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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日纪元特稿】 中共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应尊重历史，承认屡犯重大错误的症结在于没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没有民主的根源在于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建党理论，并浸淫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传统，而形成极权专制主义制度。中国应实行民主制，多党并存，实现言具洲、出版和新闻自由，使中共能受到党内、党外的监督与制衡。如此才能有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也才能有中共自己的生存之道。
中共建党八十年评说
——错误的根源是没有民主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诚不能以一瞬：但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应能做出多少事业，足以对人民、国家和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党，当此建党八十周年之际，自当谦虚谨慎、斗心自问，检讨八十年来的得失、成败、功过，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和人民一起探究其所以如此的历史根源、制度根源和埋论恨源，俾今后能纠正错误，有所创新，与民更始，以新的面貌立足于新的世纪。
这一点，可以说是全国的民心所向。中新社北京五月十八日电曾报道：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在访谈中说:”在党八十年华诞之际，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的已不少，我想就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提点看法与建议。”海内外不少心系祖国兴亡之士也倡议人民共同反省中共八十年的历史。
中共领导层却与民心背道而驰。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确定迎接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宣传的主旋律是”三个伟大”
“中国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开放伟大”：指令各大传媒在宣传报道中要歌颂和体现”三个好”
“共产党好、社曾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同时要把江泽民提升到和毛泽东、邓小平同样的位置;并严禁出版部门出版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批评毛泽东的书刊，以免影响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
中共的形象如何，不是靠中共自封或自吹自擂的，更不能靠纂改或避而不谈客观事贾的宣传报道来制造。中宣部企图以控制舆论的办法来迫使群众吹捧中共，以维持中共约”光辉形象”，不但是丑闻，更适足以显见中共政权色厉内在，丧失自信心而已。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中共耗费以百亿计的人民血汗钱举办盛典，在游行的队伍中和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只谈成绩，讳言缺点，抹煞历史的真实，以突出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并制造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中共领导层自以为得计。实际的后果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批评和谴责，使江泽民和中共约威信更加降低。
今次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中共领导层能不能吸取教训，实事求是一些呢? 从中宣部的部署来看，显然是不能的。中共约八十年，有待人民来评说。
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多维、复杂、曲折，全面评说必须史实与理论并举，非众人之努力写成专著不为功。本文只能就若干关键性大事，略作分析，以探究其得失成败的原因所在。
中共在八十年中的一个贡献
纵观八十年的历史，中共和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抵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干预而提出来的。@lll坦是中共自己的创造性的贡献。
今天中年以上人士对于新民主主义多耳熟能详，而申年以下者则所知不孝。因此，有必要引述其要旨。
新民主主义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要消灭的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申等资产阶级，在经济纲领方面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为国家所有，保护民族H一商业。明确表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政治纲领方面，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期，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丐-坦几项自由是最主要的。毛泽东和申共一再声明：在几十年中，中共约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
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一九四九年九月公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王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和政策，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民主自由约诺言深得人心，它动员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中共执政之初，虽然工作中的某些偏差在所难免，但基本上根据《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行事。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社会风气逐渐好转，确实出现了开国的新气象。至今不少人仍称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共统治下的黄金时代。
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的承诺一目犹在耳，《共同纲领》墨渖未干，却没有经过政治协商会议，没有经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讨论和决议，毛泽东即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一则批示中批评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中间阶级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对象。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实行二一大改造，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并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三种表现：”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他还把”过渡时期”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廷-坦样，原来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被一笔勾销了。
从此，毛泽东逐渐走入一个思想的误区，不断地反”右倾”，日益背离并否定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转而追随斯大林主义，逐渐形成左的、甚至发展成为极左的纲领路线，给人民和国家带来重大的灾难。
