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3日讯】编者按：二零零九年是中共的神经年。人神经大发了会崩溃，党神经大发了，就会自杀，甚至被“自杀”。过去一年“自杀”或“被自杀”的中共细胞组织的官员何其多，正好印证了这个烂党离自戕不远了。
因三鹿毒奶粉事件下台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辞职十五个月后，已届退休年龄，最近竟破格获准出任副部级、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引发众怒，甚至官媒《新京报》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出漫画讽刺。其《老衲局长小李》漫画模仿中央领导人的语气：“毒奶粉的事也不能全怪你嘛”、“毕竟你又不喝婴儿奶粉”、“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啊。”
《新京报》登漫画讽刺李长江复出。（网路图片）
李的复出虽然引起轩然大波，却也不意外。著名事时评论人石藏山指出，现在正是中共十八大之前各派势力官场卡位战的高峰期，李长江是团派人马，又是省部级高官，毕竟团派“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啊”，李自有复出之日。
石藏山说，中共官场体制有一道明显的坎，省部级与地市级的待遇明显不同，一旦官当到省部级，除非特殊情况，基本是被中央保全的状态，不会轻易被罢黜；或者说以省部级为背景的高层关系网，会对其本人构建一道强有力的权力保障。李长江的复出就是此官场功能的范例。十八大前，中共官场一批在地市级多年打拼的人物，必然要展开进军省部级大位的“跨坎”攻势，实际牵扯到不同派系权力与利益之争，暗地里往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
综观二零零九年的中共官场，类似年末幸运复出的李长江还仅此一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更多的中共官员不幸“自杀”或“被自杀”，不仅成为大众话题，也成为永远解不开的死亡之谜。
盘点去年部分党官“自杀” 案例
二月八日，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沉忠良（四十七岁）在办公室上吊“自杀”。《资讯时报》
二月十七日，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张胜利意外死亡。
二月十八日，安徽省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四十六岁）从办公大楼临街窗户跳下身亡。《安徽市场报》
四月十七日，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于四月十七日被发现自杀于家中，原因系经济问题。《广州日报》
四月二十日，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
五月二日，浙江湖州市副市长倪玲妹坠楼身亡。调查结果称：倪因家庭矛盾与其夫激烈争执后，情绪失控，自行攀爬卫生间窗台坠楼身亡。
五月二十一日，江西黎川县委书记谢昌贵双规期间自杀。《新京报》
九月十九日，浙江嘉兴市安监局长鲍臻在家坠楼身亡。公安部门确认鲍臻坠楼系酒后不慎。
九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安庆市商务局局长周新（五十六岁）从安庆市委综合办公楼坠楼身亡。（新华网）
十一月五日，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工商局长谢某某（四十七岁）从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跳海“自杀”，近二十小时后奇迹获救。《华西都市报》
十一月十八日，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四十五岁）在家中自己用水果刀刺中左腋大动脉，“自杀”身亡。《新京报》
十一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被发现在其自家楼下死亡，身有多处刀伤和挫伤。对于死因，警方初步认定杨系“自杀”，但家属却持不同意见。
十一月二十八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进修学院院长、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厅级）乌小青，在该市第二看守所“自杀”身亡。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被羁押在重庆第二看守所里，正等待法院审判的的犯罪嫌疑人乌小青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时分上吊自杀身亡。（网路图片）
十二月二日，甘肃省兰州市国税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马兰芳从办公楼五层坠楼身亡，现年四十六岁。据介绍，马兰芳平时乐观开朗。
停放在家属院内的马兰芳尸体。（网路图片）
十二月二十三日，现年五十七岁的江苏南通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孙启明在家中阳台晨练时坠楼身亡，坠楼前晚，他曾让儿子、儿媳为其准备西装、领带，已备次日会议所用。
十二月二十四日，宁夏组织部副部长在北京酒店割腕自杀身亡。原因不明。
“自杀”还是“被自杀”
国内官方报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进修学院院长、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厅级）乌小青，十一月二十八日留下遗书后，趁同监舍被羁押人员午睡之机，避开监控录影，用棉毛裤裤腰绳，在内监门处上吊自杀。资深媒体人士姜维平撰文指出，重庆“涉黑”官员乌小青这样的副厅级干部，能在控制严密的看守所里用裤腰绳自杀，绝对是天方夜谭。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黑”另外挖出的厅级以上官员计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原局长陈洪刚，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原司法局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等。彭长健已于“双规”期间死亡，陈洪刚自杀未遂，文强在被审讯时态度强硬，叫嚣“别想从我口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三个公安局重要人物，一个突然死亡，一个企图自杀未遂，一个宁死不招，再加上现在“被自杀”的乌小青，显然有一只黑手在后面操盘。
武冈副市长“被自杀” 家属揭真相
湖南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网路图片）
杨宽生，湖南武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四十七岁。十一月二十六日杨宽生在武冈市武装部生活区内的寓所坠楼身亡。现场发现，死者左手腕被多刀砍致三分之二断裂，后脑杓有一刀伤，颈部有四处刀伤，左胸肋骨三根断裂。二十七日，武冈公安局做出死亡意见书：杨宽生系因精神抑郁自杀身亡。二十八日，武冈公安局作出尸检报告认定自杀，但死者家人认为是政治谋杀，并透露死者生前曾说过与武冈市一两个领导有矛盾。
