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5日讯】日财团法人交流协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最近在一项集会中曾经透露，“台湾对日本没有外交策略”。 日本的“交流协会”与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一样是一九七二年台日断交后成立的日本对台关系的窗口，工作人员其实就是日本外务省的官员，由交流协会的官员亲口说出台湾没有对日外交策略，这表示日本看穿了台湾，也是对台湾提供了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其实上台湾对日外交并非没有策略，而是策略不对。 七二年台日断交以来驻日代表处对日工作几乎只仰赖一个“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这个恳谈会在日本的自民党与台湾的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对促进台日关系虽然不无效果，但也非常有限。
在台湾的政府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美国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执政，以及日本政权即将更迭的新时代里，台湾决全面调整对日本的外交策略是一个令人注目的改革。
驻日代表罗福全指出，“如何在日本找出台湾的利益是今后台湾对日外交的最重点”，而台湾的利益到底又在哪里？罗福全认为是在日美同盟关系里面。 布希当选美国新总统以后，亚洲政策有两个最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将与中国的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义为“竞争伙伴关系”；其次是彻底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对台湾将有何种影响？台湾又如何从中运作寻求最大利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的专家指出，柯林顿政府与布希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最大不同点是，柯林顿是先有中国政策之后才制定亚洲政策，而布希则是先订好亚洲政策之后才订中国政策，也即是布希政府不会出现透过中国事务来决定亚洲政策的情形，这种结果将使美国的亚洲政策不会被中国所影响。
罗福全的看法是，由美国新政府亚太政策实际负责人如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Kelly）、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管派特森（Torkel Patterson）等都是相当著名的日本通而非中国通看来，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是以日本为核心，加强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关系，然后以区域性的观点来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问题。
在布希总统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之后，日美两国很多智库学者不断地往来两地，最受重视的是今年初日本的冈崎研究所与美国CSIS Pacific Forum等四大智库在东京共同举行的“日美战略对话”研讨会，分别做公开与非公开的会议，并且拜会日本首相、外相、防卫厅长官、产经大臣等政府决策人士，这些学者在日本开会后所完成的报告将向美国政府提出做为参考，并且于今年五月初在华府再度举办类似研讨会。日本方面也组成一个“日美安保贤人会议”做为因应。
日本舆论界普遍对美国新政府重视日美同盟关系的政策解读为“对日本是一种压力”，最大的理由是日本缺乏在政治上的自信，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与政治家都认为在时代的变化之下，日本应该早日做为一个“普通的国家”，和德国或其他的国家一样也能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与美国成为真正的同盟国，台湾也应该主动对日本提供一个未来美日同盟方向的具体看法，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促进美日同盟关系上应该发挥关键性的正面角色，台日关系也许会因此出现一个新的境界。 在理论上，美日同盟关系强化的趋势必然会提高日本国内再武装的声音，台湾内部错综复杂的日本情结也可能因此再度发酵，但是由于台湾是民主国家，对日本外交没有一定的社会支持或是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战争的理由而使日本甚至于在战后已经过五十五年的今天，在政治上依然抬不起头来，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敢与美国一样向中国展示强硬的手段，日本冈崎研究所在一月十四日举行的美日战略对话研讨会上，美国“史汀森”中心研究员宾谢尔夫（BinSelf）有如此发言：“我不认为日本会在有关台湾的安全保障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日本至少应该针对中国的军事管理，例如武器扩散等问题提出抗议，尽管中国宣称对台湾的飞弹威胁是”国内问题”，日本也应该出面表示反对弹道飞弹的立场。” 宾谢尔夫甚至还说，“尽管日本外务省不敢违背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日本应该要敢于对中国表明”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峡，在这个地区行使武力就是制造国际问题，台湾海峡与日本的国益息息相关””。
可是日本都没有这样做，因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需要美国的保护，既然不是“普通的国家”，在政治上就不敢大声说话，因此从外交战略的观点，台湾应协助日本成为“普通的国家”，也必须从旁推动日美同盟的紧密化，这也就是罗福全代表所说的“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寻找台湾的利益”。
台湾内部有人和中国同步，反对日美同盟，也反对驻冲绳美军基地，台湾海峡万一有事，最有可能出动帮忙台湾的军队应该是由冲绳来的美军，反对美军冲绳基地等于反对美军帮忙台湾，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目前台湾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大多偏向于影艺新闻与社会新闻，对于日本政情的报导也常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使台湾的对日外交处于非常脆弱的社会基础上，台湾的对日外交工作不能受到例如“台湾论”之类具有新闻煽动性的事件所左右，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指导，明白分辨出台日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罗福全举一个例子表示，九八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时在历史问题上和日本做了一个了断，而以大部分的时间对日本强调日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建立出日韩两国过去未曾有的互信关系；相反地，江泽民访问日本时则用大部分的时间教训日本人应该要对历史谢罪，也因此使日中关系出现七二年建交以来的最低潮。
台湾内部对日本的政治必须要有正确而公平的认识，“支持日本变成普通的国家”并不是“支持日本变成军国主义国家”，“支持日美安保体制”也不等于“支持日美以武力对抗中国”，日美安保并非只是军事上的意义，同时也包括经济、社会安定的意义，台湾对日本的认识不能被若干社会事件误导或过去的历史所影响，也不能被所谓的亲日派或仇日派的意识形态左右，并将此列为今后台湾对日外交的最优先顺位工作项目，这才是台湾的真正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