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电】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因素，观众的核心感情也不尽相同；华人情操则触动了不同人种。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道，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去年底在美国上演，至今已经打破所有外国影片的卖座纪录，并且得到今年金像奖的十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导演），好评如潮，雅俗共赏，据说甚至连美国妇女也特别喜欢这部“功夫片”（美国人把一切古装、武侠、拳脚影片都叫作功夫片）。然而，此片在亚洲各地却卖座平平，在香港首演时，广告宣传甚至打入郊区沙田的新城市广场，近日重演，票房仍不太理想。据该片制片人说，在台湾和大陆卖座不错，不知情况确否。
这给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启示，也使我觉得对于影视文化的分析──作为学术界所谓“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确实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全球化”浪潮席卷商品世界，一部作为商品的电影，和它所生产和消费的地区流动关系，实在值得作“跨科际”和“多元化”的研究。然而，仅是卖弄理论名词无济于事，学者在自我建构的理论中可以自鸣得意，但我认为一切理论应从实际开始，所以先谈谈对于这部电影的实际感受。
去年夏天在香港初看《卧虎藏龙》，记得自己坐在又一城商场的电影院里，观众不少，但相当安静，观后看到不少学生静悄悄离场，反应不够热烈。与康城影展观众在看完飞檐走壁那场戏后全体起立鼓掌的盛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为甚么？我当时也觉得□异。
也许，对一般习惯于暴烈的动作镜头的香港观众而言，这根本不是一部武侠片，确实不够刺激。其实，李安的作风一向以温柔著称，从不暴烈，所以此片可能以意境取胜，只不过以武打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特别是周润发和章子怡在竹林比剑的一场戏，应该是全片的高潮。我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想到老友胡金铨导演的《侠女》，片中也有一场竹林大战，遂悟到此片可能是李安向胡金铨致敬之作。香港的几位影评人大多也作此看法。
近日偶阅《纽约时报》周末版，有一篇李安的专访，美国记者和他同看一部他自己最喜欢的旧片的录像带──竟然是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凌波和乐蒂主演，大唱黄梅调，在六十年代的确风靡一时。李亦说他小时候在花莲初看此片，而且和许多观众一样连看数次，而且每看必哭，甚至唬啕大哭，使得座旁悄悄流泪的妇女都觉得奇怪。事隔三十多年，李安在纽约重看此片录影带的时候，仍然禁不住泪眼汪汪。他边哭边对记者说：“场景镜头如何拍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核心感情，一种感动我们的原汁，在于整部片有否从较深的层次上产生效力。你知道，这是一种原始感情，说不出来，也没有任何字眼可以表达出来。这部影片对我的影响正在于此，此后，我一直想（在自己作品中）重新找到它。”
当然，观众或影评家可以不管作者或导演意图。对我而言，同是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就看不下去。几年前《铁达尼号》（中国大陆译《泰坦尼克号》）在香港卖座的情况和《梁祝》十分相似，不少观众看了无数遍，而且每看必流泪。也许这两部片子的卖座成功，都在于李安所说的“核心感情”？但一向感情充沛的我，为甚么观后竟然无动于衷？
这绝不是一个艺术上高调和低调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情绪”（culturalsensibilities）──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不同的文化情绪。
先从李安本人谈起。《卧虎藏龙》原著小说他读过，王度庐小说中的情操可能更近于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和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不尽相同，当然更异于目前在港台极为流行的日本连环画──其中暴力和科技的成分最浓。非但如此，问题是何为李安所要寻找的“核心”情操？小说主要人物当然是李慕白，但周润发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否充分发挥了那种传统社会中被压抑的儿女之情？
《时代周刊》影评人最推崇的反而是章子怡扮演的小龙女。与李慕白的收敛正相反，她表现的是叛逆和聪明外露。而李安自己更重视的却是李慕白这条“卧虎”──和卧在他内心深处的核心感情。也许，美国的女性观众更能体会到的却是杨紫琼和章子怡所扮演的西方独立的女性角色，至少她们的武功都不差。年轻人或者更会认同章子怡和张震在大漠中的狂热恋情──非但毫不收敛，而且近乎一种“斯德哥尔摩心理”：被俘者反而对俘虏者生爱，好像最近的一部占士邦（庞德）电影也是以此为主题。
如果这部电影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各种不同观众的核心感情自然也不尽相同。《卧虎藏龙》的成功之处，可能是李安的这股华人情操反而触动了不同人种的反应。这可能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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