如果按照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按照《共同纲领》，搞几十年不变的新民主主义，也许中国不曾走那样大的弯路，人民不会遭受那样深重的灾难。
请看今天中国大陆，所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埋论”上建立的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支离破碎，缺乏肯定性和完整性，给人以”申国特色像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感觉，还不及新民主主义的系统和完整。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较之以民主自由为内涵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大大后退：在经济上不但没有保障人民的福祉，反而两极分化，重新出现了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今天大陆不少资深学者重提新民主主义，可见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我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八十年中唯一其有创造性的．页献，可惜被毛泽东自我否定。《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毛泽东正是如此。
我突出中共约这一贡献，因为中共所称许的其他贡献和成就均难以与新民主主义这一页献相比。
例如，中共经常炫耀: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体系的基础。这确是个成就，但这不是中共约创新，而是照抄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迅速工业化政策。那是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剥夺农民，压低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报酬来进行的;是以资源浪费、匮乏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代价的。其长期性后果是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人民不满，最后不得不实行经济改革。
又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得国家独立，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以及香港澳门之回归，这些确真是在中共治下完成的。但这些不是中共约政策创新的结果。总体来说，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之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潮流，加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一方的结果。二次大战后相继取得独立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在多有。诸如印度、印尼、缅甸以及非洲诸国，均是如此。印度之收回被葡萄牙侵占的果阿，且先于我之收回澳门。
再如，中共现在最所津津乐道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这也是事实。但这反而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正是逐渐废弃了原来遵行的列宁、斯大林的社曾主义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介配)，引进资本主义因素的结果。而且因为政治体制依然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旧体制，不但阻挡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且也阻滞了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从而造成了今天大陆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金融财政潜伏危机、贪污腐败、道德败坏、治安告警等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状况。
我不赞成把中共八十年说成一团漆黑，否定一切。但是对中共约贡献和成就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能听任中共自吹自擂，忘乎所以。
八十年申的三个重大错误
谎言和恐怖同样是极权统治的特征。奥威尔(GeorgeOrW臣)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年》描写该书主角温斯顿．斯密士(乏instonSmith)，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真理部”的小党官，他的工作就是修改书刊以使之与当时大独裁者的言论相符。
中共建党八十年，执政五十二年，屡犯重大错误，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但中共当局讳莫如深，自欺欺人，对历史上的重大错误或者索性不讲，或者轻描淡写，以显示其”伟大、光荣、正确”。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得快”。中共不承认自己犯错误，当然不能从中学习。这是他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共执政以来，至少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不能不讲。因为它们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大的灾难。它们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武装镇压八九民运”。中共必须从这些重大错误中学习。
先说”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和组织的。一九五六年由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而为中共中央集体所同意的”反冒进”，是正确的，毛泽东却强调”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于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一九五八年五月间在多次会议上愈来愈猛烈地批判”反冒进”。毛泽东提出而为中共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所批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反冒进”，主张”大跃进”。”大跃进”不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当时的基本情况提出来的。而是毛泽东为证实其所谓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右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这一政治需要而提出来的。因而带有主观性和左的倾向。加上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促使全党全国自上而下刮起一阵高指标、瞎指挥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这种歪风之下，实际上经济已经出现许多间题，包括出现”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是中共创造出来的”饿死人”的代名词)。一九五九年，中共内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高层也有不同看法。该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土是代表了广大群众和党内高层不少人的意见。毛泽东却独断专行，批判彭德怀，反击”右倾”和”修正主义”，并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反而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
“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迄一九六O年，三年间农业大幅度地”跃退”，粮食、棉花都跌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作物跌到建国时的水平以下，轻工业出现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轻工业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困难。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按官方统计计算，全国”非正常死亡”和灭少出生人口数达四干万人，并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这个重大失误和灾难，中共在回顾其八十年的历史时，难道可以忘记和掩饰吗？
