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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7日讯】 当香港特区行攻长官董建华本周一走向世界报业公会讲台时，来自香港和全世界的自由新闻工作者期望他讲些什么呢？对于世界报业公会主席帕金森强调资讯自由是天赋人权，指出中国当局正加紧压制资讯自由、关押着至少二十一名新闻工作者，董建华会如何回答呢？
很遗憾，董建华在被吹捧为与帕金森“计锋相对”的演辞中既没有强调新闻自由的原则，也没有对帕金森的指责做出正面回应，而是学着中国官方宣布机器的语调，讲些“假、大、空”的东西。
具有独立意志的新闻工作者无疑会期望董建华至少像前任和现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曾荫权那样确认、表示尊重并恪守新闻资讯自由的原则，像他们那样表明，即使备受传媒批评，绝不会在新闻资讯自由方面退缩妥协，他的政府绝不会以任何手段压制新闻资讯自由；他应以此表明，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的新闻资讯自由无损；趁此机会表明，董建华自己会竭尽全力，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
世界报业公会主席帕金森对于中国政府压制新闻资讯自由的批评，董建华其实未作正面回应。人家说的是与报界息息相关的压制新闻自由，董建华不知是否有意，却失去大谈由五千多年的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到近代中国历史变迁，借此回避当代普世价值中重要的新闻自由在中国受到压制，乃至在香港也开始受到威胁的现状。
当董建华大言不惭邀请人“到大城小镇走一走，听一听各地老百姓的心声”时，他知道多少中国的现状？董建华到中国，除了会见达官责之外，必然处于严密保卫之下的他有可能在中国听到老百姓的心声吗？当他说到“当今的中国领导层是历史上最开明进取之一，外国政要与他们见面，都予以高度评价”时，他用何种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今的领导层？董建华在“六四”十二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讲，他难道不知道现今的中国领导人坚持不愿改变“六四”结论吗？当今的领导层比八十年代执政的胡耀邦、赵紫阳开放吗？外国政要会在作为中国领导人下属的董建华面前丧失外交礼仪大弹他的上司的不是吗？
这样说并非否定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进展，但是，真正关心祖国而不只是关心他本人既得利益的人同时知道，由于拒不接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且不说贪官恶吏横行，也是问题重重，连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承认“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严重，国企改革举步难艰，下岗失业者和流动民工处境悲惨。董建华对于贫穷苦难的同胞有多少了解（且不说有多少同情）？
至于世界报业公会年会参加者以及国际上和香港新闻工作者关注的中国新闻资讯自由问题上，董建华需要了解的现状更多。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传媒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变化巨大，许多由党机关报衍生出来的报刊由于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自谋生路，一方面走向庸俗、煽情，另一方面变得关心民间疾苦、关心民生，批评地方政府。但是，中共宣传部门对于报刊的控制仍相当严密，不得涉及高层领导人和制度性问题，他们颁布的各种规定以及控制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手后像紧箍一样套在中国新闻工作者头上。新闻工作者如果敢于越雷池半步，轻者降级或撤职，重则身陷囹圄。不信的话，前者刚有广州《南方周末》负责编辑记者被撤职或降级，后者除了帕金森提及的最少二十二人入狱之外，还可以看着本报刊出的中国女记者高瑜平实记述出狱前后经历的文章。
就新闻自由的原则而言，不论以什么借口，任何限制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逮捕、关押和迫害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都是对新闻自由的践踏，不可视而不见，也不应该像董建华那样，顾左右而言他，以“假大空”来回应，更是令人齿冷。
信报社论（二００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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