位小学弟简直就是“相见恨晚”，阶级亲情之外，又增加了一层难得的缘分。
五十年代初，大批中共华东系统的干部被充实到北京中央政府，汪道涵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则被安排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在上海的直属机构第二设计分局，任电器科长。当时，汪道涵有心带江泽民一同赴京工作，因为王者兰身边需要有亲人照顾，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王者兰出身上海名门闺秀，能诗擅文，其夫江上青战死后，曾亲做七律悼亡诗一首，令参加追悼仪式的汪道涵等人感动至极，其中“十年壮志山河动，一片丹心日月明”堪为佳句，而“誓抚遗孤承素志，尽除奸顽报深情”两句，更是道出了王者兰作为烈士遗孀对尽心抚育江泽民和他两个姐姐的责任感，此后，王者兰果然终身未有改嫁。
一九五五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奉命兴建大陆汽车工业时，抽调一批技术力量到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在汪道涵的特别关照下，江泽民名列第一批赴苏实习生名单，一年后，江泽民完成学业回国，无奈他所学的专业当时只有在东北长春开始兴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才能因才施用，无法在回上海工作，于是，他先是在“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不久又升任动力分厂厂长。
大陆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郊，不但天寒地冻的气候令江泽民这位江南才子难以忍受，当时大陆东北地区的城市居民“供应粮”又是以高粱米、玉米面和大碴子（破碎了的玉米粒，大陆东北人用此煮食稀饭）为主，江泽民这位自幼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更是无福消受，时间一长，得了胃病，只能私下里向汪道涵诉苦。
汪道涵那里除了江泽民个人的身体原因，同时也考虑到了一直留在上海的王者兰也确实需要儿子回到身边照顾，于是仅以烈士遗孀不能怠慢这一理由，江泽民便于一九六二年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上海，进入一机部上海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副局级干部）。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人都有记忆，当时全国实行“支援三线”，无论原居内地，沿海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都要高唱“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被调往东北、西南等地区，而要想被调回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简直比登天还难，而就是因为留住大城市的原因，往往是夫妻双方有一人被调到艰苦地区后，另一方宁可长期“两地分居”，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也不愿跟对方前往，为此，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而当时江泽民居然能从一汽调回上海，对汪道涵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文革落魄成忘年交
“文革”初期，江泽民已经从上海调往武汉市，但仍没有脱离汪道涵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担任该部在武汉的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虽然小受政治“冲击”，但一顶“烈士遗孤”的保护伞，使得造反派不敢过分对他为难，不久，他便被调进北京，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两年后又升任局长。
而在这段时间里，汪道涵却一度十分落魄，虽然后来也被“解放”出来分配工作，但长时间家庭经济情况不好，虽说“文革”前即已成为副部级干部，但因“文革”中断而后又恢复的高级干部“特殊供应”，当时在北京也只有正部级干部才能享受，所以，汪道涵的家里长时间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微薄的物质享受全部都是凭票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四两、糖每人每月半斤，最难堪的是每月一人一斤肉票，买了猪肉就买不了牛肉，买肉解馋就不能再买鸡蛋。
如今已经官居中共国家副主席，在中共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里排名第八的“无党派人士”荣毅仁，说起来在“文革”前即已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中央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但“文革”中虽有周恩来偶然关照，竟然也抽不上高级香烟，幸而有当时被毛泽东留用的王震即时照顾，将自己的“特供”香烟每月分出一部分，令儿子送到荣府，八十年代初，荣毅仁筹建中信公司之始，王震的儿子王军便可以军人加商人的双重身份进入中信，后来干脆连王震的另一个儿子王兵也拉了进去，都是因为王震与荣毅仁曾有患难之交，王震去世后，荣毅仁曾亲自撰写并公开发表怀念文章，赞扬王震对“党外人士”是如何厚待！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是因为“文革”中同情汪道涵的生活境遇而与汪氏进一步成为忘年之交。
七十年代初，江泽民因为沾了从事“外事工作”的便宜，一度担任专家组组长，被派驻罗马尼亚，虽然当时只是个行政十五级干部，比汪道涵低了六级，但实际生活待遇反而比汪道涵要好得多，从罗马尼亚满载而归后，江泽民立刻赶到汪道涵家，送上从罗国带回的奶粉糖果之类，令汪道涵全家大开“洋荤”。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如果谁家能够得到一套罗马尼亚家具，必定会招来街坊邻里的羡慕和妒忌的眼光，在此基础上退后十年，来自罗马尼亚的奶粉和糖果，就更不是一般意义的礼品了。
文章来源: 名将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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