再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倚仗其绝对权威和无比声望，不通过任何合法组织和程序，以纵横埤阖、阴谋诡计和突然袭击的办法打击其他领导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大权。实际上这是一场政变，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团，以毛泽东的极左错误的个人专断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疯狂和荒谬的程度。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人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却被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加以压制和打击，后来还受到残酷的迫害。
于是文化大革命就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主导下，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推行一系列的极左路线，并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其时，宪法被撕毁，法制被践踏，一切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为是非正误的标准，实际上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场天下大乱、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而且后患无穷。
在经济上，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国民收入的损失超过了建国三十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从而使中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的距离日益拉大，落后几十年。
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中国的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在”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极左论点指引下，中共实行反智主义、文化毁灭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被迫害，文物被砸毁，学校被停课，书刊被禁钢，宣扬”书读得越多越蠢”，鼓励”一父白卷”。致使文艺凋零，科技落后，人才断档，文旨增多，斗争哲学高于一切，社会道德伦理被破坏，是非真伪的标准被颠倒。贻害之深远，绝非短期内所能克服。
在封建法西斯专政下，大批干部群众惨遭非人的迫害和钟压。据官方统计，文革期间全国有近七十三万人被诬陷迫害，其中近三万五千人被迫害致死。
对于这场导致重大灾难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领导层虽然曾经明文规定要”彻底否定”，但是作出此规定以来约二十年间，不准研究文革、不准讨论文革、不准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书籍，则所谓”彻底否定”岂非空话?而且此类”不准”愈演愈烈，竟至收集文革历史资料的学者都会被逮捕。真令人担忧文革的灾难会不曾重现了。
再次，讲”六四”惨案。
八九民运是一场和平、理性、有广泛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反对中共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诉求，不过要求改革，成立自主的学生会，和要求反资污(当时叫”反官倒”)而已。却早在运动初起的阶段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因邓小平一锤定音而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被宣布为”动乱”。对此，广大人民不满，中共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实践却沿着这个定性而发展，更改不得。以至矛盾不断升级。而在五月十七日关于戒严问题的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在两票赞成、两票反对和一票弃权的情况下，交由以邓小平为首的人老拍板。八九年五、六月间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由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司令部”作出的。他们的权力超乎党章和宪法之上。在对待八九民运问题上，他们决定戒严，决定调各路军马进京，决定罢免赵紫阳，决定提拔江泽民为总书记，最后决定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邓小平洗刷不掉的罪行。
“六四”镇压实质上是强硬的保守派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清算十年改革，反对民主化的一场政变。屠杀学生市民，扑灭八九民运，罢黜赵紫阳和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和流放自由化知识分子，以及延续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的经济上的”治埋整顿”政策和政治上的”反和平演变”政策，都是与这场政变环环相扣的具体内容。
“六四”惨案的后果十分严重。它不但屠杀和伤害了很多学生血二巾民，使中共和群众的矛盾尖锐得难以解决，使中共政权丧失合法性，并使整个国家屈服于暴力，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得伸张。”六四”中断了政治改革，使保守派统治至今。”六四”使经济改革不能深化，由此形成的畸形的经济体制甚至成为中共当局收买部分干部群众乃至某些学者的工具。这些都导致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要评说中共的八十年，要探讨中国问题的症结，上述中共约三个重大错误，一个也不能回避。
不断犯大错的症结是没有民主
从以上对中共八十年来的一个重要买献和三个重大错误的介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和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买献，毛泽东并信誓旦旦地说几十年不变。从实践来看，新民主主义确实在理论上周密合理，而且行之有效，受到人民群众和中共党员干部包括高层领导如刘少奇、邓子恢等人的拥护。但是毛泽东可以不经过政治协商会议，不遵守党章所规定的重大决策要经由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竟可恶毒地批评持正确认识．的其他领导人，任意撕毁作为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和党章规定，一个人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一笔勾销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为什么?
再看”大跃进”。周恩来、陈云等党内领导人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其实是对的。但毛泽东可以颐指气使地批判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并迫使他们检讨。毛一意孤行地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称之为”三面红旗”。这三面红旗实行之初，已经出现偏差，甚至出现饿死人的事。但是，当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本来有很多人同意和同情，一旦毛泽东发起反击，批判彭德怀，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时，几乎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又紧跟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使政策向更左的方向发展。这又是为什么?
