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迄今，亚洲国家的新领袖纷纷陷入政治困境，最惨的菲律宾总统艾斯特瑞达已因与赌博业勾结，黯然下台；泰国总理乃川因贪污罪被起诉，所属政党在大选中也败北；印尼总统瓦希德推动政务软弱无力，面临暴乱和分离主义威胁，苟延残喘；台湾的新总统陈水扁更因无法赢得国会多数支持、核四案反复，进退维谷。“南华早报”月前将部分亚洲领袖喻为“小丑治国”。
西方媒体对亚洲的政治和领袖的看法，往往含有西方式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偏见，不一定公平，但南华早报形容某些国家新领袖上台，政治恍如“连续剧”，政治人物们作秀是尚，建树有限，却颇贴合现实的情况。亚洲许多国家实施西方式的民主，的确出现了许多问题。
旧体制的包袱固然是新领袖们绑手绑脚、难以发挥的因素。譬如陈水扁的少数总统无论普选或国会皆未能获得多数支持，必须和国民党、亲民党妥协，但自身却摆脱不掉“胜者通吃”的旧观念，于是阁揆人选反复、政策协调裹足不前，所以上台八个多月来，步履踉跄、摇摇欲坠。
不可讳言，亚洲国家领袖的困境，有些是起自人民对领袖的不正常期待所致。举最近的例子，新年甫过去，阿扁回老家台南官田祭祖，并循李登辉前例，发放父老子弟“红包”。虽然内容只是区区新台币两百元，但民众漏夜排队，队伍长达数公里，还有人远从金门来；拿到红包的民众喜孜孜地说，这是国家元首带来的“吉祥”，会为一年带来好运，红包将一生永留纪念等等。
类似现象固然和民俗信仰有关，但不正常地把领袖人物“全能化”，寄望领袖成为“救世主”，化解一切困厄和解决所有问题，显然不切实际。亚洲国家人民初享民主滋味，政治的热情容易转为盲目的崇拜，例如新新人类对阿扁、宋楚瑜魅力的崇拜，“扁帽”成流行时尚，新年“红包”被夸大象征意义，都是特殊魅力的崇拜现象，这种崇拜也很容易导引为新的“造神”运动。
领导出现问题的亚洲国家中，或多或少都有“儒家”文化的色彩。过去西方学者把日、韩、台、星、泰、马等国家的某些政治现象，归因于儒家文化影响。选举使政治人物必须作秀，于是政治人物个个浓妆艳抹、奇装异服出现在群众面前，美其名为“亲民”，却无实质内涵，虽可藉机将个人群众魅力全能化、神化，但现实的反对力量和棘手的政治难题，往往将领袖打回“凡人”，这种忽神忽人的“小
丑”于焉出现。
时间固然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譬如旧体制、旧势力会随选举重整而瓦解或整合，减少对新领袖的掣肘；制度健全化也会让人民的参与和民意完全导入立法体制内，毋须再依赖“圣君明主”，但整体的进步和民主的提升最终还须靠人民的水准提升。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菲律宾“人民力量”庞大，最早发挥影响力，但选出的历任总统未见好结果，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别；我们不忍苛责台湾的同胞和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成果，但如回想近十余年来的怪现象，正是因果有报，罪责在谁？真的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了”。
(转自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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