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如果历史仅仅是供人凭吊，它就应当局限在文学的范畴中。但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提供借鉴，因此我们才会充分重视它。台湾去年实现政权和平更替后，我越来越感到在台湾发生的民主化进程，在大陆也会同样发生，在步骤，方式，效果等等方面甚至会有很大的类似性。对于有志于建设大陆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人来说，从台湾的民主化经验中汲取经验，在用之于大陆，应当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我愿意陆续地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心得发表出来，目的有三：一是以史为鉴，二是希望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三是希望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能多一些对具体的策略和纲领的研究。
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比起党外运动，学生运动起步较晚，但一如所有学生运动一样，对社会进步起了刺激与推动的作用。
台湾的学运开始于1987年，其背景是蒋经国主导下的政治变革以及随之而起的社会活跃局面。在1987年，大学生在校园里搞地下活动，影响波及到社会，是一个新现象。
早在1985年12月，辅大的学生地下发行学生民刊“改造”，首开校园民主活动的先河，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尚在高压时期，“改造”出到第二期就被查封了。1986年11月开始，政大的学生开始创办“野火”，其名显然来自当时风行校园的龙应台的“野火集”一书。“野火”开始时不定期出版，每期印3000多份，以写信的方式讨论校园言论自由，学生权利，学术与政治问题。“野火”的成员早先曾经是校内官方所办并发行全岛的“政大青年”的骨干，后来因为表现太活跃，该刊被当局下令停办一年，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一直在体制内，很容易被弄掉”，于是决定转而走入地下，创办“野火”。为了保证可以持久开展活动，他们很注意策略问题。他们的基本主张是“贯彻校园民主，求得知识的开放”，不把议题扩散到校园外的政治层面。他们仔细研究过校规，做了风险评估，认为只要维持这一原则，所可能遭受的处罚顶多是记过，不至于退学或被开除学籍。对他们来说，只要不退学，就豁出去了。他们的刊物一般都是放在固定的地点，让同学自行取阅。短短五期之后，“野火”已经在校内流传开。据1987年5月政大新闻系四年级学生做的调查，在抽样问到的400名学生中，听说过“野火”的占96％，读过的占81％。在回答是否赞成出版“野火”是，赞成的占44‧5％，不赞成的占20‧1％，24‧4％的人无意见。（《新新闻》总12期）。可见他们的突破性行动已经得到校内广泛的注意和支持。
比较不同的一种学运形态发生在台大。台大素有民主风气和学运传统，因此他们的校园民主活动相对更积极和公开。1986年10月，台大“大学新闻社”因为审稿的问题遭受校方停社一年的处分。一群对此不满，平时有联系的同学决定于10月24日晚上，在台大门口举行“大学新闻社”惜别演讲会，在讨论的过程中成立了名为“自由之爱”的地下社团。其核心干部包括吴介民，林志修，吴典蓉，林佳龙，杜文仁，罗元辅，林继文等7人。他们最后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声明，表示后果由他们七个人共同承担。12月12日他们公开发行“自由之爱”刊物提出“保障表达意见的权利和集体交涉权”的主张，议题包括全面修改大学法，保障学生言论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学生议会直接选举，教授治校等。与政大的学生相同的是，他们也很注意运动的策略问题。在回答外界关于学运与民进党的关系时，他们既表示支持民进党的民主诉求，又表示“校园民主应独立于政治之外”，他们反对学生走上街头，不愿意把校园运动纳入到反对体制的政治运动中。这样的立场表现了学生化和单纯的特点，因为校园民主不可能与校外的政治环境没有关联，事实上国民党就直接插手校内社团和刊物。但是学生运动在初期的这种立场，从客观效果上讲，起到了保护自己和争取最大多数支持的作用。当年参与学运的学生，在运动中锻炼了自己，很多人以后成了台湾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比如林佳龙现在就是台湾“国安会”的4名咨询委员之一。
回顾台湾学院初期这一段历史，我觉得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校园民主从策略上讲要采取渐进的方式。范围上先局限在校内，议题先围绕学生自治或生活福利问题，方式可以先地下后公开，以争取更多同学的支持。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有限度的突破。
二、校园民主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考虑的包括办地下刊物，举办公开的座谈会和非公开的讨论，办讲座，张贴小字报，援用法律手段维护个人权益等等。
三、要形成一个领导圈子，大家一起承担责任。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和当局分化的可能。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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