再看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一九六七年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提出批评，竟被毛泽东打成”二月逆流”，压制迫害，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等等，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终于十年不绝，直到毛逝世才能刹住。这又是为什？
前述王买秀的访谈试图从党内民主问题作出解答。他说”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失误的内在深层根源都是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中共当局也曾经无可奈何地，羞羞答答地说：”建国以来对民主政治建设重视不够，是许多错误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六一二页)。
说中共屡次重复地犯重大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不曾错的。
没有党内民主，表现在哪里呢?
王贵秀在访谈中讲了没有党内民主的几点表现：
一、实际存在的家长制和变相存在的家长制。
二、实际存在的或变相存在的”官员钦定制”(按即马克思所说的”等级授权制”)，特别是领导者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三、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些领导干部从党委退下来，到人大，再到政协，是变相的终身制的表现。
四、存在着”以集团领导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
因此，促进党内民主必须废除上述四种现象，从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转变到民主的法治型体制。
当前，在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要求高唱”三个好”的主旋律的形势下，王贵秀作此切中时弊的针眨之言，确是大义凛然，难能可贵。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还要问中共党内为什么没有民主?
中共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实深受封建社会的皇权专制主义乃至江湖上的帮曾帮规的影响。具体地说，除党章外，在高层还有不能为一般党员所知的秘密条款。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见《毛泽东年谱》中册，第四三O至四三一页)。这就赋予毛泽东以绝对权威，有独裁专断之权。有了这一条款，一切党章、宪法、党的决定，对毛泽东都不在话下，毛尽可以”无法无天”了。实质上共产党根本没有党内民主，党章中所规定的民主实际上成为具文。在毛的专断独裁下，党的一此二口回层领导人也放弃党性，不敢坚持真埋;而一些向毛邀宠之徒更极尽迎合拍马之能事，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开始时，党内高层多数人对彭德怀的信是同意的。而当毛泽东”王赫斯怒”，一声令下：”党内有右派在猖狂进攻”，”要划清界限”，这此二局层领导人立即群起向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当时身临其境的手锐如今深有感触地说：”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不讲真理，大家确真是安之若素的”。这种讲义气，使毛泽东的近乎黑社会舵主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这种授予最高领导人以最后决定权的封建传统，并不随毛泽东之逝世而消灭，它像基因一样深深地植根于中共约肌体之内。一九九八年鲍彤接受(华盛顿邮报)和”美国之音”的采访，在讲到关于邓小平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问题时指出：十三届一中全会，赵紫阳当选为总书记。赵在就职时说：”尽管小平同志已经不参加政治局常委，但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复杂的问题，我们觉得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向小平同志请教。小平同志将来认为需要，他有权作出决定，有权找我们开会”：全体委员鼓掌通过，成为一中全会的决定。(见《争鸣》杂志一九九八年七月号第五十八页。)赋予邓小平最后决定权，实际上促成邓小平的”太上皇”的地位，是邓日后能翻手把总书记打翻在地，并独断专行决定”六四”屠杀的张本。
目前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独揽党政军大权的江泽民，无尺寸之功和任何威望。到目前为止，尚未闻中共党内明确地赋予江以最后决定之权。但江既居核心之位，又大权独榄，在中共的封建传统之下，他未尝不认为自己确实有最后的决定权。江泽民企图于中共十六大领导层改组时，虽不能再连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却仍然留任军委主席，重演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故技。如此这般，所谓党内民主，岂非侈谈?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谈党内民主，必须明确认定：最高领导人不过是中央委员会和常委曾的一员，不是凌驾于委员会之上的特殊成员，不能百有有形的或无形的最后决定权。
这里讲的只是党内民主即党的内部的监督、制衡问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想克服重大错误，并不再重犯，有党内民主，固然可以减轻或避免一些错误。但单有党内民主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全国实行民主，即人民民主。共产党不仅应该受到党的内部的监督与制衡，还应该受到党的外部的监督与制衡。
党的外部的监督与制衡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必须承认反对党的存在，即允许有相当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中国有句占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桓亡”，言其一个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极易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甚至曳曳沓沓，耽于安乐，陷于腐败。一个执政党也是这样。如果身旁有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其他政党，就会认真注意不能为所欲为，不能犯错误，以免被取而代之：就要兢兢业业，力求不犯和少犯错误，特别是不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错误。右没有反对党，执政党在短期内似乎可以稳定，所谓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它。但从长期看，这必将给执政党带来腐败和堕落，甚至”亡党亡国”。民主国家实行多党制，不是什么主观愿望，而是从实际出发的客观必然。试想，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反对党存在，毛泽东能够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作践苍生，危害国家，至死力休吗?