十二月二十日在广州的一家酒店内，杨宽生的妻子刘月红打破近一个月的沉默，和几名家属及代理律师滕彪等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了杨宽生“自杀”的真相。她向到场的十多家媒体呼吁，还她丈夫一个公道，并要求公安局对杨宽生死因案重新核查、现场勘查，重新做出死因认定，并立案侦查，并向公安部提出行政覆议的申请，推翻湖南省公安厅原先自杀的结论。
死者的外甥曾向朋友披露，省里面的一致口径都要求说是自杀，舅妈刘月红由于种种原因和各方面压力，已经被说服同意接受“自杀身亡”的“法医鉴定”了！曾经提拔过杨的、现在长沙任职的一位省领导也给杨家打电话，劝其“节哀顺变”，不要再闹了。但自始至终刘月红保持沉默。
刘月红在新闻会上说，丈夫出事后，武冈主要领导向她施压，说在杨宽生的房间里发现了不利于他的东西：一大笔现金。要求她配合政府调查，不能乱说话。她认为自己在丈夫死前打扫房间时没有看见过，并怀疑有人故意栽赃。
《新京报》记者从参与尸检的医生处获悉，杨宽生的尸体左手腕处有刀砍痕迹。肩部和背部有大面积挫伤，左胸肋骨断了三根，医生判断：“很可能是他杀。”
刘月红指出，“尸检报告”是二十八日做出的，而认定自杀的“意见书”却在二十七日就已经做出。
当地公安部门竟没有在现场提取血手印、血脚印、门把手的指纹、遗书上的指纹等重要证据，也没有证实现场不存在第二人血迹；“现场勘查情况”竟缺漏了杨宽生坠楼点的重要现场的勘查分析，如：尸体摆布状况、血迹如何分布、落地点与楼房滴水线的距离等重要因素。“意见书”的落款是“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武冈市公安局”（列印字样，无签字），但盖章只有武冈市公安局。属于假托上级公安机关的名义。
她还指出，楼下邻居XX证实，当晚有捶墙、脚跺地板及挪动椅子的声响。明显存在他杀的重大线索。但“意见书”上声称“对现场周围情况进行调查走访，均反映未发现异常情况。”
据办案人员透露，遗书的大致内容是：“我没犯错误，没收他们的红包礼金，我不想死，想搞死我的人是邵东人，父母妻儿请保重。我走了。”死者家属多次索要遗书被无理拒绝。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武冈警方在舆论压力下，才将杨宽生遗书影本交还家属，但家属和朋友认为遗书并非原件。
杨宽生妻子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杨被害前夜接到丈夫电话，说“有人要害我，XX和XX在合伙害我。”“我的手机被监控了，你的手机也被监控了。”后来又说“没事，反正明天要回邵阳的。”这些重大疑点也被故意掩盖和忽略。
家属还根据坠楼案发后最早到达现场之一的目击者描述，现场的地面上只有两滴血迹，其中一滴有拇指肚大小，另一滴更小。同时死者的姐夫吕开化也曾询问来到第一现场的一一０警察，警察说没什么血。家属认为这些情况与坠楼自杀的特征明显矛盾，反而更与濒死前被抛下伪造跳楼相符合。
刘月红还出示了丈夫留下的一张遗条，上面写着：“一条巨大的网路，一个小题大作文章，终于试出来了，阴险狡诈，但我必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上面没有日期的落款，但刘月红肯定这是她丈夫的笔迹。同时她还指出一个装有重要材料的包在她丈夫死后也不翼而飞。
死者家属认为根据掌握的情况来看，邵阳市以及武冈市有重要领导牵涉此案，由省内公安部门处理此案将遇到巨大阻力，无法得出公正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前不久，一则“杨宽生即将被提为市长”的消息在坊间流传。邵阳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县市级领导班子二零零九年度考核中，杨宽生的民意测评得票第一。
杨的亲戚透露，在有这个说法之前，有人先后到省里和市里告杨宽生的状。省市两级纪委随后前来调查，最后都没有发现问题。
杨的一位元外甥向记者表示，杨宽生性格耿直，其他官员做不好的事，他会接手去做。武冈血铅超标事件，引发上千名群众与警察对峙，“很多领导都不能处理好，但杨到现场后使事情得到了妥善解决。”
曾在武冈市委组织部任职的曾昭训称，杨宽生是一个好领导，“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唱歌不跳舞，常常周末都不休假，是个工作狂。”
外界分析认为，这些都是如今中共官场做官之大忌，容易招致嫉恨与不测。
自杀身亡事件频见报端
据香港《大公报》报导，近几年来，内地官员自杀身亡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自杀的手段不一而足，跳楼、开枪、割腕、上吊都有。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并且创下了多个“第一”纪录。
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王是在北京出差期间，从京西宾馆跳楼身亡；宋平顺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政协主席。
厅局级的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他曾是江西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今年四月在家中自杀。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与乌小青一样，是在落马收监期间自杀。
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更多，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长刘敏、福建福鼎市质监局长翁华铭、安徽固镇县财政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长沉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等。
党官自杀 民众少同情
官方把官员自杀归于当局加强了打击腐败的力度，而线民对中共官员自杀的判断简明扼要，除了“被自杀” 的灭口之外，就是真自杀，原因就两个：一是罪大恶极而又罪责难逃；二是牺牲自己保护家人和同伙。
对于官员自杀，似乎并没有获得民众的同情。中共官方《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结果前三大挑战都与官民对立有关。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
不少线民在网路撰文，要求当局公布官员自杀与被自杀的真相，还民众以知情权。中国俗话说“燕过留声，人过留名”，然而，中共官场的险恶，使得许多不幸之徒不得不留下永远难解的生死谜团。◇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55期“北京观察”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157/74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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