另一力面，必须承认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且允许它可以通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表现出来，即所谓人民的监督与制衡以及舆论的监督与制衡。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执政党就不可能一手遮天，长期弄虚作假，以致一发不可收拾。试想，如果大跃进时代容许不同政见存在，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那此丢同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弊病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就会被揭露，不致到了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已经饿孵遍野了，还由得中共把存粮高估出一亿吨来。也不至于已经左到了头，还由得毛泽东一意反右了。此之所以在民主国家里，必然存在异见分子和不同观点的传媒也。
所以，执政党想要真正避免犯重大错误，避免重复犯错误，必须既有党内民主，叉有人民民主，两者互为表里，互相促进。这一点，倒是被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实践所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真理，中共能否以自己的历史为鉴，有以知兴替，并有以知所改革呢?
必须重评共产党的建党理论
中共八十年来屡犯重大的错误，其根源乃在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这几乎是党内外的共识。群众固然议论久矣，中共自己提出这个结论，若从一九八一年底中共十一区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算起，也已经二十年了。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特别是中共可谓已经有所认识的最近的二十年间，民主制度之建立却毫无进展呢?
从源头上寻找原因，盖在于共产党的建党理论，特别是列宁的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向来引以为自豪的是让党一开始就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按：列宁逝世后，改称为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建党原则，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就是列宁的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这个理论文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发展，更走向极端。
列宁的关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理论，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即共产党专政。
二、专政的共产党决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即一党专政。
三、建立高度的集中制，使党的中央无论对于党内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拥有最大的权力。其基本特点，即自上而下地进行委任和指挥。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
四、共产党直接处理政府工作的具体问题，即党政合一，而且党凌驾于政府之上。
五、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列宁特别强调领袖的作用。一党专政就等于领袖专政，领袖专政集中到一点，即个人独裁。强调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的原话。参阅苏绍智着《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再认识》，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
斯大林把列宁所阐述的一些理论加以强化和发挥，并把其中某些观点绝对化。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是党的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包括政权组织、工会、合作社等，不过是党手中的工具。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发展成为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埋论。从根本上说，是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同时又把党的权力集中于个人。这种以高度集中为特点的体制，在政治上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个人崇拜。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自觉地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自然采用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又根据中国的实际，采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本形式。毛泽东明确指出：”二、农、商、学、兵、政、党芒-坦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肆宣扬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集权达于顶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于宪法。其时，毛曾夫子自道：”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种体制已经形成为典型的个人崇拜制。
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接受了列宁的爱的领导体制埋论，本质上就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实践中更走向极端。我们应该批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建党理人而。
文化大革命后，在改革的呼声中，邓小平虽然提出过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共现行制度弊端中的总病根，并提出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政治改革的内容。但曰芒一十多年过去了。政改无寸步前进。根本原因就是邓小平本人并没有看到党的领导体制本身的问题，特别是中共建党原则的问题：而且还坚持以党的领导即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因。”六四”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不但不进行政治改革，而且日益依靠专政机器，依靠恐怖与谎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中共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应该有尊重历史的信心与雅量，从八十年的实际出发，承认犯有重大错误，从中吸取教训，找出症结所在是没有民主。而没有民主的根源在于既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为核心的建党理论而僵化不悟，又浸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专政主义的传统而不能自拔。中共若明乎此，应与人民一起批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建党理论，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破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死结，承认其他独立的政治力量，承认异见的存在，贾行多党制，实现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使中共既接受党内的监督与制衡，又接受党外的监督与制衡。这样才能找出克服腐败，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也才能找出中共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不致于使中共与中国真的被中共近来常说的”亡党亡国”的不祥之语不幸言中。
二00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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